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题名中嵌入“歪斜”二字，不是人前撒娇，故作稚嫩，实在喜欢这两个字的本义。回顾我在文学批评这条路上走过的身影（假若一个人可以在多年之后，看到自己当初的身姿的话），踉踉跄跄，歪歪斜斜，实在是最好的描述。如果说，这还只是比喻，若与正统的批评路子相比，“歪斜”二字就不是比喻，而是实指了。

写作之初，我给自己定下了两个禁忌；一是不写诗；二是不写评论文章。不写诗，是我觉得，旧诗都让古人写尽了，新诗根本就不是诗，只有天才才能写得了新诗，我是地才，还是不要沾这个边为好。评论文章，则怕是从那个时代的“大批判文章”得下的印象，觉得这活儿，就不是我这样出身不好的人应当干的；理论是灰色的，评论也不会多么光亮。

写诗的禁忌，至今没有破除；而不写评论文章的禁忌，很快就破除了。

一九八0年春夏间，曾参加由中国作家协会办的“文学讲习所第五期”的学习。这个所，后来改名为“鲁迅文学院”；我们这个第五期，是延续五十年代“中央文学研究所”的顺序排下来的，实则是新时期的第一期；学员三十一二名，除了我这样的平庸之辈外，多是全国文学界的青年才俊。那几年，“全国短篇小说奖”获得者，是个很高的名头，我们这一期学员里头，首届获奖者就很有几位。其中一位叫“刘富道”的，跟我很要好。他的获奖作品是《眼镜》，隔了一年，又以《南湖月》获同一奖项。

一九八二年春天，我的一篇小说获得一个小奖，去广州领奖返回路过武汉，舍弃卧铺票，下车去看望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