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批评：基于启蒙的反思

2013-04-08张涛甫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4期

张涛甫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上海 200433）

自进入新世纪，媒介批评成为我国学界、新闻界和政界的热门话题。许多报刊开辟了媒介批评专栏，批评文章不断增多。但对“媒介批评”的定义、概念使用和批评指向众说纷纭[1]3。媒介批评一度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热点领域，甚至有不少学者已把媒介批评作为一个学科来看待，相关的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也较为可观。业界对媒介批评的关注，一方面是由媒介自身的问题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媒介专业意识觉醒的一种表征。但对于当下中国的媒介批评而言，表面的热闹背后其实隐伏着诸多问题，致使这一稚嫩的研究领域承受了诸多“不能承受之重”，进而影响其理论的合法性，也影响它在社会实践以及媒介实践中的深度与广度。为此，有必要对媒介批评进行反思，检视其喧嚣背后的问题，明确媒介批评的理论方向和实践方位，以期媒介批评朝着健康的方向行进。

一、媒介批评：“弱者联合会”

布尔迪厄曾说过：一种真正的社会科学的实践要求一种对于自身的“反思的回归。”[2]13当然，不同的研究领域要求不同程度的反思和修正。这取决于这些研究领域的“硬度”或“软度”，也取决于学科所处的社会的、技术的和知识的环境的变化速度。一个学科应对外部变化时，基本范式所做的改变越少，这种学科越有“硬度”；一个学科的理论结构越容易受出其不意的外部变化的影响，这种学科就越有“软度”，因而，越有必要在变化了的环境中重新讨论和重新构架[3]146。用“硬度”和“软度”标准来看媒介批评，其“软度”显然更为明显。

针对传播学存在的问题，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认为，传播学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义和统一的目的，方法的多样性就成了一个弱点而不是它的强项。传播学领域经常有众多的量化研究学者、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文化理论家、历史学者、法学和政策专家，以及政治经济学家等等，他们倾向于保持自我特点，其整体性小于各个部分之和。因此，传播学被划为弱者联合会的范畴之中[4]22。传播学深陷在学科割据的困局之中。作为一个“弱者联合会”，传播学在深受学科细化之苦。前ICA主席多思巴士认为，学科壁垒的蔓延导致“越是通过个人努力去制造专业差别，研究的问题就越发细小，越发远离时代，因为每个人都在追求学科范式，在那些前所未有的学科范式中努力寻找研究的一席之地。”为此，麦克切斯尼呼吁：传播学不能通过模仿其他领域而遁入学术的陈规旧套之中，我们不得不勇敢地从流行的、学科间的方式中挣脱出来，直面学术研究中的主导性倾向。时代需要这样的做法[4]18。

与传播学比起来，媒介批评显得更加羸弱，其概念不甚明确，其研究范式尚不稳定，其理论合法性基础不牢，影响力还很有限，在山头林立的知识场域中，媒介批评根本没有自己稳定的地盘，其处境与传播学相似，其面临的问题比传播学还要突出。如何解决媒介批评面对的问题？麦克切斯尼对传播学的提醒值得媒介批评借鉴：必须强调对媒介批评的反思，不能让媒介批评重蹈传播学覆辙，不能陷入概念和范式的牢笼中难以自拔。媒介批评要建构自身的合法性，必须重申其“批评”精神，重申其“启蒙”使命。因为，媒介批评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即在于对“批评”精神的坚守。尤其在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媒介已经全方位地介入我们的生活，成为影响我们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力量。但是，媒介作为重要的影响要素，对我们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的介入，从来都不是价值中立的，充满了权力和意识形态纠葛，为此，需要通过批评实践，在媒介和社会场域，揭示文化表征背后的隐秘和阴谋，祛除意识形态的精致谋划，拆除权力控制的藩篱。今天，我们重申媒介批评的启蒙使命，显得十分迫切。尤其对于中国当下的媒介批评而言，媒介批评的启蒙任务更为艰巨。

二、重申媒介批评的启蒙精神

启蒙强调一种对社会、它的传统、意识形态以及制度的批评反思[5]8。启蒙是一种批评性的反思。开展启蒙活动可以动用多种资源和手段，不同的学科可以有不同的启蒙方位和方式，但是，批评是启蒙的必要手段。对于媒介批评而言，其启蒙的目标和任务主要是围绕媒介这个核心主题展开批评。随着大众媒介在现代社会中的普及，它对社会以及个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而这种影响从来都不是均衡的。大众传播的发展大大扩展了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中的运作范围，它使象征形式能传输到时间与空间上分散的、广大的潜在受众[6]287。有学者认为，大众传播就是象征货品通过信息／讯息的传播与储存而进行的体制化生产和普遍化传播。通过大众传播的中介涉及信息从生产者到接收者的单向流动，因此接收者影响或干预生产与传输或传布的能力受到严格限制[6]240－241。在传播过程中，信息／讯息的传输从来都不是畅通无阻的，而是关隘重重。在媒介与社会的背后，存在着控制和蒙蔽，存在权力分配的不均衡，存在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纠结，这就使得媒介成为权力和意识形态纠结的核心场域。为此，需要通过媒介批评的有效努力和积极行动，优化媒介生态，让大众媒介为公共福祉释放出正能量。台湾学者冯建三认为：媒介批评是手段，真正的目标是从批判与纠正之中，逐次建构合适的传播生态，使传媒不但拥有不必担心动辄得咎的消极自由，并且会有积极权利与充分资源，提供人们丰富多样的信息与娱乐，协助人们藉由传媒而温故知新、领略人生。冯建三还指出，既然权力分配的不平等是构成媒介失范的根本原因，那么对这一不平等机制的考察和纠正自然就是媒介批评的重要使命[7]。权力分配机制的存在是媒介批评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和一套实践得以存在的前提，而发掘社会结构和集体无意识中的权力因素，也是媒介批评的根本使命[8]。在这方面，西方学者为我们作出了很好的示范。西方媒介批评的理论和实践，表现出鲜明的多元化特征。形形色色的理论和批评风格你方唱罢我登场，可谓是“乱花渐欲迷人眼”，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精神特征：对批评精神的强调和张扬。诸如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批评、媒介技术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等，在不同的媒介批评风景的背后，无不存在“批评”精神，启蒙的文脉始终没有中断过。如果有一天媒介批评丧失了批判精神和启蒙立场，那么媒介批评也就死了。只要媒介批评能够坚守启蒙立场，恪守批评精神，媒介批评即便走得很远，也不会走失。

对于社会公众而言，获取知识的来源可能包括来自个人的亲身经历、其他人、正规教育和其他媒介产品提供的知识和信息。在现代社会，在大众媒介编织的信息的天罗地网中，身处其中的个人更容易被扑面而来的信息裹挟。在强大的媒介机器面前，芸芸众生往往是毫无设防的，面对媒介组织炮制出来的海量符号资源，公民个人没有多大的免疫能力。这是因为，虽然媒介信息是非个人化的，并且屈从于受众的多重释义，但意义的建构在个体孤立的情况下，不可能发生。人们用他们的阐释能力去看、去听、去读，但这种能力是被如阶层和教育那样的社会结构从多方面塑造的。在建构个人对媒介的解读时，人们不断吸取被社会因素所塑造的集体资源和经验[9]28。但这些资源既不是随意的也不是平等分配的。媒介批评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用锐利的手术刀，剖析媒介符号生产的秘密，揭示出媒介符号生产背后“看不见的手”，揭露符号暴力的本质和根源。从这意义上说，媒介批评是公民教育的课堂，藉此，公民得以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文化处境和身份，进而为公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解放创造条件。

三、揭开象征性权力的面纱

柏拉图曾说过，世界的创建过程便是说服战胜征服的过程。人类的价值就在于他有听从说服的倾向[10]92。说服离不开象征性权力。所谓象征性权力是指“运用象征性形式干预事件进程的能力，影响他人行为而创造事件的能力。”[11]185这种象征性形式就是一种有意义的符号。这种象征性权力也是布尔迪厄所说的符号权力。布尔迪厄认为，符号权力是“创造世界的力量”（worldmaking power），因为它包含把“关于社会世界及其分化的合法观点”强加于人的能力。由于符号权力把现存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合法化，所以它有助于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的代际间的再生产[2]103。并不是人人都拥有象征性权力的，在一个结构化和差异化的社会结构中，象征性权力是一种稀缺资源。这种象征性权力资源常常以意识形态、文化等形式呈现出来，充斥于现代社会。象征性权力历来都是统治者和社会精英争夺的重要目标。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统治者不大运用赤裸裸的低品质的暴力进行征服和统治，而是改以“软权力”来进行统治。这种象征性权力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它主要是通过“说服”，即从影响他人态度或思想实现控制的目的。这是一种新的权力模式。正如西方批判理论认为，社会世界的组织方式产生了一种通过文化安排来对社会成员形成的实际统治[12]231。

大众媒介的兴起，使得象征性权力的繁殖更为旺盛，也使象征性权力的竞争日趋激烈。得媒体者得天下。谁拥有了媒介，谁就拥有了“说服”他人的权力。只有掌握了媒体的控制权，才能掌控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汤普森认为，现代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分析必须把大众传播的性质和影响放在核心位置，虽然大众传播不是意识形态运作的唯一场所。我们今天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文化经验在深层次上是由各种大众传播媒体的象征形式传布所形成的。正是这种现代文化的传媒化而不是所谓的社会生活世俗化和理性化提供了主要的参考框架，今天以此重新考虑意识形态的分析[6]286。意识形态作为一系列系统关联的信念、看法和主张的集合，它的基本功能是解释。意识形态所提供的一套参照术语限定了人们的思考方式，使“打破”它设定的框架、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感知事物变得几乎不可能。意识形态会将一些矛盾和话题遮蔽起来（人们看不到它们的存在），原因就是这些矛盾和话题没有进入意识形态的具体范围。意识形态实质上是某种“思想体系”，具有正统共识的特征，因为意识形态设定了狭窄的解释框架，所有它阻碍认知替代物存在的可能[13]103。布尔迪厄把意识形态或“符号暴力”理解为通过以伪装的、习以为常的形式再现经济与政治权力来强制性地推行理解与适应社会世界的方式的能力。符号系统“只有通过那些并不想知道他们臣属于符号权力甚至他们自己就在实施符号权力的人的合谋”才能实施符号权力。通过使用“符号暴力”一词，布尔迪厄强调被统治者如何把自己的被统治状况当作合法的（状态）加以接受。但是，符号权力是一种合法的权力，它既引出统治者的赞同也引出被统治者的赞同[2]103。现代社会中的大众媒介在从事象征性权力生产时，从来都不是价值中立的，它自然而然就成了象征性权力争夺的战场，它也就成了利益集团角逐的轴心场域。

媒介批评的使命就是要在象征性权力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情境下，将那些被遮蔽的控制和蒙昧揭示出来。在西方社会，媒介被赋予了“第四种权力”的光环，身处国家与社会之间，媒体被人们一厢情愿地理解为声援社会力量、制约国家权力的民主机制。但事实上，媒体被夹在权力和市场的夹缝中，经常出现摇摆，游走在公共权力和市场之间，大谋其利。西方媒介研究者就敏锐地发现了大众媒介的投机倾向。比如，有学者发现，在媒体的市场化体制下，国家和媒体会合谋，为了各自的利益，将公共利益抛到一边。“国家应该是媒介监察的主要目标，因为国家垄断了合法化的暴力，因而也是值得担忧的机构了。因此，在媒介和政府系统之间，通过私有媒介所有制建立一种批评性的距离是尤为重要的。这一论点看起来非常有说服力，但却没有看到市场现在已经成了腐败的一个来源，经由市场对政府的批评性监视能力已经减弱了。政治家和公务员现在都日常性地参与到能够影响到私人媒介企业的赢利的决策中去了。媒介组织总的来说也变得重视利润了，它们具有更广泛的经济利益，并且更多地从善待生意的政府那里获得这种利益了。反过来，政府现在也越来越需要善待政府的媒介了，因为政府必须获得普遍的选举上的支持。”“一般而言，媒介针对公司的警觉要比针对公共机关权力滥用的警觉要少得多，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公司的商业部门了”。“更为严重的是市场让媒介的看门狗完全失声。”[3]115－117商业化的大众媒介已经极大强化了象征性权力的性质和影响，并使它们多样化[11]202。媒介组织一旦偏航，就会产生巨大的杀伤力，对公共利益构成伤害。默多克旗下的窃听门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四、媒介批评的中国意义

媒介批评对于当下中国的意义尤为切要。当下中国同时面临着媒介化、社会转型、全球化“三重门”。近30年来，中国社会转型与媒介发展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历史上空前的。媒介变革与社会变革的双重效应叠加在一起，给中国的媒介研究带来极大的挑战性。对于中国的媒介研究者而言，短时间内涌现出那么多问题，要在理论和实践上给予及时、有力的回应，其困难是不难想象的。由于对外开放，中国媒介研究的理论资源的不足可以通过引进国外的媒介研究资源来加以缓解。在短短几十年间，有大量的西方媒介研究理论被译介到中国，许多中国学者尝试运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来解读中国问题，空前地推动了中国媒介研究的进程。

媒介批评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其理论资源也大量来自于西方，远水可以暂时性缓解近渴。但是，这种外来资源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在大量涌现的媒介问题面前，我们的媒介批评能力比较稚弱，学科想象力不济，批评范式尚未成型，研究的“硬度”严重不足。中国的媒介批评所扮演的角色与它应该担负的使命是不相匹配的。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媒介批评理论研究与大众传媒的日常实践，是彼此割裂的。原因同传播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一样，脱离实践的理论研究往往是缺乏根基的，容易演化为于改进现实无益的空谈[8]。在此，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中国的媒介批评理论研究与大众传媒的日常实践是相互割裂的？究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是媒介批评理论自身的问题。我们在媒介批评理论上的不足，有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了。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的媒介批评理论和方法，但毕竟中国的媒介问题语境与西方大为不同，西方的媒介批评理论是在迥异于中国的媒介语境下产生的，我们直接拿过来，硬性移植，其解释效力就会大大减弱，有时候甚至南辕北辙。更何况，我们对西方理论的消化还远远不够，远没有形成我们自己的媒介批评范式。媒介批评面临着“整体缺席与系统失语”问题[14]。媒介批评的话语繁荣的背后，存在严重的“语法”缺失，这就会影响其理论说服力。二是媒介实践问题。中国独特的媒体实践，释放出巨大的复杂性和无序性，大大增加了研究的难度，实践的不确定性必然传导给理论，造成理论解释效度的弱化。在空前复杂的媒介实践面前，理论的有效空间十分有限，致使许多媒介实践者宁愿相信自己的经验，也不信任理论的作用。

由此，当下中国的媒介批评陷入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中：一方面中国语境下的媒介问题丛生，亟需媒介批评有所作为；但另一方面，媒介批评自身解释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严重不足限制了它的作为。有学者认为，学术批评的专业化和传媒批评的商业化双重压力下，媒介批评的空间正在缩小，其培育公共理性的启蒙作用也日趋衰弱[15]。如何突破媒介批评所面临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困局？我们认为，重申媒介批评的启蒙立场和批评精神，变得特别要紧。只有抓住这一点，媒介批评的理论努力和批评行动才会有方向感，才能真正面对当下中国媒介场域的真问题，也才能弥合理论与实践的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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