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 曼 梁 铄 赵嘉璐

（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效率”是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之一。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对于效率研究有其自身的效率评价模式，例如庇古效率标准、生产效率（包括技术效率和经济效率）、帕累托效率、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X效率标准①等。但产权经济学亦有其自身的效率评判模式。随着海洋渔业的持续发展，海洋渔业产权问题日益突出，现有的产权制度安排僵化，制度调整所带来的效率激励持续低下。

既然没有带来永恒经济增长的制度，因此也不会存在永恒递增效率的产权安排，那么，如何分析海洋渔业产权效率演变的基本诱因，如何量化海洋渔业产权效率，这些问题存在许多值得深入挖掘的理论空间。

一、海洋渔业资源产权效率演化的基本诱因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存在效率递减规律，即某一特定制度只能存在某一特定时期，制度的存在有它自己的生命周期，当制度的效率“生命”线在达到一定点之后会随着生存时间的延长出现效率递减的趋势。［1］从总体上看，影响因素决定效率单元，效率单元决定产权效率。

（一）资源禀赋的稀缺性

从近些年的海洋渔业发展来看，虽然海洋渔业总产值逐年提高，但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渔业资源的稀缺性也是逐渐增加的，这主要是由于人们对海洋渔业资源的需要呈现多样化的趋势，致使对海洋渔业资源的需求逐渐增加。人们对海洋渔业资源的需求由单一的经济需求，发展为经济、社会、生态多方面的需求，并且随着生态状况恶化程度的加剧，对海洋渔业资源的生态需求逐渐上升为主导需求，这就需要有更多的海洋渔业资源来满足人们的多种需求。这种稀缺程度的加重使得其产权私有化的趋势增强，同时由于海洋渔业资源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单一的私有不能提供足够的海洋渔业生态产品的供给，因而，应在分类经营的基础上不断丰富产权主体和产权形式。

（二）个人偏好与预期收益的变化

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发展海洋渔业资源的目的，就是要满足不断增长的人类需求。人类对渔业的需求经过了原始需求、简单需求，现已进入了“现代需求”阶段。现代需求的本质是要求海洋渔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参与整个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今后的渔业既要考虑经济利益也要考虑生态利益。目前，社会对海洋渔业的主导需求变迁为生态需求，这样，海洋渔业资源资产产权的内涵和外延都得到了拓展。由此可见，人们对海洋渔业资源资产需求的变化会影响其产权制度。

（三）利益主体的成熟程度

海洋渔业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成本受着不同利益集团地位的影响。在产权制度构建中，中央政府更多关注资源保护以及海洋渔业资源利用在社会经济中的宏观调控作用；而地方政府、渔业企业等则是将集中精力关注地方的利益和企业自身利益。各利益主体越成熟，利益差异越明显，对产权制度需求的目标差异性越大，各自都希望海洋渔业资源资产的产权制度能尽力降低自己的成本，这样必然导致产权制度制定与实施的交易成本的增加，从而增加了产权制度的总成本。

（四）产品与要素价格

相对价格的变化改变了对渔民和相关利益主体的激励结构和讨价还价的能力，导致各相关利益主体重新订约的努力。在相对价格的变动中，人口及其与资源的比例是两个重要的变量。在计划经济时期，产品及要素的非商品性削弱了价格对制度变迁的影响，但是随着人口的急剧增加，人口与资源的比例大大提高，致使20世纪70年代开始海洋渔业资源被过度开发，大量海洋渔业租金消散。无论是渔民还是政府都对阻止租金消散、提高社会福利的制度安排产生强烈的需求。这导致1979年《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的颁布，使我国海洋渔业资源制度从自由入渔制度转变为进入限制制度。同时，随着渔业劳动力及资本不断的投入，受海洋渔业资源负外部性的影响，劳动力及资本的收益率不断下降，因此有效的激励机制和产权明晰的制度安排就成为一种可能和必要。当渔业资源被过度使用的程度越严重时，新的制度安排的潜在利润也就越大，渔民和政府对新制度安排的需求也就越强烈。

（五）知识与技术的供给效率

技术发展水平及其变化对制度效率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科学技术的进步会影响获取信息的成本，各种通讯技术的应用大大缩短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为搜集信息提供了便捷途径，使得获取信息成本降低，同时由于信息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的特点，成本的降低和边际报酬递增的双重作用使得技术进步对获取信息的影响大大增强。［2］其次，技术的进步可能会调动个人对其资源进行重新配置的积极性，以及为了再确定产权以实现新收入流的分割而组织和引进集体行动的积极性。［3］再次，技术变化也可能影响交易费用，能降低排他性成本、监督成本，使产权更明晰的制度安排成为可能；技术进步能提高渔民的生产率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提高对新制度安排的预期。

（六）决策者行为

对海洋渔业资源产权制度而言，其利益主体首先考虑的是其行为的有限理性和风险不确定性。渔业资源产权制度利益主体很容易利用参与决策成员的有限理性来为自己所偏好的产权制度服务，即由于参与决策的成员不一定真正认识到海洋渔业产权制度实施的效果。因此，决策者很容易借公共利益的维护等象征性口号来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即使其本身也知道实际的政策可能不是所宣传的那样，这使政治家们能以很低的机会成本获得大量的公众支持。

另外，对海洋渔业产权制度决策的控制权大小也影响制度决策者及行政官员对产权制度的选择。一般来说，由于产权制度决策者可以有效地通过对行政规则及程序的制定来对不同的利益集团产生影响，海洋渔业产权制度能使决策者拥有更多的对海洋渔业资源利用结构变化的控制权。相对来说，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政策则把更多的权力交给了市场，在规则面前对所有的资源使用者一视同仁，因此决策者很难掌控渔业资源产权制度实施的结果。所以，那些追求权力最大化的制度决策者往往会更倾向于支持实现自己这一目标的命令——控制方式政策。［4］

二、海洋渔业资源资产产权效率度量的理论基础——成本与收益理论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成本收益分析是产权效率计量的最基本逻辑思路之一。诸多学者都阐述过成本收益理论与制度安排的关系。Caudill认为“成本收益分析经常用于决定各种选择的经济价值的政策制定过程”。LE.戴维斯、D.C.诺斯认为“成本与收益的变动会使制度产生不均衡，并诱致了安排的再变迁”。林毅夫认为“在生产和交易费用给定的情况下，能提供较多服务的制度安排是较有效的制度安排，换句话讲，如果两种制度提供的服务数量相等，那么费用较低的制度安排是较有效的制度安排”。学者邓大才直接指出“预期制度安排成功所支付的费用和收益之比就体现出制度供给效率”，因此“降低和科学地分摊制度变迁成本、降低制度运行成本、增加制度收益就可以提高制度供给效率”。

三、海洋渔业资源资产产权效率的度量模型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将海洋渔业资源资产产权效率定义为实施了某种渔业产权制度后的净收益与制定、运行该产权制度的成本之间的比较。

产权效率＝（产权运行收益－产权成本）/产权成本

或

式中，Ei——第i种海洋渔业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效率；Ri（u）——第i种海洋渔业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下的收益；Ci（u）——第i种海洋渔业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下的成本；W i（u）——第i种海洋渔业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下的福利水平；u——效用水平。［5］（P32）

需要指出的是，产权制度中的成本和收益要比一般经济活动中的成本—收益分析复杂得多。有些是可计量的，有些是不可计量的；有些是公开的，有些是隐蔽的；有些是现在可以计量，有些是在未来才能计量。但在实际中，尽管有些成本和收益无法用数字精确地计算，但这些不可计量的成本和收益也极有可能被“估计”出来。［6］这种“估计”的差异也是影响产权制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模型的深入

把上面的讨论简化为以下这样一个数学模型：

max［Ri（u）－Ci（u）］

s.t.maxRi（u）－Ci（u）≥Wi（u）

构造拉格朗日函数：

L＝Ri（u）－Ci（u）＋λ［Ri（u）－Ci（u）－W i（u）］［λ＞0］

这个以《西厢记》人物为基础构成的字谜，谜底为“徽”字。其中“可恨红娘不用功”，意在留下繁体字“紅”字的左边以构成“徽”字的部件(近似)，这是一些年轻的猜谜者最难破解的。

对u求一阶偏导可得：

整理合并可得：

可以推出：MRSWC≤1＋λ

这里的（1＋λ）就是人们支持某项产权制度所愿意支付的最大成本的影子取值。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MRSWC的取值范围：［1，1＋λ］。

这里MRSRC有一个最小影子取值，这一点对于政府制定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当收益小到被忽视时，这样的产权制度就不会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也就起不到激励和提升福利水平的作用。当MRSRC＝MRSWC＝（1＋λ）时，此时产权制度达到了一个均衡的状态。但为什么MRSRC还有一个最大影子取值呢？首先，任何一项产权制度都是有一个收益极限的，收益无穷大的制度是不存在的；其次，如果某项产权制度运行的收益极大时，出于机会主义的倾向，人人都只想获得收益而不想负担成本，最终使这项制度无法运行，出现“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情况。

（三）模型的优化

根据基于海洋渔业资源资产产权净效益思想的优化配置机制和海洋渔业资源资产开发利用的约束准则，以产权制度净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函数，以生存条件约束、承载能力约束和公平性约束组成约束空间，构造出海洋渔业资源资产产权制度配置方案生成模型。模型数学表述如下：

1、目标函数

海洋渔业资源资产产权净效益最大化的公式为：

式中，m——年份；NR（m，t）——第t种产权制度第m年净收益；r——折现率；n——计算期总年数。

2、目标函数的约束条件

（1）生存条件约束：海洋渔业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净效益、渔业资源捕捞量必须满足渔民生存的最低需求。

NR（m）≥NRmin（对社会经济系统的要求）（4）

SP（m）≥NEmin（对渔业资源自身的要求）（5）

式中，NRmin——满足渔民最低生活标准所需的净效益；SP（m）——第m年渔民对渔业资源资产的总捕捞量；NEmin——满足渔民需求的最低渔业资源资产数量。

（2）承载能力约束：海洋渔业资源资产可捕量必须在资源承受能力范围内，否则就会破坏生态系统，造成资源衰竭，同时污染物的排放量不能超过海水的环境容量。

SP（m）≤min（TG（m）max，TS（m）max） （6）

PO（m）≤K（t）·PI ——全社会所有成员或阶层的收入之和；Ii，Ij——分别为第i，j个成员或阶层（每个阶层的成员数相同）的收入。基尼系数公式的经济意义是：通过计算全社会任何两个成员（或阶层）之间的收入比率之差来考察收入分配的差异程度。基尼系数介于0～1之间，基尼系数越小，表明收入水平越是趋向平等；基尼系数越大，表明收入分配越是趋向不平等。（m） （7）

式中，TG（m）max——第m年渔民拥有工具的最大的捕捞能力量；TS（m）max——第m年渔民的最大可捕量；PO（m）——第m年的污染物排放量；PI（m）——第m年的海水环境容量；K（t）——第m年的污染物允许超标的倍数，他与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3）公平性约束：由于不同渔民对渔业资源资产的需要量不同，所以分配给渔民的配额也不同，单纯用各子区和各渔民得到的配额量差异来考察海洋渔业资源资产开发利用的代内公平性，难以反映不同子区不同渔民的供需差异。在这里，我们借用经济学中的“基尼系数”②的概念来测度，通过考察渔业产权制度下各子区各渔民的供需比值的差异，来反映海洋渔业资源资产开发利用的代内公平性；通过考察渔业资源产权系统计算期内各年总可供配额的差异，来反映渔业资源开发利用的代际公平性。代内公平性和代际公平性度量如下：

代内公平性为：

代际公平性为：

式中，α1——代内公平系数，α1越小，表示海洋渔业资源资产开发利用的代内公平性越好；α2——代际公平系数，α2越小，表示海洋渔业资源资产开发利用的代际公平性越好；TS（i，j，m，t）——第m年在第t种产权制度下第i子区第j渔民的可供配额量；SP（i，j，m，t）——第m年在第t种产权制度下第i子区第j渔民的需要量；M（m，t）——第m年在第t种产权制度下所有子区所有渔民的可供量和需要量的比值之和；P——子区数量；N——渔民数量；TS（m，t）——第m年在第t种产权制度下的总可供配额量；T——n年内的所有子区和所有渔民的可供分配配额数之和；ε1，ε2——分别为代内公平性调节系数和代际公平性调节系数。

式（8）的意义是在第t种产权制度下，通过计算任何两个子区或渔民之间的供需比值和相对供需比值之和M（m，t），来考察某一时段内各子区或渔民间配额分配与完全平均分配的偏离程度。海洋渔业资源资产各子区和各渔民供需比值的差异越小，则渔业资源资产开发利用的代内公平性越好；反之，差异越大，则代内公平性越差。式（10）的意义是通过计算任何两个时段之间的配额分配量和相对所有时段配额量之和T的比率之差，来考察不同时段间配额分配与完全平均分配的偏离程度。式（10）表明，计算期内各年总分配配额量的差异越小，则渔业资源资产开发利用的代际公平性越好；反之，差异越大，则代际公平性越差。

3、模型评价

上述的优化模型是海洋渔业资源资产在特定产权制度下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三位一体的配置方案，但还不能评价其是否合理。关于配置的合理性，可以根据系统的熵③熵的概念最初是在热力学中由克劳修斯（R.Clausius）引入的，波尔兹曼（L.Boltzmann）给出了热力学熵的明确定义：S＝K B lg W。式中，W——系统熵；K B——波尔兹曼常量；W——宏观状态下对应的系统微观状态数。变方向来判断。

某种产权制度下，海洋渔业资源资产系统是生态经济复合系统，符合耗散结构的要求，必然遵从耗散结构的演变规律。因此可以利用耗散结构中熵变与系统有序性的关系，对海洋渔业资源资产系统的演变方向进行判别。

根据熵的定义，可将海洋渔业资源资产系统的熵定义为：

式中，S（m，t）——第t种产权制度下第m年海洋渔业资源资产系统的熵；kb——比例系数；TS（m，t）——第t种产权制度下第m年海洋渔业资源资产可捕量；NR（m，t）——第t种产权制度下第m年净收益。

式（12）定量描述了某产权制度下海洋渔业资源资产系统的熵值与海洋渔业资源资产利用潜力和净效益之间的关系，若单位海洋渔业资源资产利用潜力带来的净效益大，则该系统熵值越小，资源利用效率越高，整体效益发挥越优，产权制度效率越高。

根据熵变关系对海洋渔业资源资产系统的演变方向进行判断，从而对海洋渔业资源资产的产权配置进行合理评价：

（1）当S（m，t1）＞S（m，t2）时，表示熵减少，t2产权制度下的系统比t1制度下系统的有序度增强，海洋渔业资源资产配置合理，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2）当S（m，t1）＜S（m，t2）时，表示熵增加，t2产权制度下的系统比t1制度下系统的无序度加大，海洋渔业资源资产配置不合理。

综上，海洋渔业产权制度设计的根本应当改变把生产力标准（即盲目追求GDP或经济效益）作为产权效率最高衡量标准的认识，而将福利最大化（个体福利和社会福利最大化）作为最高标准，生产力标准只能是初级标准。福利最大化包括可用货币衡量、物质的、有形的指标，也包括难以度量的、非物质的、无形的指标。高效率的产权制度应给人们提供的是可选择报酬的自由度最大化，当一种产权制度不能跟上已经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而无法扩大自由选择报酬集合的时候，这种产权制度的效率或许走向了生命的终结。赋予人们更大的可选择报酬的自由度空间，也是福利最大化标准的重要体现。

［1］安宁，翟印礼.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变迁动因的制度经济学分析［J］.农业经济，2006，（12）：41－42.

［2］赵晓丽，邓荣霖.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与企业的制度变迁［J］.经济问题，2006，（11）：1－2.

［3］方浩.中国农地制度变迁：一个分析框架——对1949年以来我国农地制度变迁过程的理论分析［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6，（1）：89－92.

［4］陈丽.我国转型时期土地利用规划的制度均衡分析［D］.南京农业大学，2007.

［5］李会明.产权效率论［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

［6］李明发.论科技型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政策支持［J］.江淮论坛，2012，（6）：115－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