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环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由于古代用官制度的局限，贬谪士人代不乏人。由于贬谪士人的文化底蕴和宦海沉浮经历，贬谪文学中的鸿篇佳作层出不穷，盖因怨愤生文，情动于中，自然流露，容易言之有物，所谓心有所怨，情有所寄。这里的“情有所寄”的“寄”往往是寄情于贬谪流放之地的地景风物、所见所闻，因此贬官士人的“走四方”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旅游史上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

一、贬谪文学与景观研究概述

贬谪是中国古代一种很常见的政治现象，由此形成的贬谪文学则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特有的文学现象。作为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现象，贬谪制度起源甚早。自秦汉以降，贬流之人亦即逐臣更是史不绝书。“贬谪”在历史上又可以称为“左迁”“贬”“流”“谪”等，于是贬谪文学在学界中便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称谓，或称“迁谪文学”，或称“贬谪文学”，或称“逐臣文学”，其实它们各自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上并不一致，应予区分[1]。遭遇贬谪的古代文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其被贬谪的人生感悟和谪居生活中的情感体验，寄托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从而形成了一种在内容情感上独具特色的文学体式。贬谪与诗歌创作的关系引起人们的注意始于唐代文学的研究，尚永亮先生在其博士论文《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中正式提出过“贬谪文学”的概念[2]，而最近在其《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中，更是根据《全唐诗》《全唐文》《五代史》等权威历史资料，对唐五代三百余年间贬官的人数、分布时期及地域等历史进行详尽的考证，对贬官身份、范围、类型等作了系统的介绍[3]。至此，贬谪文学在文学史上确立了应有的地位。

一般来说，贬谪对作家的影响可归纳为生活经历和创作情绪两方面，由此带来作品内容与风格的变化。不同时代的贬谪文学，因创作主体个性的差异，命运遭际的不同，地域环境的变迁，自然也会形成不同的时代特色和艺术追求。最早可上溯到战国时期的屈原赋《离骚》，自那时起至明清时期的作家，其中有一大批人，他们或忧民疾苦，与当权者政见不合，或待遇不公，才高遭妒，再加上有才华的人都有点清高孤傲，卓尔不群，往往不会见容于当权者，结果或被贬斥，或被杀戮。尽管他们被无情地结束了政治生命，但他们文学生命的顶峰也出现在他们政治生命结束的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文学最有意义的一部分就是那些怀才不遇的被贬谪者的文学。从士人心态的视角来看，贬谪士人的特殊心态作用于文学则往往表现为贬谪士人心中郁结与所历之地的地理景观的情景交融[4]。因此，贬谪文学中的“地景书写”具有相当深厚的民间情结与地缘意识，有着独特的文史价值。其直接表现就是中国古代有相当一部分杰出的作家，都是因为对某一地区的地域风貌、民俗百态和市民生活的激赏态度、关注角度和讲述立场而声名鹊起、流芳百世的，如东汉班固和张衡、宋代柳永等[5]。

贬谪文学中的“地景书写”具有相当深厚的民间情结与地缘意识，有着独特的文史价值。宏观来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欧洲，最初的大规模旅行都推动了地理学的发展，也加深了人们对景观的认识。景观概念及景观研究的进展，反映了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的不断加深。“一切景语皆情语”。贬谪士人文学创作的写作背景，以北方的黄河流域为主形成的艺术风格与以南方的江淮流域为主形成的艺术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有着相对的差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生积累和生活落差，使得贬谪士人在贬谪后的文学创作中有了更多的生命感悟和更加丰富的物华世界。随着历代贬官士人不断被迫“走四方”，先后流放异域，逐渐形成了中国古代旅游史上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文化现象。

二、地理景观在贬谪文学中的表现

文学对地域性知识的重建和表现，正在引起人们愈来愈多的关注。地理景观对文学的主要影响是文人利用自然景观为意象所形成的文学内涵与风格。这一点在贬谪文学中有着充分表现。时时泛起的怀乡之情，对于家国山川之美的描写与赞颂，形成了贬谪士人文学创作中一个永恒的主题。有学者指出，与乡土相连的是对于国家的热爱与思念，在古代文人意识里，国是家的放大，而君与国家是一致的；此种精神至近代则由忠君报国而转向追求国家的自立自强[6]。这是因为贬谪文学作家受儒家入世传统思想的支配，大多怀抱“济苍生，扶社稷”的伟大志向，即使在失职无位的处境下，他们仍然痴心不改，爱国爱民的情思以一种深广的忧患意识体现在他们寻访古迹、凭怀吊古的作品中。譬如苏轼被贬到黄州、密州等地期间就留下不少作品，《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记承天寺夜游》《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等，这些作品中总有一个“从想不开到想开了”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往往就是受了优美景物的感染与启示。由是我们似可总结出一个贬谪士人寄情山水的解脱模式：一开始忧愤难解，辗转难眠，后来见到了一个优美的景物，受到感染，便摒弃了一切尘累，恢复了内心的淡泊与宁静。

贬谪文学对创作者而言展现的是一种不同于本土的地景书写和地域经验。去国离乡之人对于贬谪之地的地域风情多能怀有一种新奇之感，故能克服土生土长的文人墨客对于地景因熟稔而产生的习以为常的惯性，加之与自己故乡地景以及京城景象的暗暗对照，无形中就扩大了地景的文化参照，加上生花妙笔饱蘸浓浓贬谪失意，自能写出一番独具风情、别有韵味、隐有所指的地域经验。大凡对古代文史有所了解的人可能都知道，古代山水文学的兴起和发展是南方的开发不断深入，以致其地理景观和生活方式逐渐使以北方为文化本位的文人产生好奇，然后是推崇，再后来是艳羡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贬谪之人挟带着一种不同于当地的文化底蕴，以一种不同于当地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心智模式来审视、打量、挖掘当地的地景风情，在文化碰撞、地景对照、情景交融里完成一种身心投入的贬谪之旅。

贬谪文学的巨大成就与古代贬谪文人不甘沉沦、努力追求实现其人生价值的创造精神有关，其中贬谪流放之地的地理景观在帮助他们实现人生与文学的突围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贬谪士人每到一处，每每将之与其原居地的地景风情暗暗比较，更容易抒写出多元的地域经验。贬谪士人在愤懑中寄情山水时，目光所及之处，多以局外人的眼光审视贬谪途中或寓所的景观，常常可以表现出既不同于自身以往所见之处，又不同于当地文人笔下描述之状的景物。由是可知，地理景观在限制当地文人超越寻常想象的同时，却给贬谪之人的“地景书写”留下了出新出奇的可能，特别是北方诗人对南方景观出新出奇的再现，南方诗人对北方景观出新出奇的塑造，均可为证。毫无疑问，这一点成全了无数的游历诗人，如王勃之“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与滕王阁，李白之“遥看瀑布挂前川，日照香炉生紫烟”与庐山，苏东坡之“惊涛拍岸卷起千层雪”与赤壁，张养浩之“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与潼关……不一而足。

一个作家作品风格的形成有着种种复杂的因素，既与个人的成长经历、才华学识等密切相关，又与所处之地的风俗人情、地景风物相关。于是，相同地理景观的浸润往往能够孕育出作者相似的艺术风格，甚至由此形成影响一时的文学团体乃至文学流派。譬如唐宋时期贬谪江西地域的文士数量众多，他们在江西地域的行踪和创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厚重遗产，可以说唐宋时期是江西贬谪文学的繁荣时期，这不仅表现为贬谪文士数量的众多，而且在文学创作上亦出现了新的艺术高峰。江西贬谪文学在主题上抒写政治失落的幽愤和迁谪情怀的痛楚，在艺术上借助山川风物来表达不平则鸣的心绪。由是可知，正是贬谪文人促进了江西文学和文化的繁荣，贬谪文学是江西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如宋代的广东、海南和清代的宁古塔、新疆伊犁等地都几乎成了统治者流放贬谪士人的基地，而拥有丰富知识和深厚文学艺术修养和审美情趣的贬谪士人的到达，无疑预示着对当地地理景观的书写已经提上了日程。

三、贬谪文学中“地景书写”的文化意蕴

贬谪文学中的“地景书写”是文化意义上的地理再发现，意味着空间的再生产。诗人以其独有的目光审视流寓之地的风物人情，既可以触摸过去，又可以想象未来，从而治疗贬谪带来的忧伤，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某些特定景观进行一次审视、记录。苏东坡的一曲《大江东去》响彻千古，虽说此赤壁非彼赤壁，但也将赤壁古战场的幽情和豪情刻画得淋漓尽致。贬谪文学中“地景书写”所表现出的地域特色，因为贬谪士人的妙笔生花，常常深入人心，勾人心弦，发人深思。唯此便好理解途经南昌有遗篇的王勃的《滕王阁序》是如何使得滕王阁成为中国四大名楼之一的了。如果说影响当地人民生活的地理景观以及受各种因素影响的地理景观是文化记忆库，那么出色的地域文学的存在又使这座记忆库得以用文字的方式集体复活于纸面，重获文化意义与生存价值，最终使这些表面平淡无味或司空见惯的民间方位变得兴味盎然、充满灵韵。

贬官士人的被迫流动为他们游历不同的地理景观提供了种种可能，同时，耳濡目染不同地域的景观风物又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素材。文学创作地点的变化会自然地表现在那些文人笔下的地景描绘中；贬谪文学作家往往借助文学真实流露其人性人情中柔软的一面，因此贬谪文学中的“地景书写”折射的是古代文人心中的波澜世界。贬谪士人正是怀着贬谪的苦闷心境和无奈之情，踏上了本来终其一生也不能到达的地方，苦闷抑郁之际寻访贬谪之地的某条老街、古巷或深山老林，于是才有了后来闻名于世的柳宗元的小石潭、欧阳修的醉翁亭、苏东坡的喜雨亭……并且尝试用自己的亲历去欣赏、体味异乡的风光，一边寻访一边四处探听当地的历史典故，或许发现不少传说或故事，有时还要向农家讨几口水喝，同时为了更好地疏解内心的烦闷，免不了借酒浇愁、寄情山水，在抒发思古之情和刻画往事场景的过程中常常能够将人带入历史之中。

贬谪文学的文史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在于提供了一种个体性的情感记忆和社会认知，由具有心理替代功能的个性叙事去推广一种有代表性的地理景观，而众多贬谪文学作家以其略带伤感兼具优雅气质的叙事笔调很能触动读者柔软的心灵。贬谪文学是贬谪士人生命突围的生动写照，无论是贬谪途中的触景生情，还是贬谪生活中的今昔对比，心情抑郁的贬谪士人在面对不同的自然景观时难免会真情流露。当然，更多的时候则是内外交集，情景相融，诸如屈原怨而赋离骚，柳宗元郁而写山水，鲍照受挫叹寒门，庾信失路哀江南，白居易垂泪湿青衫，刘禹锡拟诗刺权贵，欧阳修游乐醉翁亭，范仲淹抒怀岳阳楼，王禹偁慨然三黜赋，苏东坡豪情赋赤壁，秦少游失意怨飞红，辛弃疾挑灯看利剑[7]……字里行间，移步换景，风景不与四时同，然多有沧海桑田之感，更含物是人非之叹。

贬官士人对流寓之地景观的描写，通常都会在寄情山水的过程中不知不觉间为其涂抹上个人的失意色彩，但也有坚持乐观纵情山水的快意诗篇。前者如白居易谪居九江时，满怀失意之下，九江城便是“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的荒僻破败景象。后者如刘禹锡在贬谪中不失昂扬豪迈，善于吸收民歌的题材和风格，创作了著名的《竹枝词》系列，为唐诗开辟了一块新的园地，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后人了解当时当地风俗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不管是以失意的眼光审视流寓之地的景观，还是以随意的心态留意流寓之地的人情，行之于文的过程均不失“诗人眼光”，这也是贬谪文学中的地景书写不同于一般地志记录的生动之处。

四、小结

一言以蔽之，文学的创作，文体的转换，文学题材的取向，文学风气的盛衰，文学风格的形成与转变，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地理环境的影响不容忽视。从文化的大视野来观照贬谪文学，似可从中窥见文学与地理环境、地域风情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人与自然关系看，特殊的景观风物或多或少会给人留下种种印象，这就为背井离乡的贬谪士人提供了抒发怀乡之情的图景，待到贬谪途中或寓所触目所及大异故乡地景风物时，往往使得贬谪士人具有了更强烈的思乡之情。就人际关系而言，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个地方的文化名人往往会对当地后辈及其文风产生不可忽视的力量，而贬谪士人可为所到之处带来清新的文风。就文化层面而言，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历史等状况会影响到当地人的生活态度、价值观以及文学表现，而贬谪士人具有“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不止一个地域经验的多重体验。王国维先生曾云，一切景语皆情语，贬谪文学的创作手法自然多是将郁闷之情与新奇之景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贬谪士人摆脱政治的束缚，从而在文学创作上表现出穷苦之辞易工的整体特征，往往能够给当地文学乃至整个文坛带来一股新的风气。

[1]刘铁峰.关于“贬谪文学”的语词考量[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06，（4）：47—51.

[2]尚永亮.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

[3]尚永亮.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4]王运涛.略论贬官士人的特殊心态及其文学表现[J].沈阳大学学报，2004，（5）：81—85.

[5]王运涛.略论创造性模仿与古代文学传播[J].沈阳大学学报，2005，（3）：102—104.

[6]王运涛.儒学人文精神在经典文学中的传承及其当代意义[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5）：121—123.

[7]钱念孙.中国文学史演义（修订本）[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