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媚

隐喻一词最初见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1]（P149)，亚里士多德主要从修辞角度来认识隐喻，认为隐喻主要是词平面上的一种修辞现象。随着认知学科的发展，人们对隐喻的研究才真正从表层进入深层:即隐喻绝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段，而是人们认识和感知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国外从认知角度研究隐喻的集大成者当推Lakoff和Johnson，他们于1980年出版的 MetaPhors We Live By被看做是这一领域研究隐喻的经典著作，自此后，隐喻已被上升到“认知方式”和“推理机制”这个高度来理解[2]（P406）。当代西方认知语言学普遍认为，从性质上说，隐喻不属于纯语言的范畴，而属于认知的范畴，我们在日常语言中见到的隐喻表达法不过是隐喻概念系统的浅层表现。作为一种基本的认知模式，隐喻让我们通过相对具体、结构相对清晰的概念去理解那些相对抽象、缺乏内部结构的概念。简言之，隐喻是我们理解抽象概念，进行抽象思维的主要途径[3]（P7）。由此看来，隐喻既属于认知的范畴，便因认知而起，推动认知发展，又为认知之果，是语言和认知之间的桥梁。而且“隐喻不是孤立的个别现象，而是在一定文化中形成的系统化的体系，即隐喻概念体系是从‘源域’概念系统向‘目的域’概念系统的一系列映射。‘目的域’概念并不是完全仰仗某一个隐喻构建起来的，多数情况下是多个隐喻交织在一起。事物存在着多个侧面，某一面并不能代表这一事物，人们会从其他方面对其进行认识。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目的域’概念和多个‘源域’概念相联系，数个隐喻概念组合成对某一事物较为完整的认识……世界是个联系的统一体，各种事物之间存在着某些方面的共享特征，这就为隐喻机制的形成提供了客观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