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丹丹，刘泽权

（1．齐齐哈尔大学 外国语学院，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6；2．燕山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一、引言

“吃”，作为中国人普遍存在的方式，反映了中国人朴素的认知方式和广泛的社交方式［1］。“吃”这一基本生理动词，其核心义“把食物放到嘴里经过咀嚼咽下（也包括喝、吸）”［2］211“受文化、习惯的影响而延伸，产生‘跨子系统’的功能量增加或‘吃’的多义化”［3］8，经过隐喻和转喻方式［1，3－5］，使得“吃＋NP”动词论元结构 （argument ST ructure）“在本质上［具］有开放性和动态性的特征”［6］21，导致“吃”后的“NP”由典型受事论元（即宾语）延伸到非受事论元。《红楼梦》中出现了1400多个“吃”的用例［6］32，其中受事宾语约占宾语总数的99%［7］92。随着白话文运动兴起，“吃”所带受事宾语用例逐渐减少，宾语事物范围进一步扩展，同时许多用例在意义上已经比较凝固，如“吃亏”“吃累”等［7］95。据笔者统计，《现代汉语词典》［8］（汉英双语版，以下简称“汉英现汉”）和《汉英词典》［9］中收有以“吃”为首的词条分别为80条和96条，且这一统计数据尚未包括非以“吃”开头的熟语。反观英语，eat条目及同义词语似乎不可与汉语同“吃”而语。在《朗文当代英语大辞典》［10］543《牛津高级学习词典》［11］484及《科林斯语料库高级英语词典》［12］447等词典中，对eat的释义仅有“吃”“用餐”“消耗”“侵蚀”“（使）烦恼”等义项，而eat的短语也只有eatcrow，eat likeabird（horse），eatone′sheartout，eatone′swords，eatoutofsb．′shand，eatsb．out of houseandhome，eatsb．away，eatup等10余条。《韦氏同义词在线词典》［13］中eat的同义词语只有consume，inge ST，partake（of），puta way，putdown，tuck（awayorin）6条。由此可见，“吃”这个被汉语文化“宠坏”了的动词［3］7在汉英翻译过程中如何“吃透”并充分再现其各种意义，应引起译者足够的重视。本文旨在通过对比分析《红楼梦》的四个英译本对表示引申义“吃”熟语（以下简称“引吃”），尤其是高频熟语的翻译处理结果，探讨四译者在理解和再现 “吃”的引申义方面对原文语境、翻译目的和策略等方面选择的异同得失及规律性特征。本研究期望能对汉英／英汉翻译及词典编纂研究提供些许借鉴。

二、语料与研究方法

本文中文语料来自人民文学版120回《红楼梦 》［14］，英 文 语 料 分 别 来 自 霍 克 思 （David Hawkes）及其婿闵福德（John Min ford）、杨宪益及其英国夫人戴乃迭（Gladys Yang）、邦斯尔（Reverend Bramwe ll Seaton Bonsall）的120回全译本，以及乔利（BencraftJoly）的前56回译本。有关四译本的情况，可参阅刘泽权、刘艳红文章［15］。为了指代方便，下文将四译本分别简称为霍译、杨译、邦译和乔译。统计发现，在《红楼梦》的1400多个包含“吃”的用例中，有103个为表示引申意义的熟语（以下简称“引吃”）。

《汉英现汉》列举了“吃”的10条引申义项，即：“吃”的“处所或标准”“依靠”“吸收”“进入”“消灭”“领会”“承受”“受”或“挨”“耗费”“被”［8］255。郭继懋认为围绕“吃”有施事意义、受事意义、原因意义、结果意义、依靠者意义、工具意义、时间意义、处所意义等等［16］。张亚明认为动词“吃”后的宾语大致有受事宾语、方式宾语、工具宾语、处所宾语等几大类［17］。罗思明、马可云利用情景语义理论分析了“吃”述宾结构的语义－句法映射模式并分为：①吃＋受事、②吃＋工具、③吃＋处所、④吃＋来源、⑤吃＋结果、⑥吃＋资金、⑦吃＋时间、⑧吃＋施事、⑨吃＋材料［18］。陶红印通过对历史资料中“吃＋NP”结构的考察，得出“吃”受事范围的扩大最突出的现象表现在非核心论元进入核心论元的范围，即“工具”（包括抽象工具，如生活依赖对象等）或“处所”等类型的边缘论元与核心论元受事在句法表现上的相似性，如《红楼梦》中“吃闲钱”“稳坐吃三注”等［6］。

刘泽权、张丹丹从语用角度出发，将《红楼梦》中的 “引吃”熟语分为“被动／受用”“工具／方式”“结果”“心理”“能力”五类，并归纳为表1［19］。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红楼梦》中各类“引吃”在使用、搭配上具有微小的差异，这些差异可能会对译者的理解和再现产生影响，本文在收录和分类时包含了“吃＋NP”的缺省结构，但为了使统计结果更加明晰，把同一词干的衍生词条，如“大吃一惊”“吃了一惊”“吃了一惊不小”及“吃惊道”等，按照类符形式归为以词干为主的词条，即“吃惊”，将它们的缺省频数记为“多频”。本文将在整体考察四译本对“引吃”的再现情况之后，从语境对翻译选择的影响视角对比分析译者们在5类熟语的理解和处理方面的异同得失与规律性特征，以探讨翻译对语境依赖程度、译者所处时代、翻译目的、接受语文化及译介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必要时本文将以《汉英现汉》［8］、林语堂的《京华烟云》［20］及其中译本相关用例为正反佐证。

表1 《红楼梦》“引吃”分类统计

三、分析比较

（一）“引吃”翻译处理整体考察

无论是作者还是译者，其语言使用均有一定偏好。Baker指出，“语言习惯的偏好，是不断重复出现而不是偶然出现一次或几次的语言现象”［21］。就译文而言，类符／形符比值的高低与译者词汇使用的丰富程度和多样性成正比［21］，同一原文的不同译本，其词语使用的重复率越低，其语言运用越丰富。本文根据类符与形符的比值来考察四译本在“引吃”翻译方面的语言表达丰富程度和各译者的风格。为了节省篇幅和表达的简洁，表2中的多频“引吃”熟语以“词干”作为类符单位，不拘泥于词、词组、短语或句子，其每一种英语表达形式亦作为一个类符统计。

表2 《红楼梦》“引吃”翻译统计

纵观4译本，没有一个能完全译出所有的“引吃”，霍译和杨译最多，为100条，邦译次之，98条。因乔利只译了《红楼梦》前56回，其中涉及本研究语料的为40条，乔译为39条。虽然四译本对“引吃”的翻译比例均在95%以上，但也与霍译将“原作全部译出，一字一句都不遗漏”［22］2及邦译“译者前言”所说“译本完整，毫无遗漏之处”［23］的断言稍有偏颇。另一方面，表2较直观地反映了4位译者翻译的规律性。多频“引吃”为76条，霍、杨各译74条，类符／形符比为80%；邦译73条，类符／形符比为44%。前56回多频“引吃”为27条，乔译26条，类符／形符比为77%。可见，霍、杨、乔三译本语言的丰富程度和多样性明显高于邦译，霍、杨译本语言最丰富，乔译次之，邦译词汇使用最为简单。这与刘泽权等［24］探讨《红楼梦》四译本译者风格在词汇方面的差异所得结论二致。刘泽权等认为，“乔译与杨译的标准化类符／形符比值差别不大，且高于霍译，并较大幅度领先于邦译。这表明，在相同文字数量的情况下，乔译、杨译的词汇使用可能更为多样”［24］。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大概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英语世界对《红楼梦》的接受定位逐渐从19世纪末乔译时代的语言材料转向了文学作品［25］Ⅱ。而从语境与翻译的关系角度看，霍、杨二译本对于被汉文化宠坏的文化词的翻译，比乔更注重对源语境的再现而使译文词汇更丰富多样。

习语的应用可以视为译文地道性的一个标准，“引吃”类熟语的翻译，也应该将这一因素考虑在内。刘泽权、朱虹曾将习语的翻译处理方法划分为3类，即采用英语习语、采用其他表达方法和省略未译［26］。笔者按此法将《红楼梦》的103个“引吃”熟语在四译本中的处理结果统计归纳发现每个译本采用英语习语的比例均不高，霍、杨、乔分别只实现了29%、27%和25%，邦译仅为13%。

此外，语言的风格与流畅性亦与语言使用的简洁程度相关。就翻译语言，由于其受限于源语的叙事方法、语法结构与表达方式，常常呈现出一些翻译显化的特征。显化作为“一种文体翻译技巧”，指“在目标语中对原语中隐含的但可以从语境或情境中推断出的信息加以明确说明的过程”［27］342。我们对四译本“引吃”熟语翻译的用词量进行比较，发现杨译最少，霍译次之，邦译和乔译用词冗长。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乔和邦作为《红楼梦》英译的先驱，其读者可能对汉语言和《红楼梦》闻所未闻，译者必须有意地扩增文本长度，“降低译文的难度，使译文有较强的可读性”［24］。另一方面，习语引用的匮乏，必须诉诸于解释性的语言，也有可能助长译文的冗长。

例如四译本对“吃不了兜着走”的翻译［23，28－30］462，453，376。与 杨 译 相 比，霍 译 更 道 出 了“兜着走”的隐含义，而邦、乔译本基本上是字对字的直译，不仅译出了原文的本意，而且还画蛇添足地分别让茗烟“跑着走”（Iwillrunawayat once），让宝玉“兜着走”（and you should，when you go along，hide them in your clothes）。尽管我们无从得知邦氏和乔氏为何如此翻译，但他们的做法不仅造成了译文的冗长，而且还会导致读者的误解。

（二）语境影响下的“引吃”翻译考察

胡壮麟把语境分为3类：语言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31］。语言语境指一个词、一个短语乃至更长的话语、语篇前后的内容；情景语境指与交际有关的人物、场合、时间；文化语境指语篇所涉及的社会、文化、经济、宗教和政治背景。对于语境在翻译中的作用，纽马克指出：“语境在所有翻译中都是最重要的因素，其重要性大于任何法规、任何理论、任何基本词义。”［32］113上文我们已经看到，《红楼梦》的5类“引吃”熟语，尤其是高频词的翻译选择远多于汉英词典给出的英文表达，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英词典对翻译（或写作）用词选择的局限性，从而凸现了“引吃”熟语的理解与再现对源文语境的依赖性。

1．被动／受用类“引吃”

以“吃惊”为核心的熟语在《红楼梦》中出现14次，频次居“被动／受用”类熟语“吃亏”之后。在四译本中，霍译全部呈现，杨译呈现了12条，邦译13条，乔译3条。可以断定，霍、杨译试图充分理解和再现“吃惊”的源语语境意义，语言丰富，表达灵活。反观邦译，其13条译文仅有4种译法，且7处是feel（be）alarmed（“感到吃惊”）的变异，语言较模式化，随语境变化甚微。

相比之下，相关词典提供的“吃惊”的英文选择不外乎两三种表达方式。在《汉英现汉》中，“吃惊”的中、英文释义为“受惊”（be surprised；be shocked），其相关短语“大吃一惊”被直接释译为getabig surprise［8］257。那么此类的“吃”在英译汉时是如何处理的呢？无独有偶，刘泽权、张丹丹以林语堂的英语长篇小说Moment in Peking及其张振玉译本《京华烟云》［33］（以下简称张译）进行回译比较，发现林氏的28个“吃惊”表达法在英文中为10个类别，在张译中仅殊途同归于简单的“吃惊”，而林氏6个灵活的“吃亏”表达法也无一例外地译为“吃亏”［19］。这说明在英汉翻译中同样应该随源文语境的需要而作明示处理，而不会固守英语词典中的释译。

2．“心理”“能力”类“引吃”

对于“心理”和“能力”的“引吃”，表面上看似乎难以理解和再现，但纵观四译本的处理结果，其选择差异不大。以“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和“吃了（过）猴儿尿”为例，译者们的处理结果呈现高度相似性，且多以直译的方式从字面翻译而很少译出比喻义或隐含义。这两类“引吃”的英译与林语堂《京华烟云》原文对中国习语的表达如出一辙，如“apoxy toad thinking of eating swan′s flesh”［20］230（癞蛤蟆想吃天鹅肉）“Good horse won′t graze before its own front door”［20］154（好马不吃门前草）等。这种凸显源文文化的“文化传真”现象似乎体现了译者们（作者）为了向英语读者传达原汁原味的中国“吃”文化而刻意保持汉语“吃”表达法的原貌之良苦用心。

3．“工具／方式”和“结果”类“引吃”

“工具／方式”和“结果”类“引吃”，除“吃斋”和“吃腻”分别出现11次和2次外，其余均出现1次，其翻译选择均不足以呈现规律性，如“吃斋”。“吃斋”在《汉英现汉》中的释义为：“①吃素：abstain from meat and fish，②（和尚）吃饭：（of monks）havea meal，③（非出家人）在寺院吃饭：（of lay people）havea vegetarian meal at a Buddhist temple”［8］258。“吃斋”的翻译方法霍译有6种，杨译5种，邦译4种，乔译1种，其各译本“吃斋”译法的类符／形符比远小于“被动／受用”类熟语英译的比值。同时，除fast（“禁食”“斋戒”）这一普遍性选择外，其他译法几乎与词典给出的英文表达相仿，这与表“被动／受用”类“引吃”英译的多样性相差甚远。我们从《牛津高级学习词典》中查出fast释义为：eat little or no food for a period of time，esp．for religious or health reasons（“一段时间内不吃或少吃食物，尤其是出于宗教或健康的原因”）［11］557，这与“吃斋”第一、二种含义如出一辙。可见fast和“吃斋”一样，是自身语义色彩明显的词。再如“吃个双分子”“吃错了药”“吃个车箍辘会”“吃体己茶”“吃得把臊都丢了”等的翻译在几个译本呈现高度相似性，且不易受源语语境制约，如“吃个车箍辘会”霍和杨均用“take it in turn（s）”表达，“吃错了药”霍、杨、邦均译为“take the wrong medicine”。《京华烟云》中有“being useful to people with whom one eats one′s daily bowls of rice”［20］48，张振玉也是按字面译为“吃人家的饭不白吃，对人家有用”［33］50。出现这种情况是否可以解释为：“工具／方式”和“结果”类“引吃”本身对语境的依赖性低，所以容易被译者吃透并正确再现。

四、结 语

本研究对比分析了《红楼梦》中103个表示引申义“吃”熟语及其在四译本的翻译，并以《现代汉语词典》和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及其中译本相关用例佐证。研究发现，首先，《红楼梦》中“被动／受用”类“引吃”的翻译较大程度地依赖于源语语境和译者的理解，因此译者的选择呈多样性；而“心理”和“能力”类“引吃”的翻译，多以直译的方式呈现熟语的字面意义，选择结果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而“工具／方式”和“结果”类“引吃”在翻译中受语境制约不明显，译者的选择差异不大。其次，在四译本对“引吃”的英语表达中，霍译、杨译最为丰富，乔、邦译本用词冗长。霍、杨译本对“引吃”的再现随语境变化明显，翻译的选择范围和张力较大。乔译多对“引吃”进行单一化地直译而忽略隐含义。邦译选词重复率达一半以上，字字固守源文之举更胜乔译，不仅导致译文欠缺丰富性和自然性，甚至有时造成误译和死译。

从历时角度看，上述发现似乎进一步验证了前人对《红楼梦》四译本翻译目的及风格的诠释。译于19世纪末的乔译作为“第一个较为系统的《红楼梦》英文译本”［25］21，是为了“给现在和将来学习中国语言的学生提供某些帮助”［30］Preface，属于“实用主义翻译”［25］Ⅰ。而完成于20世纪50年代的邦译可谓《红楼梦》英译学术转向的始作俑者，虽然其作为《红楼梦》第一个英文全译本未能如译者所愿向英语世界呈现《红楼梦》这部有关中华文化宏篇巨著的全（原）貌，但正如 “关于中国的书犹如从门外伸头探入中国社会”［33］序言，所以邦译“力求表达原文中每一句话的意思”［23］Foreword。乔、邦译本僵硬的直译方式和冗长的行文结果大概就归因于这些翻译目的吧。相比之，完成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霍、杨二译本，由于“英语世界对《红楼梦》的接受定位逐渐从语言材料转向了文学作品”［25］Ⅱ，有幸进入“高度学术化阶段”［25］79，语言丰富地道，几乎视为英语世界《红楼梦》的替代本。

本研究同时发现，汉英词典中固化的“吃”熟语表达，因缺乏具体语境和真实语料基础，导致其所提供的释译对文学作品翻译参考存在一定局限性。而基于《红楼梦》4个英译本的丰富选择，对于汉英翻译实践和汉英词典的义项确定及其释译、配例均具有积极的反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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