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琳,徐建英,邸敬涵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北京 0087；.首都师范大学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北京00037)

三峡生态屏障区农户退耕受偿意愿的调查分析

冯 琳1*,徐建英2,邸敬涵1(1.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北京 100872；2.首都师范大学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北京100037)

运用参与式农户评估方法,对三峡生态屏障区内农户退耕还林的受偿意愿进行了调查.分析表明,退耕还林的生态效益受到普遍认可,但其可持续性令人担忧.1355份有效问卷中,愿意接受补偿的占 74%,对未来生计的预期与土地相关性低的农户更愿意退耕.受偿意愿的形成具有明显的社会异质性和区域差异性.受访者性别、耕地面积、家庭年收入、帮扶形式、是否移民对受偿意愿值具有显著影响.屏障区平均补偿意愿为1014元/(亩·a).万州、秭归、渝北的受偿意愿值高于平均水平.建立基于区域的生态补偿标准和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方式,可以弥补目前均一型生态补偿标准和方式的不足,促进退耕还林工程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补偿；退耕还林；意愿调查；三峡生态屏障区

生态屏障区是指在生态系统中能够保护相邻环境,维护生态安全的关键区域[1-2],它在推进流域环境保护,促进人-自然耦合系统[3]的健康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4-6].实践表明,屏障区建设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科学的有效性与技术的可行性,更依赖于社会的可接受程度,提高政策设计中的社区参与性可以有效降低生态建设中的阻碍[7-8].农户是农村社区的主体,他们不仅是当地环境保护及生态补偿实施的基本单元,而且其生计策略与生态环境之间往往存在着反馈机制[9].洞察这种机制的内涵,并掌握其背后复杂的自然-社会-经济背景,为正确决策的制定提供了必要而且全新的思路[8-10].近年关于人与环境的研究中,运用自下而上的管理模式,从农户水平上解读人地关系,测算生态补偿标准,分析影响因素,探讨环境改善策略,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11-13].

三峡生态屏障区是指三峡水库土地淹没线(坝前正常蓄水位175m接5a一遇洪水和11月份5a一遇来水回水水面线)至第一道山脊线范围内的区域[14].该区域是三峡库区生态环境敏感、地质灾害多发、移民集中安置最为突出的矛盾交织区,也是三峡后续工作阶段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的重点和难点.退耕还林是屏障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其目的是为了将农户的陡坡地垦种行为调整为森林植被的恢复建设行为,从而消减库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水土流失.近10a来,国内不少学者从造林模式、农民出路、生态服务价值和生态效应的角度研究了前三峡时期(三峡大坝建成以前)的退耕绩效,认为项目有效地改善了生态服务,但在调动农户的积极性和维护其利益方面还存在着不足[16-22].国外的研究则认为,受社会规范,邻里行为等各方面影响,我国农户对退耕受偿的预期以及自身发展的愿望,相比以前已普遍发生了改变[15],退耕还林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应该得到更多关注.受偿意愿(WTA)调查能够详细了解相关利益方的偏好和策略,提高社区参与程度,为生态建设中激励政策的设计提供重要而直接的依据[23-24],但在库区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以三峡生态屏障区建设的可持续作为出发点,运用参与式农户评估方法(PRA),着重从农户受偿意愿、自身属性、自身发展的角度,辨识与退耕相关的社会经济驱动因素,以期为长江流域的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1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

三峡生态屏障区地跨湖北,重庆两地,总面积5528km2(城集镇537km2,农村4991km2),总人口491万人(城集镇284万人,农村207万人),直接影响着三峡工程的长期安全运行、功能发挥和长江流域的生态安全.其人口密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6.6倍[25],农耕地侵蚀量占年土壤侵蚀总量的 60%[16].农村区域的土地利用现状中,耕地共计162891.9hm2,其中旱地 122097.5hm2,25°以上旱地 30750hm2;园地 38890.1hm2;林地 205193hm2;草地 36542.7hm2;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6439.8hm2;建设用地30403.1hm2;其他土地 18722hm2.按照生态功能要求,屏障区的农村区域被分为2个部分[14]:一是生态保护带,指沿库周土地征用线以上水平投影 100m宽的区域,主导功能是保持水土,削减入库污染负荷,改善库周景观等.二是生态利用区,指生态保护带和城集镇以外的区域,其主导功能是在满足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同时,通过合理利用土地,满足留居人口环境改善,生产生活需要.

1.2 数据获取方法

研究数据通过PRA方法获取,调查分为2个阶段:首先是预调查和问卷的补充完善.即以访谈形式到相关单位了解生态屏障区的基本情况,并对屏障区的50位农民进行预调查,根据调查结果补充和完善问卷,提高问卷的针对性.其次是2012年5月的正式调查阶段.采用分层抽样方法,调查地点覆盖了屏障区内涉及到退耕还林的 10个区县的53个行政村,每个区县的样本至少分布在 2个以上的代表性村庄,一共收回有效问卷1355份.问卷设计采用了封闭和开放 2种形式,封闭式问题可以获得统计分析的数据,开放式问题旨在深层次把握被调查者的观点和认识,获得调查问卷以外的信息.问卷内容具体分为 4个部分:①农户的基本情况,包括家庭人口、年收入、农业种植、家禽牲畜养殖、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是否三峡移民等.②农户对退耕政策的认知.③农户退耕后所希望得到的补偿形式和原因.④退耕还林对农户家庭生产生活造成损失的受偿意愿,该部分也是调查中的核心部分.对农户受偿意愿的调查采用如下方法:先让农户说出期望家庭每年得到的总补偿数额,询问其选择这个数额的原因,再由访问员与其“讨价还价”,直至问出农户者所能接受的最低补偿数额.

2 调查分析

2.1 调查对象的社会经济特征

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见表 1,从性别特征看,73.6%为男性,26.4%为女性.被调查者中,57.5%是移民,42.5%不是移民.年龄范围为21～76岁,其中 40岁以上年龄段的数量比较多.调查对象的年龄分布不均,反映了研究区域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年轻人,特别是未婚的年轻人,大多到附近城市务工,而年龄较大者则留在村内务农.从教育水平来看,94%的被调查者为小学或初中文化水平,这与当地教育水平相对落后和被调查者年龄偏大有关.

表1 样本社会人口学特征Table 1 Demographic data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mples

表2 样本家庭社会经济特征Table 2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local household

调查表明(表 2),农户的家庭平均人口数为3.91人.由于年轻人大多都外出打工,参与农业生产的实际劳动力(18～55岁)数量减少,家里只留下劳动能力较弱人员.土地利用有耕地、果园和林地 3种方式.耕地主要种植玉米、榨菜、马铃薯和蔬菜.但因土壤瘠薄,作物产出低,仅可满足家庭消费,没有余售.果园主要为柑橘园和茶园.林地主要为生态经济兼用林.畜禽以鸡和猪为主,包括散养和规模化养殖 2种类型.散养所得副产品农户只留部分自给,其余进行销售,但由于养殖量较少,畜禽产品并非散养农户主要的收入来源.规模化养鸡厂或养猪厂主要分布在巴东、开县、涪陵地区.办厂农户的收入普遍高于其他农户.研究区农户家庭的收入结构中,外出务工收入约占一半.家庭年收入值差异性较大,有的不足2万元,有的超过10万元(未列在表2中),各地家庭人均纯收入也存在显著差异.

2.2 调查对象对退耕政策的认知

三峡库区自 2000年开始实施退耕还林工程,一直以钱代粮,补助标准为245元/(亩·a).至今,研究区域的户均退耕面积为2.595亩,农村人均退耕面积约 0.66亩[23].调查发现,尽管 43.5%的农户认为以往的退耕还林补助不能弥补其经济损失,但高达 78.8%的农户认为其目前的生活没有受到该项目的影响,这主要与近年来研究区农户非农收入的增加有密切关系.95.3%的农户认为退耕还林有效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但是仅有30.1%的农户明确表示补助期满后不会开荒种地,说明退耕的可持续性令人担忧.农户出现这种生态意识与行为选择之间的偏差,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农民对种庄稼的习惯性偏好,但更深层的根源其实在于生态环境资源的公共性和农户追求经济收益之间的冲突[26-27].化解这种冲突的长效机制在于建立公平合理的补偿标准与科学客观的补偿机制[28].

表3 调查对象对以往退耕政策的态度与认知Table 3 Local people’s attitude and perception to the past CFFP policy

2.3 退耕受偿的参与程度

本研究就农户未来是否愿意接受退耕补偿及其原因进行了调查和分析.结果表明(表 4),大多数农户(74.0%)愿意退耕接受补偿,其中,约90%的人认为,退耕可以让自己从收入低的田地劳动中解放出来,从而更加放心地外出务工并得到一些补助.少数农户(14.2%)不愿意退耕接受补偿,其中 65.8%的人认为需要靠种田维持生计,28.7%的人认为补偿费远低于自己的期望,5.5%的人出于对土地的留恋.11.8%的农户未给予明确答复.调查发现,农户关于将来退耕的态度,跟2个预期有关.一是对未来生计的预期,二是对补偿标准的预期有关.未来生计与土地相关性较低的农户更愿意退耕,提高补偿标准某种程度上可以增加农户对退耕的支持度.

表4 农户是否愿意接受退耕补偿及其原因Table 4 Local people’s attitude to the CFFP and reason

2.4 受偿形式分析

对愿意退耕的农民,本研究调查了其退耕后所希望得到的受偿形式.结果显示:36.7%的人选择了现金扶持,45.3%的人希望被招工获得稳定工作,14.6%的人希望参加职业技能培训,3.4%的人希望政府提供柑橘种植、农家乐等方面的创业优惠政策.

将受访者年龄与以上 4种帮扶形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年龄的农民对帮扶形式的选择存在显著差异(P=0.000,α=0.01),较年轻的农民更希望通过学习一门技术,拥有一份稳定的职业以解决长远生计.相对于直接支付,农户更乐于接受提供培训和就业等间接支付方式,其实反映出了当地所能提供的非农就业机会十分有限[29].这就启示,退耕还林若能向林业经济延伸,提供农户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也许是解决农户的长远生计,降低复垦可能性的好方法.当地退耕还林的可持续或许就存在于坡地增绿与农户增收的有机融合之中.

2.5 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

调查发现,愿意退耕的农民在考虑受偿意愿时,通常参照了以下依据:一是当年农作物的产值,二是全家人基本的生活费用,三是国家已有的退耕补偿标准,四是邻近村组的土地流转价格.为了定量考察非地域因素对受偿意愿的影响大小,将农户年受偿意愿[元/(户·a)]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受访者性别(虚拟变量,男性=1,女性=0),文化程度,年龄,家庭年收入,是否移民(虚拟变量,移民=1,非移民=0),耕地面积,果园面积,林地面积,养鸡数量,养猪数量,希望得到的帮扶形式(虚拟变量,形式1为现金,形式2为招工,形式3为技能培训,形式4为创业政策.是=1,否=0),退耕还林的生态效益认知(虚拟变量,认知1为有效,认知2为无效,认知3为说不清楚.是=1,否=0)作为解释变量,采用逐步回归方法得到模型的各项参数和拟合效果(表5).结果显示,生态屏障区农户退耕受偿意愿的形成具有多因素关联性和一定的特殊性.

表5 模型回归结果Table 5 Regression result of the explanatory variables influencing on WTA

对农户受偿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包括受访者性别、耕地面积、家庭年收入、是否选择招工帮扶、是否选择创业帮扶、是否移民.从系数估计的符号来看,耕地面积多、家庭收入较高以及受访者为男性的农户,其退耕的受偿意愿值相对较高;而移民家庭,选择招工帮扶或创业帮扶的家庭,其退耕的受偿意愿值相对较低.其原因分别在于:耕地面积多,则退耕的农业收入损失多,相应的补偿需求就多.相对于中低收入家庭,较富裕的家庭对未来收入的心理预期比较高,而这种预期也在退耕受偿值的考虑上得到了体现和延伸.男性外出打工经历普遍多于女性,较丰富的阅历使他们对退耕机会成本的判断相对更高.由于在移民安置中曾享受过现金补贴和政策优惠,参照国家原有标准是移民在考虑受偿值时较为普遍的想法,故而,相对于非移民家庭,他们的受偿意愿值较低.选择招工帮扶或创业帮扶的家庭,其生计策略偏向于对非农行业,他们不太看重耕地所带来的收入和风险保障功能,而是迫切地希望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所以受偿意愿值相对较低.

无显著影响的因素包括果园面积、林地面积、养鸡养猪数量、文化程度、年龄、退耕生态效益的认知.从研究区实际情况来看,退耕还林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主要与耕地有关,所以果园和林地不对农户受偿标准产生显著影响符合情理.当地的畜禽喂养与耕地利用的关系并不密切(散养鸡食昆虫为主,散养猪食草为主,规模化养殖用饲料),故对受偿意愿的影响也比较小.研究区农民的文化程度基本在初中以下,对退耕生态效益的认知相对统一,中高低意愿中的年龄分布较均匀,因此也未对受偿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2.6 受偿意愿的空间差异

由于实际中的退耕补偿额按面积核算,运用公式(1)进行转换,从而估算出基于调查的地均受偿意愿.

式中:E（ W T A ）i为i区域的平均受偿意愿,元/(亩·a);Bji为i区域第j户的受偿意愿,元/a;Fji为i区域第j户的耕地面积,亩;n为i区域愿意退耕受偿的总户数.

生态屏障区的平均补偿意愿为 1014元/(亩·a).虽然该值是 2000年退耕补偿标准的 4.1倍,但很接近当地近3a的平均种植业产值1000元/亩,说明调查值总体上比较真实地反映出了农户水平上近 10a来退耕机会成本的提高.按照 25°以上坡耕地必须退耕的要求,屏障区的退耕面积为 461250亩.因此,屏障区基于农户受偿意愿的理论退耕补偿总额约为4.68亿元/a.

生态保护带的平均受偿意愿为 1088元/(亩·a),比生态利用区的平均受偿意愿 979元/(亩·a)略高.这可能与农户谋求生计的区位优势有关.生态保护带临近长江,取水方便,农户从事种植业更为便利,相对于生态利用区而言,农户也更容易经营一些过往船只的农副产品小生意,所以对退耕机会成本的评价相对高一点.

巴东、奉节、涪陵、开县、万州、巫山、渝北、云阳、忠县、秭归的年均受偿意愿及其与屏障区的比较如图1所示.

10个调查点的受偿意愿范围从 555元/(亩·a)到1529元/(亩·a).从空间特征来看,受偿意愿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为:万州、秭归、渝北、开县、奉节、巴东、涪陵、云阳、巫山、忠县.其中,万州、秭归、渝北的受偿意愿高于屏障区平均水平.结合调查,研究认为这或许跟农户与外界的接触机会有关.万州、秭归、渝北分别位于库腹、库首、库尾.其中,秭归是三峡坝址所在地.从三峡工程建设以来,这3个地区逐渐成为同时具备水港、空港、铁路及公路的交通运输枢纽.当地农户与外界联系日益方便,不仅拥有相对多的非农就业机会,而且接受了更多的资讯.他们更愿意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同时,对于退耕补偿标准的期望也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图1 三峡生态屏障区农户退耕补偿意愿的空间差异Fig.1 Spatial difference of WTA in ecological barrier zone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2.7 讨论

退耕还林是一项复杂系统的生态建设工程,其核心是提高人-自然的和谐度.基于农户受偿意愿的调查分析,可以实现生态保护中主体与客体的对接,有效识别与退耕相关的社会经济驱动因素.本文在三峡生态屏障区的研究结果表明,退耕还林表面上是植树造林行为,实质上关系到经济利益的分配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我国目前退耕还林工程所实施的均一型补偿标准忽略了农户参与生态建设机会成本的社会异质性和区域差异性,从而影响了农民参与的积极性,生态补偿的公平性以及补偿资金投入的有效性.为了提高生态建设投资的效率,实现生态补偿工程中“效益/成本”的最大化,必须有效激活生态建设的微观主体,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目前单一的现金补偿形式忽略了参与农户的多元需求.从长远来看,无论是补偿方还是受偿方,这种“输血型”直接补偿的可持续性也令人担忧.因此,应建立基于区域的生态补偿标准和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方式,使之与农户需求,生态系统服务和区域产业发展相结合.培育相应的市场“造血”补偿机制,将生态建设整合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中,通过“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促进农民的就业与增收,才能为生态建设提供远近结合,标本兼治的不竭动力.

3 结语

三峡水库生态屏障区的农户普遍认可退耕还林的生态效益,但是退耕的可持续性令人担忧.1355份有效问卷中,愿意接受补偿的占 74%,对未来生计的预期与土地相关性低的农户更愿意退耕.其中,63.3%的农民,特别是较年轻的农民,希望退耕后能够通过招工就业、技能培训、自身创业谋求长远的生计.受访者性别、耕地面积、家庭年收入、期望的帮扶形式、是否移民这几个因素对农户的受偿意愿值具有显著影响.屏障区平均补偿意愿为 1014元/(亩·a),生态保护带为1088 元/(亩·a),生态利用区为 979 元/(亩·a).10 个调查点的受偿意愿范围从 555元/(亩·a)到 1529元/(亩·a).万州、秭归、渝北三地的受偿意愿值高于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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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ehold’s willingness to accept about conversion of farmland into forest program in ecological barrier zone of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FENG Lin1*, XU Jian-ying2, DI Jing-han1(1.School of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2.College of Resource, Environment and Tourism,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7, China).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13,33(5)：938～944

Households’ willingness to accept (WTA) about conversion of farmland into forest program (CFFP) was investigated in depth by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PRA) in ecological barrier zone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Ecological benefits of the past CFFP were approved generally, but the sustainability was worrisome. Among 1355 samples,most peasants (74.0%) agree to accept the next CFFP with subsidy. The peasants who had low relevance between future life and farmland prefer to returning farmland. WTA presents obvious social heterogeneity and regional difference.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regression model analysis, it was found that interviewee’s gender, education level, household’s farmland area, annual income, expectant compensation forms and whether migrant or not were closely correlated with the willingness value. Average WTA in the ecological barrier zone is 1014 Yuan/mu.Year. WTA of Wanzhou, Zigui, and Yubei are higher than the mean level.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re are shortcomings in uniform standards and manners of payment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PES) in China. Standards of PES based on region and diversified compensation modes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promote CFFP and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yment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PES)；conversion of farmland into forest program (CFFP)；willingness survey；ecological barrier zone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X37

A

1000-6923(2013)05-0938-07

2012-11-20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2012BAC06B04);国家“863”项目(2012AA06260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41271552)

* 责任作者, 博士, feng.lin@163.com

冯 琳(1979-),女,江苏泰州人,博士,主要从事环境经济与管理,环境预警模型研究.发表论文2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