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吉英

(中国海洋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法国密特朗时期的文化政策述评*

王吉英

(中国海洋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在法国，政府很早就涉足文化领域，其文化政策可上溯至十六世纪的王室庇护传统。经过数世纪的演变和发展，法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政策模式，国家干预是主要特征，文化部是法国文化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推动者。法国政府对文化的干预在密特朗任总统时期达到“顶峰”，国家在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全面加强。

法国：密特朗：文化政策

文化政策是一国在文化领域实施的制度性规定、原则与要求的统称。它是近几年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门课题之一。这主要得益于“文化软实力”概念的提出和普及。各国在发展经济、增强国防战斗力等“硬实力”的同时努力提升自己的“文化”形象，文化政策研究应势而起。法国作为一个传统的文化大国，其文化政策被广泛借鉴和学习。

西方学界一般将文化政策分成两种类型，即以法国为代表的国家主导型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在法国，国家干预文化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至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当时的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因重视人文、扶持艺术家而被尊称为“艺术之父”。在他执政时期，法国成立了皇家印刷厂，负责编印由希腊语和拉丁语翻译成法语的文献；设立了皇家图书馆，典藏每年出版的书籍文献；颁布了《维莱特雷敕令》，规定起草判决书和公证书必须使用法语。自此，王室庇护成为封建时期的一项传统，为法国现代文化政策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国家作为文化保护者的角色即使在政权更替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的大革命时期也没有放弃。1959年第五共和国成立后，法国设立了文化事务部，著名作家安德烈·马尔罗任部长。文化事务部的设立标志着法国现代文化政策的诞生。从此，文化部成为法国文化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推动者。

法国文化政策的基本理念是：国家是文化政策的主导者，文化是一项“国家事务”。这是法国文化政策区别于美国等国实施的市场主导型文化政策的最大特征。自1959年文化部成立至今，法国政府对文化领域的干预从未间断，并在上世纪80、90年代即弗朗索瓦·密特朗任总统时达到“顶峰”，主要表现在重组文化部，增加文化预算，扩大政府干预领域以及实行“大工程计划”等。

一

密特朗在1981年的总统竞选中多次强调文化将是政府的一项“优先”工作。左派政府组阁后，杰克·朗格出任文化部部长。在他看来，文化这项政府“优先”工作能否顺利开展取决于文化部是否足够强大。为此，自1981年5月开始，朗格便敦促中央政府其他各部将与文化有关的职能和权限交由文化部统一行使。例如，他要求设备和环境部归还建筑领域的管辖权；建议国民教育部与文化部共同行使对某些文化机构的监管权；要求传媒部移交国家视听研究所的领导权等等。在朗格的努力下，文化部的职能大大扩大和加强，不仅部门数量增加了，结构上也有所调整，如新设了文化发展司，负责联络文化部各个部门并与地方政府合作，推动和协调文化发展政策。可见，文化发展司是一个“横向”机构，有利于协调各部门和各级政府的行动，更加有效地推行和落实文化部的各项决定。

除了重组文化部，朗格担任文化部长后还重新定义了文化部的职责。1959年文化事务部成立时，马尔罗为文化部确定的使命是：“使人类的，首先是法国的主要成就，让尽可能多的法国人受益，确保我们的文化财富具有最广泛的支持者，对艺术作品的创造和丰富创造艺术的精神都应给予有力支持。”[1]根据1982年5月10日第394号政令，“文化部的使命是：允许所有法国人培养自己的发明和创造能力；自由展示他们的才华和按照自己的选择接受艺术学习；为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着想保护国家、地区或各社会团体的文化遗产；鼓励艺术创作和具有精神价值的作品创作并给与最大范围的推广；使法国文化和法国艺术在世界文化对话中大放光彩。”[2]文化部的这些职责与马尔罗时期相比既有继承也有突破。一方面对国民进行艺术教育、扶持文化创作、保护文化遗产等传统职能得以保留；另一方面，这是自1959年以来第一次大刀阔斧地修订文化部的职能。与马尔罗时期相比，文化部的新使命更加注重鼓励创作和发挥个人的创造力。

二

虽然法国历届政府都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但对文化领域的财政投入却不同。1959年以前，文化部作为独立部门存在的时间非常有限，并不是中央政府的常设部门，因此，也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预算”。1959年后，这种状况彻底改变，“文化预算”越来越受到重视，其在国家预算中所占比例的高低成为衡量和评价文化部地位的重要标准。马尔罗任文化部长的十年期间(1959-1969)，文化预算在国家预算中的比例维持在0.5%左右，远远不足以满足文化部各项政策的资金需求。因此，增加文化预算势在必行，把文化预算在国家预算中的比例提至1%成为历任文化部部长努力争取的目标。

法国共产党人士杰克·拉利特1967年提出“1%给文化”的口号并为此成立了一个协会组织；曾于1965-1969年在文化部任职的安托万·伯纳德在1968年递交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马尔罗的一份报告中也指出：“可能至少需要国家预算1%才能实现既定目标。”密特朗在1981年的总统竞选中也提到了1%这个数字：“在我看来，文化领域的任务如此艰巨，国家预算的1%是最低合理数值。”

朗格担任文化部长后更是为1%努力奔波。每年议会对预算进行投票时便是朗格最忙的时候。他总是竭尽全力动员总统、总理和财政部长支持他增加预算的诉求。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到1986年即第一次“左右共治”开始时，文化预算从1981年的29亿法郎增至96亿法郎，在国家预算中比例由0.48%升至0.93%。虽然尚未达到1%，但这样的增幅自设立文化部以来前所未有。其中，1981-1982年的增长速度更为惊人：29亿法郎增至59亿法郎，在国家预算中的比例由0.48%升至0.76%，相当于翻了一番。文化预算如此大幅度的增长让当时的法国媒体大为“震撼”：“文化：大逆转”(《巴黎晨报》)；“文化预算：大改革”(《十字架报》)；“这个增幅是各部预算中最大的，是迈向1%的重要一步”(《人道报》)。朗格也为自己的努力成果感到自豪和骄傲：“让我们为此庆祝吧，因为短期内不会再有类似事情发生了！文化预算不是每年都会翻番的，没有一个政府部门能在一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果。这是一次新生，影响力甚至超过1959年创建文化部。”[3]如此大手笔地增加文化预算如果出现在经济繁荣时期尚可理解，但当时的背景是，70年代经济危机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散去，而且刚刚上任的左派政府决定采取财政紧缩政策。故而，1982年文化预算翻番震惊了整个法国。这说明左派政府确实重视文化，兑现了密特朗竞选总统时的承诺，把文化作为政府的一项“优先”工作。

文化预算的增加结束了众多文化机构和组织长期“吃不饱”的状态。从1981年到1986年，国家戏剧中心的经费由8亿法郎增至21亿法郎；各乐团和音乐培训机构的拨款也由6亿法郎增至18亿法郎；对电影业的扶持力度也大大加强，从0.4亿法郎增至8亿法郎。

三

在一些人眼中，文化是有钱有地位的人才能享受的特权，对普通民众来说是“奢侈品”。这种观念里的文化实际上是“精英文化”(古典音乐、高雅舞蹈等等)。与之对应的是“大众文化”(流行歌曲、摇滚音乐、街头涂鸦等)。这种将文化表达方式等级化的做法在法国文化政策中也曾有所体现。文化部成立之初便将主要精力用于保存、扶持和推广“精英文化”。这种做法虽然备受争议，但在文化部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没有重大变革。

朗格任文化部长后决定打破文化领域的“等级制度”。他1981年11月7日在议会发表讲话时说：“废除死刑的决定是文化！缩短工作时间是文化！尊重第三世界国家是文化！恢复劳动者的权利是文化！认可妇女的权利是文化！”[3]这些话语体现了朗格的“全文化”构想，即一切均为文化。在这次讲话中，他还提到中央政府的文化部长不止一位，而是四十四位，因为每位部长都能为文化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都承担着一定的文化责任。“一切都是文化。”这里的“一切”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流行音乐、服装、居住条件等。为落实“全文化”政策，特别是为了促进“边缘文化”的发展，密特朗时期新设了一系列文化机构，如：阿尔勒国家摄影艺术学校、广告博物馆、国家杂技艺术中心、国家烹饪艺术中心、昂古莱姆国家连环画中心、国家时尚艺术中心。除此之外，朗格也亲力亲为，如代表文化部出席美国流行音乐家史蒂夫·旺德的摇滚音乐会。前文提及的文化预算大幅增加为“全文化”政策的推行提供了强有力的财政支持。从1980年至1990年，用于扶持摇滚、爵士等流行音乐形式发展的经费从50万法郎增至1亿法郎。

政府加强对文化领域的干预、注重扶持“边缘文化”的政策颠覆了以往对文化等级划分，有利于各种文化形式“百花齐放”，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何谓“文化”，可以说是密特朗时期法国文化政策中一个极具代表性和象征意义的措施。正如法国学者文森特·杜布瓦所说：“把越来越多社会现象的‘文化’属性纳入文化部的考虑范围是1981年后的主要变化之一，标志着新的文化政策的到来。”[4](P278)

四

经济困难时期仍然加大对文化的投入并且把文化作为政府的一项“优先”工作，这是密特朗时期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法国学者称密特朗为“艺术和文学之友”，足以见得密特朗和文化的亲密关系非同一般。事实上，第五共和国的前三任总统(戴高乐、蓬皮杜、德斯坦)中除了蓬皮杜较为关心文化尤其是现代艺术的发展外，戴高乐和德斯坦很少直接干预文化事务或参与文化政策的制定。密特朗却对文化和艺术情有独钟。在他十四年任期内决定的众多“大工程计划”便是最好的证明。

所谓“大工程”，特别是由总统参与和决定的“大工程”，必须具备以下要素：独一无二的建筑；具有国际风范的文化机构；国家元首直接参与。第五共和国成立后，总统在任期内大兴土木建设文化场所的做法从蓬皮杜开始已经成为传统。作为“文化和艺术之友”的密特朗更是不甘落后。在其两届总统任期内决定、动工和竣工的“大工程”不论从数量还是规模上都超越了前几任总统，如由华裔设计师贝聿铭设计、已成为巴黎代表性建筑的卢浮宫玻璃金字塔、造型独特的国家图书馆、与凯旋门遥遥相望的拉德芳斯大门等。

密特朗的这些“大工程计划”早在当选总统前便开始酝酿。1981年5月总统竞选时提出自己当选后会建设能成为典范的一些工程项目。1981年9月4日，密特朗在当选总统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披露了一些计划兴建的“大工程”：继续建设奥赛博物馆；扩建拉德芳斯；新建音乐城；重整卢浮宫。1982年3月8日，总统办公室发布公告，列举了八项计划建设的“大型建筑和城市工程”：为拉维莱特科学技术和工业博物馆补建一个城市公园和一个音乐城；在巴士底广场新建一个歌剧院；在巴黎东郊建一个摇滚、爵士和流行音乐厅；重建巴黎东部剧院；在拉德芳斯商务区建一个国际传媒中心；整修财政部驻处；开建阿拉伯世界研究所；整治巴黎的圣热内维耶山。

鉴于“大工程”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密特朗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四人小组”，负责协调与各项工程有关的事宜。小组成员包括文化部部长杰克·朗格、密特朗总统的文化顾问保罗·吉马赫、总理内阁主任罗伯特·李昂以及城市化和住宅部部长罗杰·吉里欧。此外，1986年还颁布政令成立了一个由埃米尔·比亚西尼领导的部际使团，负责协调各部门的行动。1988年密特朗再次当选总统后又授命成立一个大工程国务秘书处，仍交由比亚西尼领导，以确保各项“大工程”的顺利开展。

密特朗时期开工和竣工的“大工程”总量达十余项，其建设和运作费用之高前所未有。如，大卢浮宫计划的建设费用高达37.5亿法郎；国家图书馆所需费用最多，达80亿法郎。密特朗1995年任期届满时，所有“大工程”累计拨款约350亿法郎。在密特朗及“大工程”团队成员看来，这些开支都是必需和必要的，因为工程竣工后作为大型文化场所会让更多民众参与各类文化活动，丰富其文化生活，提高生活品质，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

国家元首直接干预文化事务的做法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不多见，不论其目的如何，“大工程”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为法国特别是巴黎增添了无限光彩，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和文化爱好者。

重组文化部、增加文化预算、扩大政府干预领域、兴建“大工程”，这些只是密特朗时期法国文化政策的几个“亮点”。舞蹈、戏剧、音乐、电影等具体领域的政策限于篇幅，在此不做赘述。总体而言，密特朗执政时期的文化政策延续了国家干预的历史传统并将之强化。纵观之后的文化政策，密特朗时期国家对文化的干预力度可谓达到“顶峰”。究其原因，文化对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是根本。文化是密特朗当选总统并连任的一件“秘密武器”；文化特别是文化产业的崛起和发展为振兴经济贡献力量；文化还有利于促进社会融合、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除此之外，密特朗个人对文化的爱好和重视也是国家加强文化干预的原因之一。再者，密特朗的得力助手杰克·朗格也功不可没。法国学者雅克·里格在点评密特朗时期的文化政策时这样说到：“任何右派政府都不太可能在不引起严重危机、影响整个文化领域发展的前提下实现这些变革的十分之一。”

国家加大对文化的干预和扶持力度使整个法国的文化面貌焕然一新，但这种做法也招致了一些反对和批评之声。法兰西高中的历史老师马克·弗马洛利便是批判者的代表。在其题为《文化国家：一个现代宗教》一书中，弗马洛利历数了法国历史上对文化干预较强的几个人物，如弗朗索瓦一世、路易十四等。当然，密特朗也在其中。作者通过详尽描述法国各个时期国家对文化的干预表现向读者阐释何谓“文化国家”：“在法国，文化全部由国家负责。国家在教育、电视方面享有垄断，推行的文化政策也是‘野心勃勃’，人们面对的是一个文化国家。通常都是说关税国家、教育国家和金融国家。文化国家并非如此专业化，而是将大众娱乐和高雅艺术混在一起收归麾下，让民间社会很好地适应和习惯这种大杂烩，以至于不敢再发展属于自己的、有别于国家的创意和保护组织。”[5](P19)很明显，密特朗时期推行的“全文化”政策是弗马洛利矛头所指的对象。他反对国家过多地干预文化领域，提倡自由主义文化政策，认为国家只需保留一些传统文化职能便可，将创作的自由归还艺术家，以避免形成“官方文化”。

实际上，任何公共政策都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褒奖和批评并存是正常现象。密特朗时期的文化政策“之所以如此难以归纳其特征，是为它采用了此前文化政策的所有方法和手段”。[6](P835)总统直接参与文化决策可以类比封建王室时代国王资助艺术家的行为，国家充当赞助者角色；扩大政府干预领域和鼓励创作使国家干预得以加强的同时也为艺术家提供了自由创作的机会，该政策与自由主义文化政策宗旨相同。正是因为采用了多样化的手段和方法，才使得密特朗时期的文化政策变得更加复杂，令人“捉摸不透”，多次引发以此为主题的争论。

[1] http://www.legifrance.gouv.fr/affichTexte.do?cidTexte=JORFTEXT000000299564.

[2] http://legifrance.gouv.fr/affichTexte.do;jsessionid=483D825D36DBAE11B814780378A2EA8B.tpdjo13v_3&dateTexte=?cidTexte=JORFTEXT000000335808&categorieLien=cid.

[3] http://www.assemblee-nationale.fr/histoire/lang.asp.

[4] Vincent Dubois. La politique culturelle: genèse d'une catégorie d'intervention publique[M]. Paris: Belin, 1999.

[5] Marc Fumaroli. L'Etat culturel: une religion moderne[M]. Paris: Librairie générale française, 1992.

[6] Philippe Urfalino. De l'anti-impérialisme américainla dissolution de la politique culturelle[J]. Revue fran 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 1993, (5): 823-849.

AnAnalysisoftheFrenchCulturalPoliciesduringtheFrançoisMitterrand'sPresidency

Wang Jiyi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In France, it was a long time since the government was involved in the field of culture. Its cultural policy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royal sanctuary tradition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After several centuries of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France has formed its own unique cultural policy model, which is characteristic of state intervention.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is the main makers and promoters of French cultural policy. French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culture reached its peak during the François Mitterrand presidency. The state's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cultural field was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ed.

France; François Mitterrand; cultural policy

D523-31

A

1672-335X(2013)06-0083-04

责任编辑：鞠德峰

2013-06-29

王吉英(1983- )，女，山东新泰人，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法国文化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