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键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认识：“五四”新文化是经过与“旧”文化势力的艰难博斗，才杀出了一条生路。而当时跳出来反对白话文、与《新青年》论争而落败的林纾等人则被界定为“封建复古派”的代表，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充当献给“五四”先驱的祭品。这种“新旧博斗”的历史叙述模式在近二十年来受到了动摇。较具代表性与影响力的，是罗志田先生在《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一书中提出，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到整个社会都形成了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称为“新的崇拜”[1]63，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后，尊西崇新的新派势力更加明显占据了上风。

如果这一判断是正确的，那么以“新”为号召的《新青年》挑起这场针对“封建复古派”林纾的论战又有何必要与意义呢？

他者之镜

1918年春夏之交，《新青年》于四卷三号刊出了所谓的“双簧信”。“双簧信”的矛头指向的是谁，似乎早有定论。一种颇为通行的说法是说，钱玄同是将当时保守派攻击新文化的种种观点汇集起来，构成了虚拟人物王敬轩的观点，作成了批判的靶子。但是，必须注意的是，这些所谓保守派的种种观点，似乎很少见诸公共媒体之上——就是连刘半农在复信中也说“自从提倡新文学以来，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因此，王敬轩的观点，虽然有可能确实汇聚了旧派的种种论调，但是更大程度上，却是钱玄同塑造出来的作为己方的他者的反对派形象！也就是说，王敬轩是《新青年》造出来的假想敌，这个假想敌实际上体现了《新青年》当时的战术意图，即主动寻找并挑衅一个合适的对手，通过这种表演性的出击来让自己成为公众注目的焦点。

钱玄同所塑造的王敬轩其人，显然并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旧派人物。王敬轩来书亦认为“自海禁大开以还，中国固不可不讲求新学”，只是他持守的仍然是晚清以来流行的“中体西用”的文化观念，他甚至也表示不反对新文学，只是反对《新青年》“之排斥旧文学而言新文学耳”。信中的一个重点是极力推崇林纾与严复，极力称扬林氏“善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迻译外洋小说，所叙者皆西人之事也，而用笔措词，全是国文风度，使阅者几忘其为西事，是岂寻常文人所能企及”。而严复则“不特能以周秦诸子之文笔，达西人发明之新理，且能以中国古训，补西说之未备”[2]。显然，“双簧信”所要树立的敌手，并不是笼统的所谓“封建保守势力”，而是晚清以来非常流行、影响广泛的集现代化主张与文化保守主义于一体的“中体西用”的文化观念，以及被视为这一文化观念之典范的林纾与严复。

作为最早向中国人大规模译介西方文化思想的启蒙先驱，林纾与严复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显然不能算“旧”，而应该算“新”，准确的说，是亦新亦旧、是贯通与融汇中西新旧的成功范例。就这一点而言，王敬轩的称赏可以说确实代表了当时主流文化界对他们的定评。将林、严树为对手与靶子，就很有可能引爆一场足以耸动时人耳目的文化权力的争夺战。

事实上，《新青年》针对林纾的笔战，在此之前早已零零星星的开打了。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刊发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同期刊出的钱玄同致陈独秀信中，提出了“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说法，而其时的林纾，从1913年底辞去京师大学堂教职之后，就一直积极从事古文选本的编纂与古文的传授，并非桐城派中人的林纾对桐城古文却有惺惺相惜之意，他自己古文造诣颇深，有古文作品结集出版，亦曾在京城学校内外讲授过古文，并著有《韩柳文研究法》（1914）、《春觉斋论文》（1916）等理论性著作，编纂了《浅深递进国文读本》等以中小学生为读者对象的古文读本，因此，“谬种”之论多少会触痛林纾的神经。

然而，即使在胡、陈等人发难之前，林纾也已感受到古文前所未有的危机。在《送文科毕业诸学士序》（1916）中，他就表达了他的这种危机感与孤独感，在新学与西潮以其实用性与有效性而逐渐占据中国社会的知识主流的时候，传统的人文素养与文学范式，渐渐被挤压到了边缘位置。对于滔滔涌来的新潮，林纾的理智告诉他这是中国社会所必需，亦是不可抗拒的大势，只是作为一个古典之子，他自愿而固执地背负起了一个守卫者的责任。

这种矛盾的心态实际上也表现在屡次成为胡适讥嘲口实的《论古文之不宜废》一文中。胡适在致陈独秀的信中针对林纾声称“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的说法，信心满满地写道：“林先生为古文大家，而其论‘古文之不当废’，‘乃不能道其所以然’。则古文之当废也，不亦既明且显耶？”

然而，文人气质浓厚的林纾也许确实很难条分缕析地对“古文之不当废”的道理说出个“所以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林纾果然一点理由都没有说出来。实际上，林纾此文的态度并不是非常专断，他非常清醒——也许也非常无奈——地承认，“方今新学始昌，即文如方姚，亦复何济于用？”但是，古文仍然有其价值：一是作为一种艺术文体，二是作为民族文化传承的载体。亦曾在晚清新潮中引领潮头的林纾，也从西方找到了支持自己的论据：“凡所谓载道者，皆属空言，亦特如欧人之不废腊丁耳。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显然，林纾为古文所争的席位其实并不很大——“不废”而已。从这个角度讲，林纾所言欧人“不废”拉丁，并不为错，由此论证古文之“不当废”，亦自有其道理。

实际上，如以力图实行“伦理革命”的陈独秀等人的眼光来看，林纾以“欧人不废腊丁”为“古文不废”的理由，倒是一个可以大力反驳的攻击点：林的出发点是维护传统的延续，奈何《新青年》们正是要反叛传统，但是有些奇怪的是，胡适却并未从此立论反驳，他驳论的重点是，林纾的古文水平不够，也就是说，作为新派的胡适，并不是从“新”的角度来品评林纾，相反，他借用了作为自己的他者的旧派之镜，构建了林纾的镜像，正是通过这面借自旧派他者的镜子，他构建出一个“不够旧”的林纾。

“亦新亦旧”与“不新不旧”

罗志田先生认为，新文化诸人对林纾的攻击“一直抓住林纾的认同危机即旧派资格不够这一主线”，即是在后来的林蔡之争中亦是如此，这就导致林不是在思想观念输给蔡，而是在社会学意义上，才败给了蔡。罗先生认为，林纾失败的原因在于其身份认同的危机。“林纾之所以在社会学意义上被战败，一个主要原因是他的个人身份有些尴尬。林是前清举人，以功名论，不过小儒一个。后之成名主要靠两端：一是古文做得好，被许多人认为是清季桐城文派的一个殿军；一是大译西人小说，流布甚广。但在新旧不两立的民国初年，这两端本身已非十分和谐。林氏的认同危机，也正隐伏于此。”[1]264

实际上，林纾的双重身份未必会导致什么认同危机。正如罗先生亦认识到的，民初“社会上到底是新旧杂陈，比较得意者大多一身而兼新旧两面。蔡元培以名翰林而喜谈新学，胡适之以留学生而能作考据，皆名重一时。林纾以至更正宗的吴汝伦，虽以桐城文章名世，又何尝不是半新半旧的人物呢。”[1]288

显然，这种新旧杂陈构成了当时人们最为推崇与认可的身份认同——亦新亦旧，新旧兼容。事实上，林纾亦以此新旧两兼的身份而自许，1921年，林纾在其七十自寿诗中颇为自得地写道：“移译泰西过百种，传经门左已千人。自坚道力冥机久，不饮狂泉逐世新。”[3]170可以说，这就是林纾建构的自我镜像。这种中西、新旧兼容的文化身份对他来说不仅不构成什么困扰，而且还成为一种值得夸耀的光环。他在给蔡元培的信中，亦对蔡作如此推许：“我公崇尚新学，乃亦垂念逋播之臣，足见名教之孤悬，不绝如缕，实望我公为之保全而护惜之。”[4]26而相应地，当他以“士林表率，须圆通广大”责望于蔡时，蔡元培亦颇为会心地以“兼容并包”可以与之不悖应之。

蔡似乎亦不认为林纾的多重文化身份有何不妥：“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浆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挟妓奸通争有夫之妇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5]271当然，蔡元培的这些话可谓是含意丰富而微妙，如果说翻译西方小说与讲授古文在当时可能确实未必会构成什么矛盾，尤其是经过晚清启蒙思潮的洗礼之后，小说文体的地位已经大大提升，更何况是西洋小说——事实上，晚清士人或许仍然鄙视中国传统小说，但对西洋小说却很可能是崇奉有加，孙宝瑄就认为：“观我国小说，不过排遣而已；观西人小说，大有助于学问也。”[6]710但是，西方现代小说中的伦理观念显然与中国传统的伦理系统之间有很大的落差，而林纾在给蔡元培的信中恰企图有意抹杀这一落差：“弟不解西文，积十九年之笔述，成译著一百二十三种，都一千二百万言，实未见中有违忤五常之语。”[5]271林纾显然期望通过否认中西伦理之间的差异，从而否认新派人士反传统观点所具有的西方权威性，亦反证自己的伦理立场并不悖于、甚而合于西方伦理文化的权威。而蔡显然是要有意地提醒林纾，他所译的西方小说中确实存在着有悖于中国传统伦理的因素，从而让林纾企图否认的这一差异凸显出来，进而使他的双重认同出现裂缝。而这种矛盾一旦被揭示出来，林亦新亦旧、亦中亦西的身份认同就难以维持，他对于新派的攻击也就而只显示为“旧”，从而失去了至少一半的说服力，而因为自己曾经译过这些小说，又有宣扬这些观点的嫌疑，便连代言“旧”的资格也很可疑。实际上，蔡元培巧妙地将林纾的亦新亦旧（即新旧都可以支持他的立场）变成了不新不旧（即新旧都无法有效地支持他的立场）。

实际上，《新青年》们不仅仅攻击林纾古文水准不够，同样也质疑林译的成就。1917年3月《新青年》第3卷第1号刊登钱玄同来书，钱在信中批判“桐城巨子”鄙夷戏曲小说，但自己的作品不过“高等八股”而已，随后又将矛头对准了林纾：“又如某氏与人对译欧西小说，专用《聊斋志异》文笔，一面又欲引韩柳以自重，此其价值，又在桐城派之下。然世固以大文豪目之矣。”

钱玄同对林纾的评论，显然有些逻辑矛盾。《聊斋》文笔虽非白话，但毕竟是小说，林纾以小说文笔译小说，至少不象“桐城巨子”们一样持鄙夷态度；而引韩、柳以自重，亦可理解为是将小说与韩、柳等量齐观，从推崇小说戏剧的立场看来，这相对于桐城派的鄙夷小说应该是一种进步，如何反而更低下呢？这种逻辑上的错讹显示，钱玄同对林纾的批评并不是从所谓“新”的立场出发的，而是借用了“旧”的立场，只有从这一视角出发才会认为聊斋文笔与小说为低下，而又企图高攀韩、柳以自重，自然是“又在桐城之下’了。然而，钱玄同的批评亦透露，当时的社会对于林纾是认可的，也就是说林纾这样将小说家与古文家、西书译者与古文高手等一系列亦新亦旧的身份集于一身乃至体现于一种文体之中，在当时人们眼中，非但并无什么不妥，反而是种非常值得肯定的成就。

尽管如此，借用正统“旧派”的立场攻击林纾的小说文笔，以证明林纾不够“旧”，一直都是《新青年》作者及其支持者反复使用的战术手段之一。在“双簧信”出世一年之后，林纾小说《荆生》的发表终于引爆了新派以及几乎整个文化舆论界对林纾及“旧派”的总攻击。1919年3月16日，《每周评论》发表了署名二古的《评林畏庐最近所撰“荆生”短篇小说》的读者来信，作者自称中学教员，批评林纾此文“固不成其为文也。其结构之平直、文法之舛谬、字句之欠妥、在在可指”。甚而把林纾的小说当作中学生的作品大加评改。

随后几期《每周评论》所刊出的文章则集中火力攻击林纾的翻译小说。

1919年3月23日，《每周评论》14号刊出读者来信，说林纾在《茶花女遗事》之后的译书皆出于追求金钱利益的动机，不再有“真性情”，已经“才尽”。3月30日，《每周评论》第15号则刊出了一封署名贵兼的读者来信，语气更加刻薄，说林纾是只知道“艳情小说”的人，不配用批改中学生作文的方法去批改他。颇为有趣的是，此信刻意地称林纾为“清国举人”，显然是从对立的一方强调林纾的遗老身份——一个典型的“旧”的身份标识，但是与此同时，这一称呼亦暗示林即使在旧的资格上也并不高级，尤其是远低于林所批评的曾是前清翰林的蔡元培，而说林纾“只知道‘艳情小说’”，则指的是林纾的翻译小说，这显然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很不公正而且扭曲的评价，其口吻浑然如同极端保守的旧派！这里的批判显然是从新、旧两个方面同时做出的，从新的角度看，林是“旧”，但从旧的角度看，他又不够格。显然，《新青年》借用旧派立场对林译小说的攻击未必真能切中要害，其中夸大其辞，吹毛求疵之处并不鲜见。《新青年》作者批判林译小说时主要是针对它不够“新”。针对王敬轩对林译小说的称赞，刘半农在答书中断然曰，林纾的这些著作，只能算“闲书”，“半点儿文学的意味也没有”！其理由有二：一是“原稿选择得不精”，二是不忠实于原著——这种不忠实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由于自己与合译者外文水平的局限，遇到译不出来的地方，便“信笔删改，闹得笑话百出”；另一个问题在刘半农看来更为严重，就是林纾向来为世人所称赏的“以唐代小说之神韵，迻译外洋小说”，刘认为，正是因此，林译小说才没有“文学意味”。刘半农写道：“当知译书与著书不同，著书以本身为主体，译书应以原本为主体；所以译书的文笔，只能把本国文字去凑就外国文，决不能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

对于林译的这种批评，正反映了从晚清到民初的翻译规范的变化。有趣的是，刘半农在此由翻译问题引出的结论，却是林译小说“没有文学意味”。然而，照刘氏所说，译书与著书不同，前者是介绍他人的作品，更偏于学术性；后者则富于创作的自主性。那么，林纾的译，则应该含有更大的“著”的成份（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晚清读者对林译小说也往作如是观），也就是说，反而更富于“文学意味”了。如果指责林纾的翻译在“学术价值”上有欠缺，恐怕还说得过去，要说他“没有文学意味”却未必能让林纾的崇拜者们心服。晚清的作者与读者往往对译与著的界限区分并不明晰，在习惯中往往将译作视为译者自己的作品，这才有以严、林为“新文学”巨子的看法。事实上，翻译一直被视为最“新”也即最“西”的学问，也是最“新”的文学。刘指责林纾对西人著作的不忠实，无疑是彻底否定其“西”学的资格，也就是否定其的“新”的资格。后来周作人也说：林纾的翻译是“抱定老本领旧思想”，“把外国异教的著作，都变作班马文章，孔孟道德”。

显然，对于林纾的文化成就，双方对其事实的认定应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但是在以“新”与“旧”作为一种价值标尺来进行衡量的时候，双方的结论却完全相悖。支持者以其“亦新亦旧”而推崇之，而反对者则以其“不新不旧”而贬低之。

争夺文化制高点

事实上，贬对方为“不新不旧”，同时力图占据“亦新亦旧”的文化价值制高点，是《新青年》与林纾双方在争论中不约而同都采用的策略。

显然，林纾并不是不想讲点“道理”，正是在《妖梦》最后两段“蠡叟曰”的议论中，林纾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他的观点，显然，他并不是反对白话文，他希望的，是文言与白话的并行，而更重要的是，他认为“作白话须先读书明理，说得通透，方能动人”[7]72。——这个观点在《致蔡鹤卿书》中又进一步被表述为“非读破万卷书，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4]27。显然，这走的又是一个新旧兼容而兼备的路子。在信中，林纾还规劝蔡元培“须圆通广大，据中而立”[4]28。林纾不仅是说说而已，他还在实践上努力展示自己新旧兼备的姿态。林纾2月份开始在上海《新申报》上开出《蠡叟丛谈》，发表文言小说，但3月份却在北京的《公言报》开辟《劝世白话新乐府》专栏，“小引”中称“今世人既行白话，琴南亦以白话为之，趋风气也”[8]233。显然，林纾要让《新青年》们与世人看看，他在白话上同样也有充分的能力和资格。有趣的是，林纾攻击《新青年》们的时候，说出的话却不太象一个“顽固的封建复古派”：“善乎西哲毕困腓士特之言曰，智者愚者，俱无害，唯半智半愚之人，最为危险。何者？谓彼为愚，则出洋留学，又稍知中国文字，不名为愚；若指为智，则哲学仅通皮毛，中文又仅知大略，便自以为中外兼通。说到快意，便骂詈孔孟，指斥韩欧，以为伦常文字，均足陷人，且害新学。”[7]72林纾对《新青年》的指责是半智半愚，说具体些，就是新学与旧学方面的资格均不足。这与《新青年》们批评林纾基本是同一理路。

而当新派回应林纾的指责的时候，他们几乎是不假思索地针对这一理路进行辩护。针对林纾对北大新派教授的质疑，蔡元培刻意说明胡适等人亦“博极群书”、且“能作古文”：“胡君家世从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钱君所作之《文字学讲义》，《学术文通论》，皆古雅之古文。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5]271

而署名遗生的《规劝林琴南先生》一文，则更是以相当强硬而尖锐地口吻为新派与林纾作“资格之争”：“谓新派并没有旧学根底、所以来提倡白话文体、一般青年学子、胸无点墨、自然要欢迎这几句话。林先生你可说差了。你何以见得新派没有旧学根底呢？有甚么凭据可以证明呢？我恐怕陈胡钱刘诸君的旧学、还要比你林先生深一点。你拿这种话骂人、不但叫人家不服、并且有点儿不配。就从文学一件事论、要没有旧学的根底、决看不出旧学的坏处，没有旧学的坏处的灼见、决没有提倡新文学的本事。”“谓新派崇拜红楼水浒等小说、胸中眼中更没有别种书本。此种话也算武断到极巅的了。无论新派所提倡是国民实用的文学、所主张是科学上精髓的理论、林先生生平还没有梦到。就说红楼水浒的文字、也准比你译的小说强的多、（并非译本不佳、乃是译笔不对。）你也不便菲薄他。”[9]显然，为了压倒林纾，不但要指出新派的“新学”要远强于林纾，更要强调新派的“旧学”根底也要比林纾“深一点”，而这“旧”的功底也成为“新”的合法性根基。当然，在新派这边，这种“旧学”已经被降格，被取消了与知识拥有者的信念世界的联系及对人的伦理实践行为的支配力量，正是在对“旧学”进行了这样一种留形弃神的“无害化处理”之后，新派宣称自己亦是“新”、“旧”兼容的，从而劫夺“旧学”所能带来的文化资本与社会话语权力。

另一方面，新派对林纾进行的攻击所循的理路与导出的结论都呈现为一种诡论，在新派的批判中，林纾被派定了“旧派”的标签，但同时，又被宣布为没有代表旧派的“资格”。新派们痛斥林纾企图在学术与思想之外打击自己，要求开展真正的思想上的争论，但一旦林纾企图讲点“道理”的时候，他们又力图证明对方没有资格与自己争论——当林纾为旧文化辩护的时候，就讥嘲他“学问文章不及孟韩”乃是“婢学夫人”[10]，当他动用了西方知识的时候，就说他既反对西学与新潮，就应该引用孔孟学说而不应该引用西人“唾余”。实际上，同样的批评亦可用于新派，林纾固然学问文章不及孟、韩，但新派的学问文章难道就能比肩西方大师？林纾固然引西人唾余，新派何尝不曾挟传统故纸之学以为自重？然而，论战的结果，《新青年》被奉为新时代的文化英雄与精神领袖，而林纾则被认定为“封建复古派”的代表，他的话不独没有多少人听，更被认为不值得认真对待。这种文化声望的变迁轨迹，清晰地显示出，以《新青年》及其支持者为代表的现代新知识份子，已经成功地从晚清以一来一直主导中国现代化潮流的新派士绅手中夺取了文化的主控权，一个新的文化时代正式拉开了大幕。

[1]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2]“王敬轩”(钱玄同).文学革命之反响[J].新青年,1918,4(3).1918-03-15.

[3]林纾.畏庐七十寿辰自寿诗十八首[A].李家骥,李茂肃,薛祥生.林纾诗文选[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4]林纾.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A].林琴南文集:畏庐三集[C].北京:中国书店,1985,影印版.

[5]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致林琴南函[A].蔡元培全集:第三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4.

[6]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7]林纾.妖梦[A].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C].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8]林纾.劝世白话新乐府·小引[A].李家骥,李茂肃,薛祥生.林纾诗文选[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9]“遗生”.规劝林琴南先生[J].每周评论,1919,(19).1919-04-27.

[10]“只眼”(陈独秀).婢学夫人[J].每周评论,1919,(16).1919-0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