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高琴， 徐永安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人文社科系，湖北 十堰 442002)

老子生活的春秋时代，虽然“礼崩乐坏”，但是各个大小诸侯国为了巩固和扩充自己的利益，纷纷招贤纳士，却也开创了历史上第一个人才济济、各逞其能且自由流动的局面，相应的用人理论也纷纷出炉，以墨子的“尚贤”论为其中的代表。《墨子·尚贤》曰：“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他提出了“进贤”、“事能”的主张，并将“尚贤”视为“为政之本”。[1]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历史上的“盛世”大都与注重选拔使用贤才有关。中国人早已形成了治理国家必须倚重贤能的理念，因而同时代的道家创立人老子提出的“不尚贤”的相反主张，似乎显得不入潮流，不少学者对其多有诟病。比如任继愈先生认为：“老子反对当时流行的尚贤主张，反对新事物。他主张愚民，认为人民的头脑越简单越便于被统治。这和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是一致的。”[2]有的研究者认为：“《老子》是以批判者的姿态，戴着斜视镜去看问题的。它固然发现了别人(法治者、尚贤者)所没有发现的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它由此彻底全面地否定了法治和尚贤本身。为了免去‘盗贼多有’，索性根除法治，为使民不争，干脆不尚贤。这是因噎废食的消极办法。”[3]这样的评价未必接近老子的本意。我们通过比较老子的“不尚贤”与墨子的“尚贤”予以说明。

一、老子的“不尚贤” 与墨子的“尚贤”在对象上是一致的

墨子认为贤人必须“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即贤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道德高尚、能说会道、学识渊博，其中“德行”被排在第一。老子的《道德经》讲的就是自然与社会、人伦的道德，通观《道德经》，多处论及圣人之道，也论及普通人的为人处事之道，无不是以高尚的道德为第一要旨，配以简洁而有效的处事方法。与墨子贤的内涵相比，除了“辩乎言谈”之外(老子讲究“行不言之教”)，其他内涵没有冲突，且老子的贤在道德层面显然更加高于墨子的贤，这就是比之于天道的道德——“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天道对万物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故治国者或圣人对民众也是“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老子的“不尚贤”断不是“尚不贤”。

二、老子的“不尚贤” 与墨子的“尚贤”在目标上是一致的

墨子尚贤是为了帮助“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者盖流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面南之术也。”[4]“君人面南之术”，当然也是为了帮助君王达成治理好天下之目的。从《道德经》的谋篇结构亦可见其立论以治国为首要：其首章讲天地之“道”的深奥玄妙，但本质上可以“无”与“有”的辩证关系把握；第二章则推及“道”的现实表现——美丑、善恶、大小、长短等是相对存在的，圣人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提出“无为”思想；循着“无为”思想，在第三章提出了“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的“使民”方略，亦即治理国家的“圣人之治”， “不尚贤”则处于诸治国方略之首。

三、二者关于贤才的来源有共同之处，但表述的重点不同

墨子看待贤才，打破了身份等级的限制，“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这显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顺应了时代与社会的发展要求。老子的言论，也包含了这种思想，只是没有墨子直接与激进。老子笔下的圣人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向天地之道学习的结果——“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同时，老子也提出了普世性的处世之道，“大丈夫居其厚，不居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这些同样是天地之道在人类社会的表现，是普通人可以做到的。通过不断地学习自然的道德精神(《道德经》充满了这种学习的比拟描述)，百姓之中可以产生贤才，贤才进而可以成为圣人。因此，说老子的思想否定尚贤，想实行愚民政策，是不符合他的哲学思考的。只是老子更加注重民众罢了——毕竟在任何时代，能成为贤才、圣人的是少数，治理好其他大多数人，才是保证社会稳定的基础。更何况，那个时代的语言中，“民”并不特指普通老百姓，而是一个与“官”相对的宽泛所指，相当于现代语的“人们”，或者是“人类”。

四、二者的差别在于“尚贤”的方法和程度

墨子强调对待贤才要“富之，贵之，敬之，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即贤才通过获得财富、地位、荣誉、权力，让其他的人都看见、知道成为贤才的好处与权力，并且产生“敬”、“信”、“畏”的认知心理，从而使得国家安定。而《道德经》中，老子提出圣人采取“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的方式治理好天下，让民众在感受不到，也不会想到追求过分的物质利益和欲望，不存在对统治者畏惧的情况下，淳朴自然地生产、生活。“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百姓的自然就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此则天下太平之象。“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当百姓们没有心计没有欲望(民风淳朴)，那么少数自作聪明的人也就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了，从而达到“为无为，则无不治”的效果。

但是老子似乎没有说到贤才的待遇，不过《道德经》的有些内容包含了这个问题：“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明白圣人也有正当合理的利益。不过与墨子不同的是，在他看来，既然是贤才，其具备的道德境界就不会先讲“私”，而是遵循天地之道，先公后私，先人后己，甚至用不着思考“私”的事情，因为贤才得到应有的待遇是毫无疑问的。比起墨子，在如何对待贤才、贤才如何影响百姓与治理好天下这些问题上，老子的思维显示了更高的道德水准。

五、从字义到语义看老子“不尚贤”的本质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从字义上来看老子“不尚贤”的完整意思。实际上，“尚”字含“增加，超出”之义，古文中如《孟子·公孙丑(下)》中，有“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5]，现今所言“时尚”等亦有其痕迹。结合老子的思想，因此“不尚贤”就是“不突出贤才”，“不标榜贤才”——让贤才顺其自然地发挥他的作用，不要过多地关注他，就和其他人一样，都是做自己该做的事。可见老子并不反对“尚贤”(如任继愈先生所认为的“不推重有才干的人”)，而是提醒统治者，过分突出贤才，让人看到的是贤才得到的富贵荣禄，从而引起利欲之心，并不择手段去争夺，会带来许多新的社会问题与矛盾，反而背离了“尚贤”的初衷。毕竟，使民众都无争名夺利之心，都能致力于自己的生产与生活，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这要比侯王得到几个贤才重要得多。这也是老子“无为而为”思想在治国与用人领域中的表现。

老子的“不尚贤”表现出了对人性恶的深刻洞察力与防范之心。老子的深刻除了源于超出他人的丰富学识、独特哲学思辨力之外，还与他史官的身份有关——他可以在一国的朝堂之上，记录国家大事，冷眼旁观世事人情，体悟治国、用人的道理，从而形成自己的思想并推及天下。这样的政治实践活动是其他人望尘莫及的。

《道德经》崇尚的“无为”、“自然”、“不争”，既是天地之道，也是治理天下的根本之道。故而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此老子的“不尚贤”要比墨子的观点更具有哲学思维的深度。老子的“不尚贤”是“无为而为”的“尚贤”，是“自然而然”的“尚贤”，是“为而不争”的“尚贤”，是“尚贤”的最高境界。

六、老子“不尚贤”对社会和谐的意义

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证明老子的“不尚贤”思想的科学。心理学家把小孩子分成甲乙两组，甲组小孩每次帮人拣东西之后，都会得到一个小玩具；乙组小孩帮人拣东西之后，却没有什么奖励。过了一段时间，再取消甲组小孩的奖励，甲组小孩就会不再愿意无偿帮助他人；而乙组的小孩却依然出于天性(自然)乐于帮助别人。这就是“过度尚贤”的坏处。

当下我们生活的时代，毫无疑问是一个重视人才的“尚贤”时代，但是也存在“过度尚贤”的问题。作为制度性问题，它存在于我们的应试教育制度中，并渗透到家庭教育、社会的价值认知等多个层面。

上世纪70年代末恢复高考制度，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急需的各种人才，中国和平崛起三十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教育在培育输送人才方面可谓功不可没。但是，应试教育的各种弊端也随着时间的积累而日益凸显，并对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还是“为振兴中华而读书”的话，那么这种积极的理想主义精神色彩现在所剩几何？在学历高低基本上划分出人的社会地位和利益等级的现实下(“过度尚贤”)，追求学历，恐怕早已沦为以获取最大利益为目的的手段了(许多人正是看到“贤才”得到的利益)，因此，为了考上大学，有多少父母不是从小学就开始，全力关注孩子的成绩和分数，而忽视了综合素质、道德修养和人生理想的培养。只要有可能，就是花上更多的钱，也要挤上大学的“末班车”，乃至倾尽家财也要送孩子出国留学。还有多少人愿意进入技校、职校学习一门谋生的技能，去普通的劳动岗位实现人生价值呢？做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不再是一种价值观，而是一种不得已的无奈选择。当一个几岁的孩子说出自己长大了的理想是要当个公交车司机时，立即换来妈妈的一记耳光和“没出息”的责骂。这一事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它所折射的正是社会存在的急功近利、一夜暴富、成名成星的价值取向。当我们失去了对劳动的肯定，对普通劳动者地位的尊重，社会毫无疑问会潜藏巨大的危险。而当下社会存在的价值观失衡与扭曲，与“过度尚贤”的价值导向有关。

“过度尚贤”也对我们的干部考核制度产生负面影响。政府在选拔、任用、考核干部时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新时期干部工作的根本指导方针，它兼顾了德、才、能，即“贤”的人才标准。但当以学历为参照，限定某种学历只能升迁到某级职位成为潜规则时，就会导致许多本可以安心做好本职工作的人，不得不分心分神谋求高学历。于是，也催生了官场中以权力、金钱与教育资源相交换的“学历腐败”。

“过度尚贤”催生的功利倾向在高校也有表现。我国的论文产量世界第一，但创新性不足，引用率很低，甚至出现了某些高校领导、教授抄袭、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的事件，在国际上造成恶劣影响。高校的人才流动，博士占主流，相比引进硕士生，博士的待遇包括一些过度利益，从而也引发了一些人的名利之心，出现了获得博士学位后向校方“要官”，否则就跳槽走人的现象。为了谋利有人造假学历——2012年媒体披露的厦门大学外聘教授博士文凭造假事件表明：造假者实际上是有科研、学术能力的，并且“工作是认真负责的”。但如果她没有这个假博士文凭，就不可能进入“人才”行列，获得厦大讲座教授以及后来的全职教授的职位。[6]我们肯定不能容忍造假这种不道德的行为，但同时更堪忧的是我们的人才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

正因如此，老子的“不尚贤”思想对调节、化解“过度尚贤”所积累的问题，对我们从用人制度方面进行反腐倡廉、建设和谐社会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而从根本上改变应试教育制度具有首要意义。从各级义务教育开始，取消学校分级、班级分级，逐步消除不同区域间学校在资金、师资、待遇等资源配置方面的差异，改变以升学率为核心的教学体制和资源配置，真正体现教育民主、教育平等，真正形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倡导“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多元化的人才观，推广“劳动光荣”的基本人生价值观，使我们的制度既能激发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又使人们不争不贪，安身立命，呈现自然、和谐，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图景。

[参 考 文 献]

[1] 孙诒让.墨子闲诂[M]//诸子集成：第4册.上海：上海书店，1991：25-29.

[2] 任继愈.老子新译[M].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66.

[3] 宋锦锈.《老子》的用人思想[J].锦州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2).

[4] 汉书[M]//二十五史：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94：166.

[5] 焦循.孟子正义[M]//诸子集成：第1册.上海：上海书店，1991：154.

[6] 佘静.厦门大学造假女教师遭辞退[N].厦门日报，2012-07-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