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杨

（安徽大学 历史系，安徽 合肥 230061）

由于姚永朴属于桐城派后期的代表人物，①杨怀志，潘忠荣主编：《清代文坛盟主桐城派》，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1页。学界对其研究更多侧重在文学领域，对姚永朴的古文理论、文学写作方法、文学作品与研究成果多有论述。而且论述多以其文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总结——《文学研究法》为主要对象。关于姚永朴史学领域的研究，相对较少。在《关于姚永朴〈史学研究法〉的认识》一文中，涉及史学方法的内容，一是史著的体例，二是史文存在的古今、奇偶、繁简、曲直的划分。文章认为，姚永朴对于史著体例的分析，是中国传统史学对西方史学冲击的回应，而且这种分析对于清末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影响甚大。在史文存在的古今、奇偶、繁简、曲直的划分上，既是技术要求，也是史学价值观的反映，体现其对桐城派前辈学者的超越，也同时体现其自身存在的局限性。②董根明：《关于姚永朴〈史学研究法〉的认识》，《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52-56页。《论姚永朴的史学成就》一文，主要从史学方法论、读史治史方法、史料与历史编纂三个方面进行研究。文章认为，姚永朴的史学方法论，主要是继承和发展桐城派自姚鼐开创的“义理、文章、考据”三者合一的学说。读史上重视基础文献的作用，治史上总结了释义，纠缪、补阙和辨异四种研究方法。文章总结了姚永朴对史料的作用、使用、考订和分类上的认识，在历史编纂上，认为主要体现其对“史法”的论述。③王林博：《论姚永朴的史学成就》，淮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第48-60页。本文试从归纳、比较、综合三种方法在姚永朴史学方法上的体现，对姚永朴史学方法进行再探析。通过回顾姚永朴参与清史编纂等史学活动的过程，对姚永朴在历史编纂方法上的观点与特点进行分析。并具体分析《史学研究法》、《史事举要》和《春秋左传通论》三本教科书在编纂方法上的特点。在文献上主要依据《姚永朴集》、《姚永朴文史讲义》等相关资料。

姚永朴（1861—1939），字仲实，号素园，晚号蜕私老人，安徽桐城人。为麻溪姚氏之后，姚范、姚鼐为其先祖。少从家学，后师从张裕钊、方宗诚、吴汝纶这些桐城派名家。①杨怀志，潘忠荣主编：《清代文坛盟主桐城派》，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0页。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顺天乡试举人，此后致力于教育。书院、学堂、大学是其主要活动平台，文学、史学、经学是其取得成就的主要领域。姚永朴在史学领域的活动主要是在1914年参予《清史稿》修撰；在1913—1914年北大教学期间，讲授史学课程，后形成《历史研究法》一书；1912年在京师法政学堂教学，后形成一部简明通史教科书——《史事举要》。姚永朴的史学成果，除上述专著外，还有经学典籍的研究论著，例如《群经考略》碑传史料和文钞。而一些文学研究的文章中，由于传统学术中文史不分家的特点，这些文学研究的文章也有一些涉及史著的内容，例如《文学研究法》中关于《史记》的论述。②姚永朴：《文学研究法·纲领》，葛剑雄主编：《姚永朴文史讲义》，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19页。

进入20世纪，晚清中国各个方面都受到西方的影响与冲击。在史学方面，1901年，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二文，提出“史界革命”，对传统史学进行批判的同时，提出新史学的观点，在史学方法的批评上集中在编纂体系和文字组织方面。③李炳泉，邸富生主编：《中国史学史纲》，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22-428页。虽然20世纪初期，梁启超进行的新史学研究，还没有如后来撰写 《中国历史研究法》（1926年）及补编时全面系统，但是对于传统史学的冲击还是十分明显的。此后不久，1904年到1906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该书以历史进化观点为线索，采用章节体形式。④李炳泉，邸富生主编：《中国史学史纲》，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30页。在逻辑思维方法上，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由严复等人翻译、编撰逻辑著作，报刊上刊登一些介绍性文章等方式，使得西方的逻辑思维方法进一步在中国传播。⑤郭桥：《逻辑与文化：中国近代时期西方逻辑传播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7-47页。

在上述背景下，姚永朴在北大教授史学，其门人张玮予以整理，形成的《文学研究法》与《史学研究法》二书，既是姚集中的心得之作，⑥姚永朴：《史学研究法·原序》，葛剑雄主编：《姚永朴文史讲义》，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135页。也是对传统学问受到冲击的一种回应。处于新旧交替的时代背景之中，姚永朴在进行相关研究时，对于西方的分析、比较与综合这些基本的逻辑思维方法也进行了应用。此外，由于姚永朴参与编修清史，在学堂和大学从事历史教学，形成了一些有历史教科书性质的史学著作，其历史编纂方法上对清史编修和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也有自己的观点和认识。

一、归纳方法

英国学者培根 （Francis Bacon 1561—1626）正式提出归纳方法，这种方法即从个别到一般。体现在史学上即搜集史料，再作结论。⑦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6页。姚永朴对归纳方法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一些史学方法与理论的推导上。

在历史著作起源问题上，姚永朴认为史源于经。《史学研究法》一书的开篇——《史原》，姚永朴先是列举刘知几的《史通》中“史原六家说”，后列举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的“六经皆史说”。从史原六家中归纳得出结论——“出于经者凡四也”，再合以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姚永朴认为史原有五。一是《尚书》，二是《礼》，三是《春秋》，四是《论语》和《孟子》，五是《国语》和《国策》。而姚对“史原”的分析，又是在《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十五分类的基础上，从各种史体的本质出发，归纳得出这五类经学书籍作为“史原”。⑧姚永朴：《史学研究法·史原》，葛剑雄主编：《姚永朴文史讲义》，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137-140页。

“吾尝推论史家义例，莫不本之于经。盖编年之法，创自《春秋》；志传之文，肇于《典》、《谟》；其他杂记圣贤言行，则《论语》实为之嚆矢焉。”⑨姚永朴：《蜕私轩集》卷一《桐城耆旧言行录序》，北京共和印刷局铅印本，1917年。这是姚永朴在《桐城耆旧言行录序》中对史家义例的分析，也是对姚“史源于经”观点的补充例证。这也是归纳法应用的体现。

在研究经学方法问题上，姚永朴认为汉儒训诂，宋儒义理，归纳出这两大类治学途径。“夫治经之法，不越二家，守汉儒之训诂名物，而无取专己守残；宗宋儒之义理，而力戒武断。操斯术也以往，其于圣人之意，虽不中，或不远与”⑩姚永朴：《蜕私轩集》卷一《蜕私轩读经记序》，北京共和印刷局铅印本，1917年。。

在古今著作分类问题上，姚永朴认为可以划分为子、史两类。从传统的四部分类——经、史、子、集出发，归纳分析，认为著作题材只是子、史两类。其依据是从作品用途出发，说理来源于《易》，述情来源于《诗》，这两类文章“子”可以涵盖；叙事来源于《尚书》、《春秋》与三《礼》，这都属于“史”的范畴。①姚永朴：《文学研究法·卷一·范围》，葛剑雄主编：《姚永朴文史讲义》，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19页。

姚永朴在归纳方法运用上的特点是，多采取回溯的思维方式，从多到少，从后到前，从个别到一般。这种思维方式的优点是能够抓住相同事物的本质。适合在教学活动中使用，由于《史学研究法》是姚永朴在大学的教学讲义，这种方式有利于学生从繁多的史学名词与现象中掌握本质，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此外也因为归纳思维方法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影响最大。②西方逻辑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就存在重归纳、轻演绎的问题。郭桥：《逻辑与文化：中国近代时期西方逻辑传播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0页。

二、比较方法

比较方法应用在历史研究上，主要体现在史料的比较与考证。③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5页。而姚永朴在比较方法的运用上不仅体现在史料上，也体现在一些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分析上。

在《史原》一文中，除应用了归纳方法以外，姚永朴还使用了比较方法。姚引用了韩愈关于古今著作划分为纂言纪事二者的观点，认为《春秋》主于事，《尚书》主于言，对比事与言的关系，认为“言亦事”，二者的关系是皆可以“统于史”。在《春秋》做为史原问题时，将春秋三传，划分为两类比较，一是《左传》派，论本事而为书者；一是《公羊》、《谷梁》派，用意于书法者。并分析了这两大类经典的语言特点，认为在经学属于“传”，在史学属于“评”。

在《史法》一文对于史体分析时，姚永朴仍然是先列出重要的史体学说，一是刘知几《史通》中的“二体十流”说，一是《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十五分类说。比较两种学说，并认为后者“为备”。在分析比较十五种史体后，姚得出“以一书统乎各体，则惟正史为然”的结论。④姚永朴：《史学研究法·史法》，葛剑雄主编：《姚永朴文史讲义》，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147页。

在《史翼》一文中，姚永朴提出了“史学四翼”，分别是释义、纠谬、补阙和辨异。其中“辨异”部分体现比较方法，并认为不仅字句可以比较辨异，事实也可以。字句的比较是为了“知文法”，事实的比较是为了“知义法”。⑤姚永朴：《史学研究法·史法》，葛剑雄主编：《姚永朴文史讲义》，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169页。这也是对比较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上的界定，对于比较的对象、比较的意义也有阐发。

在《结论》一文对于读书方法的总结上，姚永朴提出了“参较”法，这是比较方法在文中的体现。姚主张取古今政治法度，进行比较，探讨其得失，认为这种比较意义更为重大，而不仅仅局限在文辞的比较。⑥姚永朴：《史学研究法·史法》，葛剑雄主编：《姚永朴文史讲义》，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171页。

姚永朴在比较方法运用上特点是，求同与求异并存，注意比较方法在史学研究上的特殊意义，重视比较内容的选择。求同的运用更多是为了寻找现象之间的本质属性，例如古今著作纂言纪事，言与事可以 “统于史”。求异的运用是了明晰事物的作用、意义，例如字句比较是为了知文法，事实比较是为了知义法。而比较内容上，姚永朴更重视政治法律制度方面的比较，探讨其得失。这也和清末民初政权鼎革，政体更迭，政局变换的政治背景有一定联系。

三、综合方法

综合方法是在归纳、比较基础上，综合发挥。综合方法类似于集大成，综合方法的作用是推陈出新。⑦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3页。

在史书编撰中，有关官修与私撰问题。《史评》一文中，姚永朴通过对《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南北史”、《新五代史记》这些史著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结论是，这些史书都是私人撰述，所以其宗旨明确，即使有不足之处，仍然可以凭借宗旨加以修正。之后对于私撰和官修各自优势和不足分析，综合得出结论是，欲求史书的“美善”，必合“二者之长”。一方面发挥官修在搜辑群书、征聘名流上的优势，一方面发挥私撰宗旨明确的特点。⑧姚永朴：《史学研究法·史法》，葛剑雄主编：《姚永朴文史讲义》，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161-166页。

对于综合方法，姚永朴的定义是在《史翼》一文中。在“释义”的分析上，姚对“集解”下的定义是：合众说而成之之辞也。这也是综合方法的定义。姚在这一部分的分析，以释义为研究对象，从释义的方法与作用上，划分三类：集解，索隐正义，音注。从释义对象上，划分五类：文字，语言，地理，典制，事实。这种多角度研究方法，也是在归纳比较分析基础上，综合方法的体现。⑨姚永朴：《史学研究法·史法》，葛剑雄主编：《姚永朴文史讲义》，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167-168页。

四、历史编纂方法

（一）清史编修

姚永朴参与编修清史，是其史学领域活动中重要的一项工作。在《与清史馆论修史书》一文中，姚在清史编纂方法上有如下观点：

1、对编修正史在体例和撰写问题的分析。体例上，志与表因为需要撮宏纲，举大要，所以非博学通识之才不能为。纪与传姚永朴以司马迁、班固高简为功，但是之后史家却很难做到这一点。撰写上，官修史书虽然有人才和搜集资料的优势，但是也存在着前后风格不一、讨论修饰润色不足、文体参差不齐这些问题。

2、对于“表”撰写问题的分析。重事简人为特点，这也是对传统纪传体正史编纂上的突破。纪传体史书的特点是以记述历史人物为中心，而姚永朴从清代历史特点出发，认为有清一代，政治、军事、外交事务极为繁多，必须以表的形式来予以说明。而对于人表，以职官品级来取舍，并且要处理好表与志的关系，有些人物立表则传可省。此外，由于外交活动在晚清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外交使臣则可以不受品级限制，也应该单独列表。

3、对于“志”撰写问题的分析。提出了四条建议，分别是：一是食货志不宜分，而应并，理由是遵循前例；二是学校单独成篇，不应与选举志合并，理由是光绪之前书院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光绪期间，科举制度废除后，新学制推行；三是艺文志以《四库全书总目》为蓝本，理由是总目分门别类比较科学，以此为基础，补录不全之处即可；四是应该附蒙古语及西藏语，理由是辽、金、元三史的《国语解》做出的垂范作用，对于人名、地名辨析有帮助。

4、对于“传”撰写问题的分析。提出了五条建议，分别是：一是专传沿循旧例，并以“序以时分亦以事合”为原则，处理满汉人物先后次序问题；二是儒林传中增加调停汉宋两派的人物；三是忠义、孝友不可不立；四是畴人传不可不立；五是对明遗老依据所长单独列传。

5、对于编纂繁简详略的原则。繁简不应存成见，详是繁而不芜，简是简而不漏。

6、对于编纂步骤的意见。以定体例为先。体例确定，依据承修者所长分配任务。搜阅典籍，作为准备，不能仓促起草。①姚永朴：《蜕私轩集》卷二《与清史馆论修史书》，北京共和印刷局铅印本，1917年。

从姚永朴在《与清史馆论修史书》一文中，对清史编纂提出的这些具体意见看，其历史编纂观点从清史编修出发，有如下特点：

1、依据清史的特点，对部分体例做出调整。例如主张给使臣列单表，学校单独列志。这些都是和清朝，尤其是晚清历史的特点有关系。1840年之后，晚清政府同列强的外交日益增多，并逐步影响、左右晚清政局。而使臣往来也是一个重要特点，尤其是使臣驻洋，更是以往历史所未见之事。对于这样重要的历史事件和过程，姚主张单独列表说明，体现了姚能够从历史史实的重要性出发，来取舍史书体例和内容。

2、重视史书体例的延续性，谨慎处理体例的变动。例如对食货志是否要分写问题，艺文志编写问题，专传撰写问题，这些问题在有前例可循的情况下，姚都主张按照传统体例编写。但并不代表要墨守前规，姚主张在按照传统体例情况下，也要视对象的变动，加以改变。例如艺文志问题上，虽以《四库全书总目》为蓝本，但也要补录“未备”。

3、重视史书释义的作用。例如按照辽、金、元三史的《国语解》方式，增加蒙古语和西藏语。

4、对于史书注释问题，认为注释能够起到征实的作用，但对于正史史书是否要逐句注释这个问题，姚认为这种方式对于文章生气是一种损伤，并不主张逐句注释。

（二）历史教科书编写

姚永朴在学堂和大学教学期间，门人或本人将讲义整理而成了一些教科书性质的史学著作，其中《史学研究法》偏重学术，《史事举要》偏重教学应用，《春秋左传通论》偏重经世致用。

《史学研究法》一书是姚永朴1913—1914年北大教学期间，讲授史学课程而形成的一部著作。从其内容看，涉及史学理论、史学方法与历史编纂，其讲授的课程类似于今天的“史学概论”。②王林博：《论姚永朴的史学成就》，淮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第10页。呈现以下编写特点：

1、内容。该书涉及比较全面，基本涵盖了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基本问题。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历史编纂的基本问题都有探讨。史学理论上，《史原》探讨历史著作的来源，《史义》探讨历史学的意义，《史义》探讨历史作品体例，《史义》探讨历史写作方法，《史义》探讨史料的作用、分类、意义，《史义》探讨史学评论，《史义》探讨史学考证方法，《史义》探讨最后在《结论》中还涉及了读史治史方法。

2、方法。该书对各种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探析。从对象上看，以中国历代史学著作为对象，以史学著作为出发点来探讨问题。从论据上看，姚永朴采纳支持论点的论据，大都从传统史学著作中寻找。从论点上看，姚永朴所归纳、比较与综合方法得出的结论，也大多来自于传统史学著作中提出的观点。从中可以发现，姚永朴的史学方法，一方面采用一些西方逻辑思维的方法，在引用材料和推导结论中，仍然是属于传统经史为基础的史学研究范畴。另一方面，在作品的体系框架上，又借鉴了西方教科书的编写特点，即对象明确、体系完整、逻辑性强。

3、影响。姚永朴的《史学研究法》曾入选《民国丛书》，同梁启超、吕思勉、何炳松有关历史研究方法的专著并列，由此可以看出，姚书在史学研究方法领域的地位和影响。此外，从同类型书籍写作和出版时间看，姚永朴的《史学研究法》是近代有关历史理论与方法首部专著。

《史事举要》，现存安徽省图书馆，为民国六年（1917年）永明书局排印本，全书共七卷。仿照教科书体例，计三百五十课，内容上从盘古开天地到清末，以历代治乱兴衰为主，对于典章人物，学术变迁，外国交涉中重要事件也有涉及。①姚永朴：《史事举要》，永明书局排印本，1917年。《史事举要》在教科书性质的书籍中，在体例上有所创新，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近代历史教科书体的开山之作，全书以章节体为体例。姚永朴的《史事举要》虽是仿照教科书体，但是在体例名称上采取了“卷”与“课”的形式。在内容上，较夏书完整，夏书只到隋代，实际没有完成该书的撰写。而姚书则首尾完整。

《春秋左传通论》，现存安徽省图书馆，为清末民初安徽高等学堂铅印本，全书共四卷。从《序意》看，姚永朴从当时天下大势出发，将列强情形比喻成春秋时代，将清末面临的内忧外患比喻成春秋鲁国。姚永朴认为《左传》仍然是今日的“蓍龟”，即对于今日仍起着重要作用。②姚永朴：《春秋左传通论》，清末民初安徽高等学堂铅印本。这体现姚永朴面对时代巨变的大潮，主张对传统经典进行重新解读来解决新问题。

处在新旧时代交替，政局变换，学制更新的社会背景之下，作为桐城派晚期代表人物的姚永朴，一方面继承桐城古文理论，坚守桐城文统，另一方面，面对新思潮、新变化与新挑战，也积极应对，形成了以中国传统学术为内核，结合西方学术方法的学术特点。体现在史学方法领域，方法论层面，将刘知几的史学三长说同姚鼐的“义理、文章、考据”三者合一的古文理论相结合。具体研究方法层面，一方面继承中国传统史学考史、论史、重视史料的特点，另一方面在构建研究方法写作体系，部分结论的推导过程上也借鉴了归纳、比较和综合等逻辑思维方法。在编修清史上，对传统正史编写组织形式、体例变动、编修步骤这些问题都形成了自己的认识与观点。这些对于我们今后进行大型史书编修工作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