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湘一

一九六四年的一天，我进入纽约世界博览会自由企业展厅避雨。这个厅里标识牌的主要部分是一个蚁群，上面写道：“两千万年来进化停滞，为什么，因为蚁群是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的体制。”

（斯蒂芬·杰·古尔德： 《自达尔文以来：自然史沉思录》）

知识分子关心自己身处的社会和未来，所以即便是书写在标识牌上的广告词，也能令进化生物学家古尔德这样的偶遇者印象深刻，当然古尔德不会同意说蚂蚁在两千万年前停止了进化。进化论相信，生物体主动适应环境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止，但是当我们用进化论的观点去观察人类社会时，问题变得有点复杂—究竟什么样的社会形态是好的？主张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仅仅提供了判断的标准而没有给出答案。古尔德大概也不会同意说蚁群是社会主义或者极权主义的，但是古尔德恐怕很难抗拒类比和联想的诱惑，将蚂蚁分工协作的高度社会化行为与人类作一番比较，他的前辈赫胥黎主张人类生活就如同一场没有止境、没有约束的战斗，不仅仅局限在那些狭隘和暂时的家庭成员的联系之中，霍布斯式的个体对整体的抗争是生存的普遍状态。克鲁泡特金并不同意赫胥黎的观点，他在《互助论》中用蚁群当作证据来反驳宣扬个体自由竞争的赫胥黎，证明互助协作、为集体利益奉献自我是隐含在动物体内的天性，当然也包括人类在内。

古尔德、赫胥黎或者克鲁泡特金，不管他们实际上如何理解和解释进化论，他们都非常认真地对待动物所表现出的特定行为，不是当作戏仿和隐喻人类的思想游戏，而是一个不能回避、必须解决的严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