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中华

(长沙学院 中文与新闻传播系，湖南 长沙 410003)

论文化与文学传统中的历史循环观

余中华

(长沙学院 中文与新闻传播系，湖南 长沙 410003)

作为一种古老的历史认知方式，循环观在东西方文化与文学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传统。无论是东方思维模式下的儒道佛文化体系，还是西方思维模式下的社会历史理论，都有将社会历史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循环演化过程而不是线性进化过程的思想倾向。受这一文化传统的滋养，文学中的部分历史叙事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历史循环演变的悲观色彩，从而呈现出与历史进化论指导下的历史叙事相迥异的审美风貌。

东方思维；西方思维；历史叙事；循环论

简言之，历史循环观就是一种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周而复始、重复轮回的历史理论。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循环观作为一种历史认知方式由来已久，在人类意识中的出现远远早于历史进步论。古人从自然界的白昼/黑夜、潮涨/汐落、月盈/月亏以及四季更替等亘古不变的现象中得到启示，形成了关于世界万事万物重复变化、彼此轮回的观念，这一观念落实到社会历史上，便是历史循环观。它是一种古老的思维模式，在东西方的文化发展历程中有它经常出没的历史身影，作为文学资源的巨大渊薮，滋养了无数的经典叙事文本。

一、东方思维模式下的循环观

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循环观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中国古典哲学的源头之作《周易》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日月为易，象征阴阳，阴极生阳，阳极生阴；阴阳之外，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克，循环相胜，无止无息。此“五行相胜说”绘之以图形，便是卜筮用的八卦图，一个轮转的圆代表着万物的根本存在形态，揭示阴阳循环交替之理。老子的道家学说则认为，创世之初只有一个混沌，即所谓“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有生长，有消亡，“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无论离开本原多远，最终仍旧要回到本原，“大→逝→远→返”的过程是一个“出发→回归”的循环过程。老子由此解释人生，给出了“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正无，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的循环模式。在谈论治理国家的问题上，老子主张通过“无为”而治“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其模式是无为→有为→无为的无穷往复。

儒家哲学的代表孟子也曾明确地提出循环思想，他认为历史五百年循环一次兴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稍晚于孟子的齐人邹衍将《周易》“五行相胜说”用于解释历史，提出了“五德终始说”。唐代李善注《文选·齐故安陆昭王碑文》记载：“邹子曰：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在邹衍看来，朝代的变换是按土德、木德、金德、火德、水德的顺序相继更替的，每个朝代均秉承五德之一德，后一朝代接续秉承下一种德。如：舜“以土德王”，夏“以木德王”，木胜土，所以夏继舜而有天下；商“以金德王”，金胜木，所以商继夏而有天下……汉代董仲舒进一步改造了五德说，提出 “三统三正”论：夏王朝是黑统，商王朝是白统，周王朝是赤统，人类历史是依次按照黑——白——赤“三统”的方式进行循环的，朝代更换的顺序已成定律，概莫能易。南朝人范晔在《后汉书·仲长统传》中记载了东汉人仲长统的循环观：“存亡以之迭代，政乱从此周复，天道常然之大数也。”朝代在存亡、治乱之间周而复始。

中国本土产生的儒道文化体系中，都有将社会历史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天道循环演化(而不是进化)过程的思想倾向，历史与社会内在的运行规律均可归结为阴阳消长、五行相克、首尾相连。直至近代的龚自珍在评述历史时也认为，历史是按照三个阶段循环发展的，经历“据乱——升平——太平”或“治世——乱世——衰世”三个环节。龚自珍对董仲舒的学说十分倾心，以为“通古今可以为三世，《春秋》首尾亦为三世。大桡作甲子，一日亦用之，一岁亦用之，一章一蔀亦用之”[1]。三段循环发展，贯串在全部历史中，也体现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里。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江山易主，就是这个圆周运动的世俗呈现。魏源一方面从刑罚、科举等制度的沿革中认识到后胜于前的历史进步现象，另一方面又特别看重历史中的治乱之循环，文质之反复，将自身所处时代视为“上古”、“中古”、“末世”循环三世中的“末世”。当然，“魏源之循环论显然是为改革时弊、挽救时局服务的，现实意义大于学理探讨”[2]。无论龚自珍还是魏源，他们的循环观念都是根源于对社会现实状况的极度失望。与西方文化追求未来时间里的世事圆满不同，东方哲人的思维经常是回望式的，因此，伴随着循环论的历史观，复古主义总是成为东方人解决现实困境的首选，古胜于今的思想根深蒂固。儒墨崇尚“法先王”、“克己复礼”的治世方略，孔子“信而好古”，道家老子的理想社会是远古时期的“小国寡民”，庄子思慕自然的回归，以及中国古代文学中此起彼伏的以“复古”求新变的语声……正是这些不断想要返回过去的执拗信念，使得我们不但可以将尊古与返古的思想看成理解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也可以将之看成“理解中国传统文学发展与新变的一个核心语词”。[3]

儒道体系之外，汉时从印度传来的佛教哲学体系中有更为明显和直接的循环观表述。印度佛教的思想资源取自婆罗门教，婆罗门教经典《奥义书》中已有“轮回”(Samsāra)一词，指流转之意。婆罗门教教义执“三世两重因果说”，认为有情众生之我是常住的，此有情生命因其在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三世的生死流内所作业力不同，而享有高贵种姓或沦为卑下贱民。在婆罗门教的基础上，佛教也认为：“我与众生从旷劫以来，常在生死未得解脱，人间天上，此界他方，出没万端，升沉片刻。”(《劝发菩提心文》)它改造了“三世两重因果说”，将善恶两念与生死循环结合起来，提出“六道轮回说”：依平生所作之善恶业力，有情生命死后会有六个可能的去处，造恶者堕三恶道：地狱、饿鬼、畜生，行善者去三善道：天、人、阿修罗。在佛教教义中，有情生命呈现的形态多种多样，举凡卵生、胎生、息生、一切生皆是；人所认为的出生和死亡，不过是有情生命在“人道”中的两种表现形式而已。有情生命须通过“做功德”、“ 植种福”、“得戒定慧”(《佛说轮转五道罪福报应经》)，而后才可以得解脱超越轮回报应的无边苦海，往生佛国净土，进入不变的彼岸世界，体证到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否则，它就总是遵循着前世→今生→来世的递接式时间顺序，因贪、嗔、痴三毒而在六道中报应不爽，往复不息。

相对于循环论数千年的存在长度，进化论在中国的接受史是非常短暂的，仅仅一个多世纪。黄子平说：“大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种来自西方的‘进化史观’(直线的或螺旋发展的)戏剧性地取代了传统的‘循环史观’，并且自始即渗入‘历史演义’、‘历史小说’的叙述写作之中。”[4]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基础上扩散的西方进化论历史观传入中国之前，历史循环论和它的衍生物——文化复古主义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历史悲观主义的精神传统在知识分子和平民大众群体中具有强大的权威性。即使时间来到19世纪末，严复译介赫胥黎的《天演论》于1897年在天津《国闻汇编》刊出后，循环论的身影非但没有消逝，反倒拉扯着启蒙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造成深重的精神痛苦。正如王晓明所言：“鲁迅在读到《天演论》之前，脑子里原有的历史观念，就正是复古和循环的那一套，他别无选择，他看到的只有这一种观念，就只能接受它。”[5]可是在经历了一段乐观兴奋的文化革命实践之后，鲁迅又返回到循环的虚无深渊中。婚姻的不幸遭际，辛亥革命的失败，兄弟的反目成仇，身边青年的恶劣背叛……都使他满饮人生苦酒，看不到人世间还有什么希望。他怀疑进步论者许诺的黄金世界，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两地书·原信》)他总结自己在进化论刺激下所走过的反抗之路，觉得自己不过是如同“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酒楼上》)。当初为荡除腐朽所做之事，不过是“绕了一点小圈子”，旧有仍在，新有无存，这便是循环论投射在鲁迅精神世界里的暗影。那么，该如何应对循环带来的虚无感？鲁迅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野草·希望》)，要以“过客”行在路上的方式进行“绝望地反抗”。

无独有偶，周作人于传统文化的浸淫和残酷现实的棒喝中，也形成了历史循环论的悲观思想。1928年，周作人《历史》一文中写道：“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我读了中国历史，对于中国民族和我自己失去了九成以上的信仰与希望。”因为《二十四史》这“一部好书”，“很诚恳地告诉我们过去曾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要如此”(《永日集·闭门读书论》)。周作人所言的“如此”，必是指无望的现实，它从未得到改变，将来也无改观的可能，历史就是无望的不断循环。周作人还把他的这一轮回观念投射到文学研究中，在他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我们能感受到他是“受着”重来“惧虑的支配”，来“按照轮回模式剪裁取舍历史材料”的，“在轮回支配下叙述的《源流》具有自我封闭性，它是以‘轮回’为骨架和灵魂的自足整体”。[6]其对现实与历史的绝望，对悲剧重演的预知，让人陷入十分痛苦的境地。与其兄长不同，周作人选择的路径是走向冲淡闲适，在“苦味”中独品人生诗意以求解脱。总之，“绝望的抗争”也好，“超然的闲适”也罢，作为人生的态度取向，都是循环的虚无造成的结果。

二、西方思维模式下的循环观

循环观是古代文明时期共通的世界认知观，“将历史变化视为循环往复的观念”，“曾在古希腊和罗马占有统治地位”。[7]当东方文明中出现《周易》以阴阳二元论阐释世界本源的时候，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家也在探询世界的本源，他们用“始基”*相当于近代哲学本体论中的“第一性”。“所谓‘始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解释，即指‘一个东西，如果一切存在物都由它构成，最初都从其中产生，最后又都复归为它(实体常住不变而只是变换它的性状)，在他们看来，那就是存在物的原素和始基’。”见叶秀山.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44.一词来指代万物之始。西方哲学的始祖泰利士首先将“水”视为万物的始基，万物从水中产生，最后又复归于水。其他的一些哲学家提出了不同的始基说。如希帕索斯和赫拉克利特将“火”视为万物的始基，阿那克西曼认为“气”是万物的始基，而恩培多克勒则提出“四根说”，认为“水火土气”均是万物的始基，四根之间“这种不断的、无所不在的分化本身是循环的，如永恒不变的一样”[8]196。总而言之，他们认为万物的生长、灭亡是一个源自始基又回归始基的循环过程。“万物由其派生出来，经过发展过程，又复归于它。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过程，因而它可以是第一性的，而派生的东西本身又是这个本源的发展的一个阶段(环节)，最后又在这个本源性的始基上统一起来。”[8]46

上述关于世界起源的形而上学从最高层面给予了历史循环观以理论依据，开启了西方历史循环论的萌芽。因为相信天决定人，而人性是本源之性的具体实施，本源决定了万物的循环，所以人类的历史必将也是循环的。在“人性不变”这个哲学基点上，公元前5世纪的修昔底德指出，一切世间的事物都是人性的真实反映，人性不变决定了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必然会重复发生。[9]与印度婆罗门教的观点相似，毕达哥拉斯的思想中同样有关于灵魂不灭和轮回的说法，他认为灵魂不会随着肉身的衰亡而消失，它会转变为别的形式的生物。*有一天，毕达哥拉斯看到有人在打狗，显出非常怜悯的样子，说道：“不要打它，因为我听出了它的声音，一个朋友的魂附着于它。”见叶秀山.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79.

西方世界进入中世纪之后，基督教的神学历史观统治了一切。奥古斯丁在所著《上帝之城》中，把人类社会历史的运行过程解释为有目的运动，即从上帝创世走向末日审判的直线运动。上帝创立的“世俗之城”从亚当被逐出伊甸园开始存在，历经洪荒、亚伯拉罕、大卫、巴比伦等时期，直至耶稣诞生、死亡；耶稣复活后再度降临人间，使人类得以拯救，最终进入“上帝之城”，享受永恒。奥古斯丁的历史观貌似进步论，但是对于身处“世俗之城”中的人类而言，它本质上依旧是循环论，因为它是以否定凡俗世间有进步性为前提的。在他看来，所有世俗社会历史的变化都没有意义，“进步”是虚假的，“只是时间在流逝而已”。[10]作为希波城的基督主教，奥古斯丁的阐述范围不可能逾越《圣经》的本义。《圣经·传道书》有言：“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世俗之人终其一生的劳碌，不过是徒增岁月，毫无益处；日出日落，风向迁移，江河流转，都是从何处来，还复归何处。“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因为“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圣经》关于“太阳底下无新事”的断言，虽本意是要引唤信徒离开此岸去往彼岸，但也无法抹去它循环论的底色。

文艺复兴运动对神学世界观发动了猛烈冲击，彼岸之永恒世界被人文主义者抛诸脑后，他们专注于现实人生，通过研究历史为社会现实提供经验教训。但正是在对古罗马从繁盛沦为衰败的命运考察中，意大利历史学家马基雅维利在《罗马史论》中复活了循环史观。他从“人的欲望”这个角度解读国家演变的规律，认为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但人满足自身欲望的能力和外在客观条件是有限的，因此人总处在欲望得不到满足的痛苦和不平静中。国家的君主，因为也是这样一个欲望无穷的个体，他必将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放纵自身欲望，于是专制出现了。君主专制必然导致他人的反对而被推翻，被共和制代替，但共和制下的自由会无限泛滥，带来放纵与混乱，此时的社会只能召唤某一个英雄的出现，以他的强权统治平息混乱。然而，人性中的劣根性又使得这个英雄成为与之前被推翻的君主一样的人。于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国家体制总是在君主制和共和制二者之间循环交替。

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国家处在上升时期，经济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予了西方人对于历史进步的信心，厚今薄古的历史进步论逐渐成为主流观念。但随着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它的晚期，20世纪西方世界爆发了后果惨痛的危机，在两次世界大战等重大事件发生后，尼采所预言的时代徐徐地展开了它虚无的面容，人类进步的乐观心态已经无法保持住了。尼采说：“人类并不代表着一种向更好、更强、更高的发展，‘进步’只是一个现代的观念，甚至是一个错误的观念。”[11]斯宾格勒承袭了尼采否定进步论的观点，他的史学巨著《西方的没落》笼罩着虚无的悲观情绪。他“把以往历次伟大文明的兴盛和衰落看作是世界历史的最显著特征”，期望通过研究这些伟大文明的历史，“弄清千百年来一直困扰着人们的衰落问题”。[12]18斯宾格勒说自己的历史哲学是“文化形态学”，他区分和研究了人类有历史以来的八大独立文化形态：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典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和西方文化。他的研究结果认为，前面七种文化都经历了千年左右的历史，在这千年中，每一种作为有机体的文化都有其孩提、青年、壮年和老年时期，都服从“大宇宙运动的周期性的命运或生命循环的定律”[13]32，都遵循着从兴盛到衰落这样的循环历程。他悲观地认为，工业革命催生的现代经济的飞速发展是“荒唐的、危险的和近于毁灭性的”，从中生长出来的果实在成熟之后会掉落、腐烂，即：“资本主义既不能像众多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乐观地估计那样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也不会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被一种更高级的社会主义的工业文明所取代”[12]20，而是“精衰力竭，它将返回到它的精神故乡”[13]428。斯宾格勒关于西方文化在下一纪元中落下帷幕的预言，将西方文化亦赋予了循环的发展命运；于是人类的历史就被论证为相同过程的重复在每种文化中的无休止上演，它们不产生任何积极的新事物，未来的时间和过去的时间同质同构，一模一样。

三、文学资源中的循环观

来自哲学思维领域的循环观，是一种指导凡俗个人认识世界的方法与视角。对小说家来说，情况更是如此。东方文明中悠久的循环观传统已经深深地浸入文化机体，在古典小说和民间传说中得到经典化的表达。罗贯中在《三国演义》开篇即言：“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紧接着他以历史循环论的观念简要地概括了自周末至三国的历史演变过程：七国分裂天下而争，为秦所并；未几，秦灭，楚汉分争，又并入汉；经过一段治世时期，汉传至献帝，遂分为魏蜀吴三国，战乱再起。一治一乱，分合交替，这一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在本质上与《周易》“阴阳之变”、董仲舒“三统三正”是相同的。佛教的轮回观虽然只是针对在时间流转中的有情生命个体而言，是一种小写的微观历史观，但它在民间世界里产生的影响之深广度，远甚于儒道两家建立在循环观上的宏大整体历史观。对于个体而言，这是更有说服力、更切身的历史观，是民间普遍的信仰；在民间故事、传说、野史和街谈巷议中，佛教轮回的循环观得到了极大的发挥，流传在民间的神鬼故事大多数与之有某种程度的关联；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专录民间鬼狐之事，其间关于因果报应、转世轮回的故事不胜枚举，便是明证。

可以想见，这些形之于文字的小说、演义和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传说，应该是小说家走上文学道路之前的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们最初的文学训练蓝本。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就记载了家中保姆长妈妈对少年鲁迅讲述美女蛇诱惑读书人故事一事。莫言在文学演讲中也曾说，他年轻时不但读了许多“红色经典”，“也读了一些我们在中国民间所流传的那种古典小说，那几大才子书，如《水浒全传》、《三国演义》、《儒林外史》，也包括《聊斋志异》、《说唐全传》这种在民间流传的古典小说”。[14]听故事和阅读文本，这种与文学有关的过去的生活，作为“前经验”在写作者内心世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更重要的是，作为塑形个人历史观的不可忽视的有效手段，文学作品(文字的、语言的)中携带的循环论在不知不觉中深深地影响了写作者今后的创作。当自小就聆听《聊斋志异》故事，长大后又阅读了文本的莫言，以人死之后在驴、牛、猪、狗等畜生道轮回的叙述方式作《生死疲劳》的结构，我们与其说这是莫言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不如说是以蒲松龄为其文学导师的。[15]

当然我们更不能忽视在西方哲学影响下的那些现代、后现代文本对更年轻一些的小说家们的直接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学大师以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为代表，在这两位大师的作品中，无论在叙述形式上还是思想观念上，都与循环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博尔赫斯是时间的炼金术士，他关于时间的思考即是他的历史观念：“任何事情不可能只发生一次，不可能令人惋惜地转瞬即逝。”[16]205“我认为印度斯坦某些宗教的轮回之说比较合理；那个轮子无始无终，每一生都是前生结出的果，种出后生的因，都不能决定全过程……”[16]204在题为《永生》的小说开头，他引用培根《随笔》作为序言：“普天之下并无新事……一切新奇事物只是忘却。”[16]195博尔赫斯的写作是建立在对直线时间(历史进步论)的怀疑上的，在他笔下的世界里，时间只可能呈现出循环的、迷宫的状态。在另一篇《环形废墟》中，博尔赫斯凌空虚构了魔法师(外乡人)的梦境：魔法师在梦中毫发不爽地创造了一个少年后，在巨大的火灾——“几百年前发生过的事情又重演了”[16]103——来临时，他朝火焰走去，想以死亡结束万年，解脱辛劳，却发现自己感觉不到火焰的灼热，原来魔法师也是另一个人梦中的幻影。博尔赫斯的“环形废墟”这个题目就是时间循环的意思。中国当代作家对博尔赫斯的喜爱与推崇是毫不掩饰的。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潘军等人都曾撰文表达他们对博氏的敬意。马原说：“博尔赫斯是20世纪具有非凡影响力的作家，中国有很多作家，包括像余华、格非、残雪，他们都为博尔赫斯所着迷，很多批评家也非常喜欢博尔赫斯。……博尔赫斯确实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家。”[17]格非则被视为博氏在中国的衣钵继承人，残雪更是专门出版了一本名为《解读博尔赫斯》的学术著作。“博尔赫斯的时间观念和他在创作中的成功实践，引起了我国当代先锋作家的高度重视”，使他们“对传统小说的线性发展的时间进行了彻底的颠覆”。[18]

马尔克斯小说中的时间模式往往也是循环的。《百年孤独》运用拉美印第安人的时间观，结纂了布恩迪亚家族的故事。马孔多镇的演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霍·阿·布恩蒂亚创建马孔多，外来人种的进入与马孔多的繁荣，马孔多的衰败以及在飓风中的消失。马孔多镇的命运在象喻意义上就是人类世界的命运，一个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的循环过程。第一代何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与表妹乌苏拉结婚生下长猪尾巴的孩子，家族的第七代又出生了长有尾巴的孩子，家族的发展回到了开始之时，形成了一个代际演替的圆圈。当《百年孤独》携带着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来到中国，它迅速地被中国作家当做模仿和借鉴的对象，影响了几代人的创作。“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对新潮作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时间观和时间塑形手段便是其中之一。”[19]仅就《百年孤独》开头奥雷良诺上校面对行刑队的那句经典语式而言，它以“现代”、“将来”、“过去”三种时间并置造成了循环的时间效果，把“许多年以后”这一经典的叙述语式，植入到了当代小说家众多的作品中。

东方儒道释哲学的深深积淀，种种文学作品的形象阐发，使得历史循环论成为一种传统的、延续至今的历史观。而来自西方哲学与文学体系中的循环论，更加深了现代人对循环观的横向理解。时至今日，关于历史循环与历史进步的观念较量仍然在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领域内常常发生，它是现代性未曾解决的难题之一。浸淫在东西方共有的、如此巨大的文化与文学传统下，小说家处理历史题材时总是遭受循环论与进步论的拉扯与博弈。

[1]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王佩诤,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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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黄念然.论唯物论文学史观在中国的确立与发展[J].三峡学院学报,2009(6):96.

[4] 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22.

[5] 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23.

[6] 曾锋.轮回对历史叙述的支配——《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及周作人论之一[J].鲁迅研究月刊,2003(4):55.

[7] 彼得·伯克.西方历史思想的十大特点[J].史学理论研究,1997(1):72.

[8] 叶秀山.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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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勤榕.西方史学中的历史循环论与历史进步观[J].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6):71.

[11] 尼采.反基督[M].陈君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70.

[12] J﹒法伦考夫.斯宾格勒的历史悲观主义与我们时代的悲剧[J].国外社会科学,1994(1).

[13]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1卷[M].吴琼,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

[14] 莫言.我的文学经验:历史与语言[J].名作欣赏,2011(10):104.

[15] 莫言.读书其实是在读自己——从学习蒲松龄谈起[N].中华读书报,2010-04-14(3).

[16] 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全集·小说卷[M].王永年，陈泉,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17] 马原.阅读大师[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248.

[18] 张学军.博尔赫斯与中国当代先锋写作[J].文学评论,2004(6):147.

[19] 王永兵.影响与误读——马尔克斯、博尔赫斯与中国当代新潮作家的时间塑形[J].扬州大学学报,2008(1):84.

(责任编辑：祝春娥)

OntheHistoricalCirculationConceptinCultureandLiteratureTradition

Yu Zhonghua

(DepartmentofChineseandNewsPropagation，ChangshaUniversity，Changsha410003，China)

Cycle theory, as a kind of cognitive view of ancient history, was a great tradition not to be ignore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history is a kind of ideological inclination which goes cyclic instead of being a linear evolving process either in the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system of oriental thinking mode or in western mode of thinking based on social historical theory. Nourished by the cultural tradition,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literature was inevitably stained by pessimism color of history circulation evolution, thereby presented the strikingly different aesthetic style with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riental thinking; western thinking; historical narrative; theory of cycle

I02

A

2095-4824(2013)05-0015-06

2013-07-12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11C0111)

余中华(1979— )，男，湖南益阳人，长沙学院中文与新闻传播系讲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