荣艳红

（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河北 保定071002）

众所周知，媒介传播领域划分受众数量的多少有一个专门的概念叫做“小众化”。它主要是指“由于受文化因素、利益因素、职业因素、心理因素以及生活观念、消费观念和价值观念的支配，仅仅有少量公众成为一个媒体的特有受众”［1］。与媒介传播领域受众的小众化现象相类似，在当前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教学和研究领域，主要以学科的学校教育属性为基点，学科教学长期以来主要以服务当前和未来教师的培训培养为目标，而学科研究又往往以服务于特定的教育组织机构、人员等的发展为目标。这种长期以来仅仅专注于特定人群特定机构的“小众化”学科发展定位，不仅使学科教学覆盖的人数偏少，学术研究成果仅与少数人相关且仅仅少数人有兴趣去阅读，学术研究成果的影响力也十分有限。与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小众化功能定位相矛盾，在历经多年的普及义务教育的努力后，我国国民的文化素质普遍有了较大的提高，普通民众对于其他国家或地区诸多教育方面的问题有了一定的认知兴趣，但是他们在教育类的众多出版物中却很难找到关于国外教育历史的既有学术品位又具备相当可读性的通俗出版物。面对这种矛盾状况，笔者认为，考虑到“教育”服务的对象不仅应该包括各级各类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人员等，同时也应该涵盖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的众多机构和人员；另外，鉴于任何学科不仅有探索高深学问的责任同时还有向下普及和传播高深学问，即广义的文化传播的责任，因此，笔者认为：在继续完善提高外国教育史学科“小众化”功能定位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功能分化，外国教育史学科教学和科研还需要在国外教育历史知识的通俗化、普及化方面下更大的功夫，而这种功夫无论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还是对于外国教育史学科未来的发展来说，或都将具有双重的意义。

一、外国教育史学科知识曾经有过的大众文化传播功能

我们知道，在外国教育史学科形成之前，关于国外教育教学理论、组织制度、思想流派等诸多方面的知识是散见于各个时期的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等著作中的。比如，苏格拉底问答法教学模式是当前教育教学改革极为推崇的一种教学模式，该教学模式的产生、发展以及如何操作等方面的记述散见于色诺芬的回忆录《回忆苏格拉底》以及柏拉图的哲学著作《理想国》等诸多的作品中；而柏拉图的《理想国》作为哲学名著，几千年来都在讲述著作者心目中理想国家所立足的宏伟教育图景；古罗马后期圣奥古斯丁的自传体神学著作《忏悔录》中就有较为详细的关于作者少年时期的学校教育理念、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珍贵资料；18世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也有专节描述罗马帝国时期雅典学校的发展状况以及当时宗教教育的发展情况……可以这样说，在外国教育史学科正式形成之前，由于许多思想性和可读性俱佳的历史、哲学、宗教、文学等作品中渗透了诸多国外教育历史的抑或完整抑或零星的知识，因此，此类作品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的同时，也起到了很好的传播外国教育文化的作用。比如，柏拉图的著作深受西方学界推崇，其对于西方社会几千年来学术思想的发展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英国哲学家波普尔曾经说过：“柏拉图的著作的影响（不论好坏）是无法估量的。人们可以说，西方的思想或者是柏拉图的，或者是反柏拉图的；但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说是非柏拉图的。”［2］《忏悔录》在西方宗教界中拥有广泛的读者，可以说它奠定了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理论的基础；而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出版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据作者描述：“我的书出现在每一张桌子上，而且几乎还出现在每一具梳妆台上。”［3］以上历史、哲学、宗教、文学等著作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与其受众的多样化和受众数量众多是密不可分的。同时，我们还可以认为，尽管在本质上以上作品仅仅涉及了外国教育史学科的部分内容，但是由于其在传播国外教育史实、教育家思想流派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这就为外国教育史学科知识发挥一定的社会教化功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外国教育史学科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小众化现象及其不利影响

与其他许多学科一样，外国教育史学科在其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学科服务对象小众化的过程。1779年德国著名教育家梅格尔斯道夫（C·A·Manglsdorf）的教育史专著《教育制度的历史研究》问世，标志着这一学科的形成。在外国教育史学科形成初期，许多的研究成果主要是教育人物传记，其读者人群的定位客观上说还是较为宽泛的。1891年以马克斯·韦尔（W·H·Maxwell）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明确提议把教育史学科研究成果纳入高等师范学校的课程之中，该提议遂得到了当时教育界人士的广泛赞同。而正是这一提议的逐步实施，影响了其后半个多世纪欧美主流外国教育史教学和研究的方向。而此后大部分外国教育史的研究著作，如保罗·孟禄（PaulMonroe）的《教育史教科书》；卡伯莱（E·P·Cubberley）的《教育史》《美国的公立教育》；弗里门（K·T·Freeman）的《希腊的学校》等，在选材方面更多地关注正规学校教育，在写法方面普遍地对人类社会学校教育制度的进步持乐观的态度，另外，为了服务于师范生，即未来教师培养的需要，许多研究成果都是按照教科书的标准来编写的。这种写法虽然进一步提升了学科的独立性，其研究成果也非常有利于师范生了解教育发展的历史，培养其职业自豪感，但是，由于过多地将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局限于教师培养培训领域，且学科教学也仅仅拘囿于师范院校，以上做法大为缩小了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受众人群。20世纪50、60年代后，经过修正派学者及其之后诸多教育史学者的不懈努力，“教育史研究的领域得到了拓宽，研究的视角从一元到多元，研究的方法不断更新”［4］。比如从区域上看，欧美之外其他国家教育发展的历史逐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同时，伴随着人们对于广义大教育概念的认识，研究者还逐步克服了以正统的学校教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倾向，力图将过去为学科研究者所不齿的政府、企业、社区、家庭、教堂、图书馆、博物馆、广播电视等多种社会教育的力量也纳入到学科研究的范畴；从学科研究的理论基础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还广泛运用了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心理学、哲学、文化史、经济史等学科的大量知识和研究成果；从研究方法上看，新的量化研究、口述史研究方法也逐步进入到了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领域……整体来看，该时期的学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与教师教育或教师培训课程之间牢不可破的关系，同时，由于研究视野的整体拓展，此时期相当多研究成果的服务对象也进一步拓展到了与教育教学相关的其他领域和组织机构。

但是，与学科研究在一定范围内的拓展不太相同，从学科教学方面来看，由于一些国家师范教育体制的转型加之教师培养培训观念转变等原因，外国教育史学科授课对象尽管在某些区域有了一定的拓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许多原有的区域，其授课对象数量却有相当程度的萎缩。比如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承担美国教师培养任务的除了师范学校之外，新增了教师学院、文理学院和综合大学等多种教育机构，教育史课程在美国师范教育课程体系中所占的比重已经呈逐渐下降之势；而在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多方面复杂的原因，在中等师范学校快速消亡的同时，我国高等师范院校不同幅度地压缩了包括教育史在内的基础课在教学计划中所占的比重。目前，在相当多的师范院校教育系科的教学计划中，外国教育史的课时数一减再减，甚至已经减少到了难以进行系统讲授的地步［5］。另外，由于教师培养培训观念的转变，许多人开始认为最有效的教师培养或培训必须依赖于教师对于自己行为的专业反思，也就是借助“行动研究”的渠道来获得，因此，他们对教师培养或培训中过多开设历史的、哲学的、教育的或社会学的等方面的课程非常反感，在这种心理以及其他复杂因素的影响下，1980年代早期，英国政府已经取消了教师教育中的教育史课程（Mc Culloch ＆ Richardson2000，P 40）；而1990年代中期，为了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学生未来的经济收益，澳大利亚教育部门要求在教育学硕士学位课程中突破先前设定好的学科知识授受框架（off－profile）［6］，教育史课程首当其冲受到了影响。

三、外国教育史学科兼顾大众化发展的设想

面对外国教育史学科小众化功能定位已经带来和未来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国内外有许多学者都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有学者认为教育史学科未来繁荣的途径在于：教育史学科作为范围更广的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用历史的观点来阐明教育的实践，用历史的观点来阐明教育政策［7］；有学者认为：教育史研究未来应该着重从探索规律到阐释文化［8］；还有学者提出：解决外国教育史教学方面的问题是重新把外国教育史看作是人类理智探索的一个新领域，从过去的教师职业的训练科目转变成为更具通才教育特征的基础科目……［5］笔者认为，以上学者对于外国教育史学科未来发展的构想都很有意义，但是由于这些设想更多地拘囿于原有学科框架，这样的设想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外国教育史的受众群体，扩大学科的影响力，但是由于普通民众对于外国教育史学科知识的诉求还很少能够进入学者的视野，因此，外国教育史学科广义的文化传播功能还无从实现。有鉴于此，笔者主张从功能分化的角度来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任何的学科都肩负着双重的责任，即探索高深学问的责任以及向下普及和传播高深学问的责任（也即文化传播的责任）。因此，可以将外国教育史学科功能进一步细分为：学术研究领域的外国教育史学科与作为文化传播使者的外国教育史学科两大类。笔者认为由于二百余年来的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一直走在努力促进学科独立、维护学科独立的道路上，专业化的学科发展定位将不可避免地使学科研究出现更细、更专、更有针对性的特征，同时学科教学也仅仅面向特定的人群和机构，科研和教学整体上均呈现出小众化的特征。即便在20世纪50、60年代之后，教育史研究的领域得到了一定的拓展，研究的视角从一元到多元，研究的方法不断更新，但是由于学科发展定位的局限性，这样的研究也仅仅是在有限范围内的拓展，而外国教育史教学在变化了的高等教育环境面前依旧改变不了举步维艰的命运。当然，笔者认为，一方面学科小众化的发展定位并不一定就是一件坏事。我们知道在电视媒体发展的过程中，伴随着媒体自身的成熟，专业化和小众化发展定位是其迈向更高层次发展道路的标志。比如目前中国的电视媒体已经从初期的全国人民观看一套节目，发展到为拥有同一兴趣爱好的若干受众开设专门频道的程度。从这个角度来看，专业化小众化的道路不是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中的倒退，而是其专业性逐步增强、学科逐步成熟的标志；另一方面，与媒介传播领域不同，由于教育史学科特有的“学校教育”属性，伴随着学科的成熟，当学术研究仅为少数人或少数机构服务、学术成果仅有少部分人能看得懂、学术影响力十分有限的时候，这不仅会对学科未来的健康发展造成显在或潜在的威胁，同时肯定也会对普通民众日益增长的外国教育史知识渴求造成巨大的漠视。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当前作为学术研究领域的外国教育史学科可以继续完善或优化其“小众化”的学术发展定位，使其对于高深学问的探求更加深入和精尖；另一方面，作为文化传播使者的外国教育史学科必须面向广大的社会民众，以民众对于学科知识的需求为动力，着力在学科知识的普及化、通俗化等方面下大功夫，在重新捡拾起外国教育史知识曾经有过的广义文化传播功能的同时，较好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对于外国教育史知识的渴求。

四、外国教育史学科兼顾大众化发展的迫切性与可行性

推动外国教育史学科承担起广义文化传播功能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普通民众对于教育类出版物（其中也包括外国教育史学科知识出版物）的巨大需求。我们仅仅通过考察国内电子图书市场对于教育类出版物的需求就可以约略感受到这种迫切的程度。

笔者选取的样本是号称全球最大的中文网上书店——当当网上书店。据相关资料报道：当当网在2012年第一季度出版物的销售额就达到7亿元。在网购图书市场中当当保持超过60%的市场占有率，占整个国内图书市场20%的市场份额（非教材、教辅）［9］。下表是当当网2012年前8个月每月前500名图书畅销榜中儿童类和教育类图书的数量及其比例（不包括教材、外语、考试和中小学教辅4小类图书）。

表1 2012年1－8月当当网前500名畅销书中教育类和儿童类读物数量及其比例［10］

从以上统计我们就可以看出：在当当网每月前500名畅销书榜上，平均5．98%的图书是教育类图书，平均22．95%的图书是各种各样的儿童读物。根据笔者的调查，在排行榜的儿童读物中，也有很多读物反映了儿童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中所遇到的诸多教育问题。比如连续9年雄踞全国儿童畅销书排行榜第1名，被誉为“世纪最有价值图书”的《窗边的小豆豆》，主要讲述了一个被传统学校劝退的一年级小学生，如何在一个适合儿童生长发育的巴学园里健康成长的故事；美国作家香农（Shannon，D．）的图画书《大为，不可以》，刻画了一个调皮捣蛋、爱搞恶作剧，让小朋友喜欢却让家长头疼的小男孩大卫，妈妈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大卫，不可以。整个故事诙谐、幽默而又充满着温情。大卫妈妈的举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传统家庭教育中对于孩子过多的约束。专门的教育类畅销书和很多涉及儿童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的畅销类童书不仅有着巨大的销售量，而且众多读者还积极参与了对以上图书的评价。比如，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尹建莉的家庭教育类图书：《好妈妈胜过好老师》，自2009年元月出版，仅仅两年多的时间，印量已达230万册，印数已达38次，发行已达220多万册［11］，同时仅当当网上就有165702人参与本书的评价，99．1%的人推荐购买此书［12］。《爱和自由——孙瑞雪幼儿教育演讲录》至少有30万家长读到了这本书，同时，17341人评价，98．8%的人推荐购买此书［13］。简·尼尔森的《正面管教》畅销美国400多万册，被翻译为16种语言，其在美国之外的国家销量就超过200万册，另外，该书在当当网上就有10838人评价，99．0%推荐购买此书［14］。以上人们对于教育类图书的阅读热情，从一个角度印证了普通群众渴求教育知识、盼望提升子女教育水平的愿望是十分强烈的。尽管目前当当网教育类畅销图书大多可以划归到家庭教育或学前教育类别，但是笔者相信，随着我国民众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加之学习型社会的创建，其他类别的教育类图书的需求一定会越来越大。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面对人民群众对于教育类普及读物的巨大需求，笔者在2011年至今的当当网前500名图书畅销榜上仅仅发现了两本可以划归到外国教育史学科范畴内的读物：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和蒙台梭利的《童年的秘密》，而其他与外国教育史学科直接相关的普及性读物几乎没有。与外国教育史学科长期以来仅仅坚持走的高深学术道路相比，我们却在历史类读物的分类中，发现了相当数量的“普及性历史读物”以及可读性极强的“历史随笔”等。而从当当网的数据来看，这些普及性的历史读物共有4507种，历史随笔共有472种，两类读物共占历史类读物总量（21243种）的23．4%［15］。而学术性与可读性俱佳的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自2011年以来一直名列当当网前500名畅销书行列。

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于教育类普及读物的巨大需求，笔者认为，外国教育史学科功能的分化不仅是一件非常迫切的事情，同时，考虑到外国教育史学科知识特征以及许多其他学科普及性读物尝试所带来的成功，这样的功能分化还是非常可行的。

我们知道，作为人类共同财富的外国教育史学科知识汇聚了几千年来无数的教育智慧，是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教育宝库。几乎所有阶段、领域、层次的教育，外国教育史学科都有众多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存在于浩如烟海的外国教育史经典作品中，也存在于200多年来历代外国教育史学者的诸多著作或论文中。已有的研究成果不仅是高深学术研究必须立足的基础，同时也是大众普及性读物的珍贵素材。而之所以众多的思想性与实践性俱佳的珍贵素材至今大多还沉睡在图书馆中，不是由于此类素材思想性的落后，或者数量方面的缺乏和不足，更可能的原因是这些珍贵的素材所描述的教育场景已经过时，抑或其在表达方式方面与当前读者的阅读能力和阅读习惯之间存在着相当的距离等。我们以卢梭的《爱弥儿》为例就可以看到：由于《爱弥儿》整部作品所讲述的是家庭教师和自己的贵族学生两者之间的教育故事，这样的内容与义务教育之后学校教育的普及已经有了很大的出入；另外，尽管《爱弥儿》作品中有很多儿童保育的知识，同时其关于如何指导爱弥儿学习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等多种学科知识的方法也是非常有趣和可操作的，但是由于这些内容更多的是与卢梭众多冗长的论述、分析等杂糅在一起，因此，普通民众对于这部作品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但是，即便如此，作为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爱弥儿》的教育思想不仅历久弥新，而且其对于当代中国教育改革实践还有着巨大的价值，因此，如何对《爱弥儿》进行改编以使其适应普通读者的阅读口味不是不可行的问题，而仅仅只是一个时间和过程的问题。

在这方面，诸多学科如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历史学等都有许多成功的尝试。比如随意考察2012年8月份的畅销书排行榜就可以看到诸多知名学者的众多此类作品：美国管理学大家德鲁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哈佛经济学博士郭凯《王二的经济学故事》、青年历史学者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中国著名的幼儿教育家与心理学专家孙瑞雪的《捕捉儿童敏感期》、美国国家地理学会主编的《美国国家地理少儿版百科》、史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以上学者和他们作品的成功从多个角度证实了一个道理：高深的学问是可以以普通群众喜闻乐见的思想性和可读性俱佳的形式出现的，最重要的是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努力去尝试和实践。

五、关于外国教育史学科兼顾大众化发展的实现问题

关于如何做才能促进外国教育史学科大众文化传播功能的实现，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努力：

首先应该在思想观念层面将外国教育史学科探求高深学问的责任与大众文化传播的责任放置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对于任何学科来说，钻研高深的学问，探求未知的领域，使学科发展朝向更加深化、更为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不仅是学科独立性得以保障的条件，同时也是学科价值和意义的体现；但同等重要的是：如果任何学科仅仅满足于对于高深未知领域的探求，而忽略自身所承载的大众文化传播的使命，则有可能走向精神的封闭，使学科发展的后劲受到严重的影响。因此，小众化和大众化的功能定位，抑或称为研究高深学问的责任和文化普及的使命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和互为促进的关系，两者之间本没有任何的高低贵贱之分，如果厚此薄彼，只会危害学科的健康发展。因此，对于外国教育史学科来说，如何在二百余年的学科小众化发展道路之外，更多地兼顾起自身文化传播的使命，不仅有可能更好地满足包括教育专业之外的所有大中专学生对于外国教育史学科知识的需求，而且还会更好地满足普通民众对于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外国教育史学科知识的渴求。笔者认为，只有外国教育史学科同时具备服务大众化与小众化受众的双重身份时，外国教育史学科教学和科研才可能出现真正的生机和活力。

其次，批判性地吸收其他学科的做法，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对原有外国教育史知识进行不断的改造。外国教育史大众化文化传播功能的实现需要更多的学者在自己的教学和科研实践中对几千年来无数的教育智慧进行通俗化和主题集中化的改造，因此，借鉴其他学科的做法是必要的。但是，由于外国教育史学科的特殊性，尽管其他学科的学者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诸多成功的尝试，但是其他学科的做法未必完全适合外国教育史学科，因此，笔者认为：在较为全面准确地把握本学科特征的同时，批判性地吸收其他学科的经验和教训，是本学科实现大众化文化传播功能的第一步；另外，为了使内容丰富多彩的外国教育史学科知识真正走向民众生活，在对这些知识进行改造之前，还需要根据学科知识内容的具体指向，进一步细分可能的读者群，并采取相应的方法和策略。比如同样对于《爱弥儿》书中爱弥儿获得地理、物理、天文等知识方面的内容，当阅读对象定位为儿童读者时就必须以儿童的眼光来审视书中的这些内容；当阅读对象定位为家长或教师读者时，也需要采用不同的改造策略。只有更有针对性地适应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大众需求的普及性读物才有可能获得更多群众的认可，并最大程度地发挥外国教育史学科知识大众文化传播的功能。

再次，力避庸俗化的外国教育史普及性作品的产生。普及性或称为通俗化并不等于庸俗化。在不断地对外国教育史学科知识进行通俗化改造的过程中，我们还必须及早提防可能出现的学科知识庸俗化的倾向。外国教育史文化传播功能的实现本质上不是为了取悦读者，而是为了能够带领读者思想层次和实践能力的提升，只有思想性和可读性俱佳的作品才不至于脱离原来经典作品的高雅以及学术研究成果的严谨，也才可能引导读者思想的超越和实践能力的提升。在这方面，无论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还是霍金的《时间简史》等许多脍炙人口且经久不衰的作品，都已经为未来外国教育史学科知识的不断改造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1］彭菊华．新闻学原理［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222．

［2］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M］．郑一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5．

［3］爱德华．吉本．吉本自传［M］．戴子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159．

［4］杨汉麟，李贤智．新史学视野下教育史研究的转向——基于国际教育史常设会议的分析［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3）：34－38．

［5］张斌贤．教育史学科的双重起源与外国教育史课程教材建设的“新思维”［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15，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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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萨里莫娃，约翰宁迈耶．当代教育史研究与教学的主要趋势［M］．方晓东，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2001：120．

［8］张亚群．从探索规律到阐释文化——教育史研究的新路径［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96－100．

［9］DONEWS．当当网宣布图书品类超79万种Q1销售额达7亿元［DB／OL］．［2012－09－17］．2012－05－22．http：／／it．sohu．com／20120522／n343787561．shtml．

［10］图书畅销榜［DB／OL］．［2012－09－17］．http：／／bang．dangdang．com／book／bestSeller／．

［11］《好妈妈胜过好老师》销售超过200万册，已成经典［DB／OL］．［2012－09－17］．2012－05－09．http：／／reader．gmw．cn／2011－05／09／content＿1934919．htm．

［12］商 品 评 论［DB／OL］．［2012－09－18］．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id＝20464285．

［13］商品评论［DB／OL］．［2012－09－18］．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id＝20657305．

［14］商品详情［DB／OL］．［2012－09－18］．http：／／produt．dangdang．com／main／product．aspx？product ＿id＝20450674．

［15］图书分类［DB／OL］．［2012－09－18］．http：／／book．dangd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