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慧君，李晓玲

（1．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2．河北体育学院 外语系，河北 石家庄 050000）

一、引 言

语用照应是话语理解过程中最常见的语言现象之一，指在言语交际过程中人的大脑通过话语的某个明说内容或结构对其非明说的指称对象进行确认推理的非显性思维活动。这个明说结构一般出现在前述话语中，它为后述话语中待定名词短语的指称确定提供了语言形式方面的依据，其非明说的指称对象在前述话语中未提及但又和前述话语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并且影响着整个交际话语的理解［1－3］。1977年，心理语言学家 H．H．Clark首次使用了“bridging”①目前国内学者对该语言现象还没有统一的提法，比如“隐性指称”“间接回指”“跨联推理”“搭桥推理”“语用照应”等。本文采用“语用照应”一说（参见何自然《语用推理的照应》，《福建外语》，2000年1期；冉永平《关联理论研究的又一新成果—— 《语用照应与关联》评介》，《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年6期；何自然，莫爱屏《话语标记语与语用照应》，《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2年1期；王正元《语用照应的制约力》，《外语学刊》，2002年4期）。这一术语并对该语言现象进行了研究［4］411－420。此后国外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进行了30多年，成果相当丰富，近十几年，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比较活跃，不断有相关文章见诸于各种学术刊物。按照Clark的观点，理解下面例（1）和例（2）这样的话语都含有语用照应过程：

（1）I meta manyesterday．Hetoldmeastory．（昨天我遇见一个人。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2）I loo ked in tothe room．The ceilingw asveryhigh．（我向屋子里看去。天花板很高。）

但是本文采用日本学者T．Matsui［5］的观点，即真正的语用照应是以前述话语中的明说内容为前提和保证的一种语境假设，用来引出未明说但却是言者交流意图中的所指内容，区分照应推理和一般指称确认中的推理。也就是说，我们认为上面例（2）中才存在语用照应现象。拟在D．Sperber和D．Wilson［6］的关联理论框架下对理解类似话语的幕后认知推理过程作一剖析。

二、问题的提出

首先我们看两个经典例子来进一步阐释什么是语用照应现象及其所引发的思考：

（3）我进了房间。窗户开着。

（4）奶奶出去晨练了。广场上人很多。

例（3）中前述话语没有指出房间里一定有窗户，但人们自然会认为后述话语中的窗户就是前面所提到的房间里的；同样，例（4）也没有明确说明奶奶是去广场晨练了，但人们也会认为后述话语中的广场就是奶奶进行晨练的地方。这样的指称关系就是一种语用照应现象。在话语理解中为什么会产生这样自然的语境假设呢？在指称关系更为复杂的情况下，比如有不止一个待选指称对象，听话者又是如何选择和确定说话者的真正所指呢？有学者认为在这一类的话语理解过程中，听话者需要推断出一个新的在初始话语中不存在的实体作为指称对象，这是语用照应最重要的特征，也就是说，先行词语是听话者根据话语明说内容提供的线索添加到心理表征中的［1，5］。话语理解，包括确定指称关系，是认知努力和认知效果之间相互协调的一种结果［7］。但是此前的很多相关结论都是建立在英语语料上的研究所得。众所周知，英语和汉语是分属两个完全不同语系的语言，前者属于印欧语系，后者属于汉藏语系。两种语言的结构与用法有很多差异，操这两种语言的两个民族反映出来的思维方式也会有诸多不同之处。比如说，英语和汉语在指示指称上的一个最大差异是英语有一个既非 “this”又非 “that”的定冠词 “the”［8］59，而汉语则无此标识来限定回指词语。英语涉及语用照应的话语中回指词多数有定冠词标示。由于定冠词在心理概念上是特指的［9］75，与旧信息密切相关，因此在听话者进行指称确认和理解话语时，定冠词是有相当大作用的。那么汉语话语理解中的语用照应也有同样的认知推理过程吗？

围绕上述问题，本文通过对基于汉语语料的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在解答上述疑问的同时证明如下假设：在很多情况下，汉语话语理解过程中的指称确定都需要经过依赖大脑认知推理的非显性语用照应过程，这一过程对语境假设、语境构建乃至整个交际话语的理解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引导性和制约性。

三、研究方法

本文借鉴了Matsui的研究方法和问卷设计中的C卷形式和内容［5］227－229。问卷设计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调查受试者会给像下面例1 a和1 b的后述话语中待定名词短语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所指对象以得到对整个话语的合理理解。每一个例句后述话语中待定名词短语都有两个待选指称对象，其中一个比另一个可及性高①可及性是一个从心理学中借用来的心理语言学概念，通常指一个人在说话时，从大脑记忆系统中提取一个语言或记忆单位的便捷程度，因而又可称便取度［10］。，但有不同程度的违反事实性、违反合理性或违反常识性。问卷的第二个目的是了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受试者会认为某一话语的可接受程度很底。受试者被要求先阅读所给材料中包括像例1 a和例1 b这样的句子，然后回答附在后面针对每组例句所给出的问题，并同时判断该话语的可接受程度。通过受试者对所给问题的回答就可以看出他们为每一个例句后述话语中待定名词短语选择的所指对象。本项调查是在母语为汉语的大学英语专业四年级学生中进行的，和Matsui的受试者教育背景及人数相当，问卷没有时间限制。总共33名受试者参加了答卷，收回有效问卷30份。

1a．我选择住在大连而不是沈阳。我喜欢那儿的大海 。

1b．我选择住在沈阳而不是大连。我喜欢那儿的大海 。

四、结果与讨论

（一）调查结果

问卷调查结果如下表所示②本研究设计的问卷分为A、B、C三组，共含有不同复杂程度语用照应现象的例句28个。由于篇幅有限，文中只提供了B组部分材料及相关结果，并以此为中心内容展开讨论。。表中第一列和第三列为问卷材料中每一个例句后述话语待定名词短语的待选指称对象，第二列和第四列为受试者从每一个例句中的两个待选指称对象中选择其一的百分比。

表1 待选指称对象的被选比例

（二）分析和讨论

1．Matsui的关联标准

Matsui的研究是在关联理论框架下进行的。Sperber和 Wilson提出的第一关联原则（认知原则）认为人类的认知倾向于同最大关联相吻合；第二关联原则（交际原则）认为每一个明示的话语在交际行为中都应该设想为其本身具有最佳关联性［6］260。通过实证调查分析，Matsui发现，在言语交际中，听话者在寻找说话者意欲传递的那种话语意义时，实际上是一个寻求最佳关联的过程，因而会受到关联原则的制约。话语理解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指称关系的确认，是在关联原则一致性标准的基础上实现的。用关联理论的术语描述，语用照应是听话者为了确认说话者意图中的所指对象而必须要做的一个认知推理，因而对话语命题形式的复现至关重要。Matsui指出，根据关联理论，听话者选择的语用照应路径应该能够引导他得出和关联原则相一致的话语理解，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说话者所期待的、听话者无须付出额外努力就能够获得足够认知效果的选择，这个选择所导致的听话者对整个话语的理解是符合交际双方期待并具有最佳关联性的［5］115－119。

2．关联理论对语用照应现象的解释

对于受试者就例句1a－1c和2a－2c（下文会逐一列出并讨论）所做的选择可以用关联原则的一致性准则来解释，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语境假设的可及性。当听话者听到这些话语的第一部分时，大脑中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假设，其中最可及的可能是：某人如果喜欢A地而不喜欢B地总是有某种肯定（A地）的理由的。这种语境假设会使听话者产生一种期待，这个期待就是他即将要听到的下文应该是关于说话者偏好的肯定理由。当事实上紧随在后的话语果真提供了这样一个理由，它就获得了关联。在本文的问卷中，例句1 a和2 a正是以这种方式构成的：

1 a．我选择住在大连而不是沈阳。我喜欢那儿的大海。

2 a．我从南京移居到了海口。我比较喜欢那儿的暖冬。

受试者被要求回答下面的问题：

1）说话者喜欢的是哪儿的大海？

2）说话者喜欢的是哪儿的暖冬？

调查结果显示，当被问到喜欢的是哪儿的大海时，100%的受试者选择了大连，当被问到喜欢的是哪儿的暖冬时，96．7%的受试者选择了海口，也就是说，他们对话语的理解遵循以下路径：后述话语确实为前述话语中所提及的说话者的偏好提供了肯定理由。其他的因素，比如这两个城市名称的高可及性以及整个话语理解的合理性也对这样的结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问卷中另外一组例句1 b和2 b却引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1 b．我选择住在沈阳而不是大连。我喜欢那儿的大海。

2 b．我从海口移居到了南京。我比较喜欢那儿的暖冬。

受试者被要求回答同样的问题。例句1 b和1 a、2 b和2 a之间的不同是，每句前述话语中两个地点名词的位置互换了，也就是说，说话者的偏好对象变了，因此1 b、2 b比1 a、2 a理解起来就要困难一些。Matsui对类似现象作出的解释是，对于1 a、2 a这样的话语，可能所有能够影响受试者进行指称选择的因素，包括语用照应和整个话语理解的合理性，话语实体的可及性，语境假设的可及性，都有利于一种解释；而在1 b、2 b的语境中，合理性判断鼓励他们做一种选择，而可及性因素却导向另一种解释。以1 b为例，对合理性的考虑有利于大连被作为大海的所指对象，而可及性因素却倾向于沈阳。因为在这句话中沈阳是一个更突显的话语实体，同时和语境假设的高可及性也是一致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应该知道把“大连”和“大海”以及“海口”和“暖冬”联系在一起更为合情合理，而调查结果显示，高达73．3%的受试者选择了沈阳作为“大海”的所指对象，76．7%的受试者选择了南京作为“暖冬”的所指对象，这说明，在对该话语理解的过程中，有更多的人对前后话语关联的期待强烈到足以让他们忽略按照这种期待进行的推理所导致的解释有任何的不合理性或违实性。可见在经过语用照应理解话语的整个过程当中，听话者的认知推理能力以及对前后话语关联性的期待起着至关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3．影响语用照应适切性的因素

按照最佳关联性观点，只要一种解释以说话者可以清楚预见的方式向听话者提供他无须付出额外努力就能获得的足够的认知效果，那么他应该选择这个解释，且第一个符合这个条件的解释是最具关联性的。上面讨论的1 a、2 a就证明了这一点：听者无须付出多少努力就很容易选择和获取说话者意欲传递的话语意义。如果某一话语是以这种方式生成的，那么它在会话方式上的可接受性是非常高的。相比之下，对问卷中例句1 c、2 c的理解则需要花费更多的认知努力，为了获取足够的认知效果，听话者需要构建这样的语境假设：某人如果喜欢A地而不喜欢B地是因为B地的某些否定因素。而这个语境假设显然不如上一小节第一段中谈到的语境假设可及性高（某人如果喜欢A地而不喜欢B地总是有某种肯定（A地）的理由的）。这会不会导致1c、2c这类话语的可接受性降低呢？调查显示这不是必然的。请看例句：

1c．我选择住在沈阳而不是大连。我讨厌那儿的大海。

2c．我从海口移居到了南京。我不太适应那儿的暖冬。

受试者被要求回答下面的问题：

1）说话者讨厌的是哪儿的大海？

2）说话者不适应的是哪儿的暖冬？

不同于例句1a、2a的是，1c、2c的后述话语并没有为前述话语所提及的说话者的偏好提供任何肯定理由，即说话者为什么喜欢A地，但是却可以理解为提供了说话者为什么不喜欢B地的理由，这样，整个话语依然可以获得关联。建立在这样的语境假设上所获得的话语理解是符合关联理论一致性标准的，因为说话者意欲传递的话语意义虽然需要听话者付出更多的努力，但这种努力通过听话者所获得的认知效果得到了补偿而没有白费。本文的调查结果显示，受试者正是按照上述的路径来确认后述话语中待定名词短语的所指对象的：受试者选择大连和海口的比例分别是93．3%和96．7%。显然绝大多数受试者认为1c、2c这样的话语在会话方式上是可以接受的，这说明他们按照对前后话语关联的寻求所进行的语用照应推理是适切的，从而进一步证明导致话语不可接受性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听话者要付出额外的认知努力，还因为这种努力得不到额外认知效果的补偿。

五、结 语

本文探讨了在汉语话语理解中人们是如何处理语用照应这种语言现象的。文章借鉴了日本学者Matsui的研究方法和问卷形式，通过一个小型语料的实证调查和分析，证明了最初的假设：在很多情况下，汉语话语理解过程中的指称确定都需要经过依赖大脑认知推理的非显性语用照应过程，这一过程对语境假设、语境构建乃至整个交际话语的理解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引导性和制约性。以认知为出发点的关联理论对这一过程有较强的解释力。由于调查的规模比较小，且问卷中的例句只涉及到地名指称，未涉及普通名词，因此，本文结论只是阶段性的，关于语用照应这种现象还有更多有趣的问题等待着我们进行更深入和广泛的探讨。

［1］李佐文，叶慧君．跨联现象与认知推理［J］．外语研究，2004（5）：40－44．

［2］叶慧君，李佐文．论跨联推理及百科信息对该过程的制约力［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06（6）：13－16．

［3］叶慧君．英汉跨联照应对比研究［J］．外国语言文学研究，2011（3）：39－46．

［4］CLARKHH．Bridging［C］／／InP．Wason ＆ P．Johnson－Laird（Eds．），Thinking：Readings in Cognitive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5］MATSUIT．Bridging and Relevance［M］．Amsterdam：John Benjamins，2000．

［6］SPERBERD，D WILSON．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Oxford：Blackwell，1986／1995．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7］冉永平．关联理论研究的又一新成果 ——《语用照应与关联》评介［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6）：473－476．

［8］胡壮麟．语篇的衔接与连贯［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4．

［9］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10］许余龙．英汉指称词语表达的可及性［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5）：321－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