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晋芳

(中山大学 教育学院，广州510275)

近几十年来，高等教育逐渐从社会边缘向社会中心转移，不仅与国家的经济发展紧密相关，而且与普通百姓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它自然而然地受到社会的更多关注，这也导致它要接受更多的问责。社会问责是高等教育问责制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高等教育问责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目前，在国外尤其是英美国家，高等教育问责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日趋完善，高等教育在社会问责方面也取得一定的发展并逐渐成熟起来，而我国对高等教育问责制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已有学者意识到高等教育问责制中问责主体的多元化的重要性，诸如公民、校友组织、基金会、媒体等。笔者认为，随着高等教育与民众的利益越来越密切，也要重视公民、媒体、社会组织等社会问责主体。因此，有必要对高等教育问责制中的社会问责进行研究，以进一步完善我国高等教育的问责制体系。

一、社会问责的内涵

“问责制”(acciuntability)最初应用于商业领域，指工商企业等组织机构对其生产或销售的产品及服务负有责任，消费者有权向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组织问责，“问责制”之后运用于公共行政领域。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和新公共管理思潮的兴起，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和市场化在欧美国家蔚然成风并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为了满足高校与政府以及其他公共服务之间的关系与要求，高等教育问责制便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