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华恩 潘利锋

（湖南科技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系，湖南 永州 425199）

《烟树》是当代美国作家丹尼斯·约翰逊荣获2007年美国全国图书奖的作品，这是一部描写美国越南战争的鸿篇巨制。假若这部巨著仅仅描写美国越战的惨烈与残酷，仅仅描写美军对越南的狂轰滥炸与战场上弥漫的硝烟，那么，这部 作品就难脱窠臼，就难以在众多的描写美国越战的作品中脱颖而出，而一举获得国家图书奖。其实，这部作品的情节并不复杂。它以越战为背景，讲述了中情局特工弗朗西斯·桑兹上校和他的侄儿兼下属斯基普·桑兹等一些人物的故事。其中，就有凯茜·琼斯和斯基普·桑兹的情感纠葛和凯茜·琼斯致力于国际儿童服务机构工作，帮助救治妇女儿童以及伤病员的故事。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认为：“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的独特表达形式，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1]我们认为凯茜与斯基普的情感纠葛和凯茜致力于国际儿童服务机构工作，帮助救治妇女儿童以及伤病员的故事既是小说的一条叙事线索，又是一条伦理线，萦绕在这条伦理线上的是两个重要的“伦理结”，即伦理身份的混乱和伦理意识。凯茜丈夫去世后，新寡的凯茜旋即成为斯基普的情人，这无疑导致了伦理身份的混乱。而后，在伦理意识的驱动下，凯茜积极投身国际儿童服务机构的工作中去，努力救助美国越战中饱受战乱之苦的妇女儿童和伤病员，完成了伦理身份的转换，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女士。

一 凯茜混乱的伦理身份

《烟树》是一部描写美国对越战争的鸿篇巨制，这部巨著很少描写战场上的弥漫硝烟和残忍的杀戮，却较多地描写了上校弗朗西斯·桑兹等众多人物身上发生的故事。按照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发生在凯茜·琼斯与斯基普·桑兹之间的情感纠葛和凯茜·琼斯致力于救助饱受战乱之苦的妇女儿童与伤病员的故事，是小说的伦理主线之一，给小说人物和读者带来了一系列的伦理困惑和难题。

凯茜·琼斯是美军随从牧师蒂莫西的妻子，当美军驻扎在菲律宾以便随时可以开赴越南战场时，蒂莫西毫无疑问地消失了。就在蒂莫西生死不明，没有半点音讯的时候，凯茜在一家意大利餐馆碰到了前来就餐的斯基普，她主动到斯基普的桌前作了自我介绍。“她的眼睛盯着他，目光中几乎含着眼泪了，热烈而急切。”[2]86第二天在集市上，凯茜又见到斯基普，回想起头天晚上的情形，凯茜的感觉是：“可是昨晚一看到他，她就感到一种渴望，那么的渴求。”[2]88从这一段描述看，我们不难发现：凯茜·琼斯从见到斯基普·桑兹那一刻起，凯茜·琼斯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就在有确切证据证明蒂莫西已经死了的当晚，凯茜就让斯基普进了屋，他们一起上了床，发生了性关系。后来，斯基普从部队开了小差，跑到了凯茜的住所，在那里呆了三周。在这三周的时间里，凯茜和斯基普疯狂地做爱。

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凯茜的行为导致了伦理混乱。在她的丈夫蒂莫西生死不明，她还在苦苦等着丈夫归来的时候，她看斯基普的眼神是热烈而急切的，充满着渴求。就在得知丈夫已经去世的当天晚上，新寡的凯茜就和斯基普上床做爱，这是伦理混乱的表现。按照传统性道德,作为人妻的凯茜应该对自我的主宰愈来愈多地表现在实践对他人的义务，特别是对配偶的某种尊敬之中。这样，凯茜就应该恪守妇道，克制欲望的冲动；其次，凯茜刚刚失去丈夫，从她对丈夫生前的生活的回忆看，丈夫和她的关系是如漆似胶、恩爱了得。从常理说，刚失去关系亲密的丈夫，凯茜理应沉浸在悲痛之中，而不是与初次相识的美国人上床做爱寻欢；从宗教层面看，依据在美国盛行的清教主义关于性的禁忌，成年男女要戒除性生活，除非性活动是为了繁衍后代或有利身体健康；依据基督宗教道德，性本身是原罪、堕落和恶的标志，只有当它和婚姻联系起来才符合道德伦理。[2]88而凯茜和斯基普只是初次相识，正值凯茜刚刚失去丈夫，他们的性欲活动既不是婚姻内的性冲动，更不是为了繁衍后代起见，同样不是为了身体健康的原因。所以，凯茜与斯基普的性活动既有悖人之常情，又违反了传统的性道德和基督宗教道德，造成了伦理混乱。

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对文学的理解必须让文学回归属于它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这是理解文学的一个前提。”[1]凯茜在意大利餐馆初识斯基普时，她的丈夫蒂莫西已经失踪很长时间了，没有半点消息，凯茜对他可谓日思夜想。初次认识斯基普的时候，凯茜认为斯基普看上去是那么像年轻版的蒂莫西，带来好消息、快乐相处的蒂莫西，所以，凯茜的眼神是热烈而急切的，充满着渴求。而在她确切得知她丈夫已经去世的当晚，凯茜和斯基普上了床，发生了性关系，那是因为得知丈夫死亡的消息后，凯茜非常伤心，借酒消愁。醉眼朦胧的凯茜把徘徊在她家门口的斯基普当作她苦苦思念的丈夫蒂莫西了。所以，凯茜和斯基普上床做爱应在情理之中。

根据小说的描述，凯茜和斯基普发生性关系的时间是1965年，此时，正值美国性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婚姻生活中的出轨行为在二战前显然属于伦理禁忌，但是受20实际六七十年代的两次革命运动的影响，两性关系的社会属性被弱化，伦理禁忌的范围迅速缩水。20世纪60年代，美国爆发了一场性开放运动。麦卡锡时代的白色恐怖、政治氛围的高压沉闷、越南战争的残酷现实使人们的神经濒于崩溃。大量年轻人通过酗酒吸毒、崇尚性开放等反传统行为宣泄他们的苦闷。越战期间，“要做爱不要作战”的口号在大学生中广为流传。性开放运动逐步演变成为对传统两性观念和道德的全面否定，认为性交是人人都享有的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性行为是个人私事，只要双方自愿就可以发生两性行为。性开放运动者反对一切性约束，主张性爱和情爱分离，性和婚姻分离，鼓吹婚前和婚外性行为，性行为不应受婚姻的限制。可以这样说，当时的性伦理具有相当的自由主义意味，正如论者所说：“凡是有利于行为所涉及的人的身心健康或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性行为，就是道德的。”[3]从小说描述的客观情况看，凯茜和斯基普发生性关系，有利于缓解她失去丈夫的痛苦，也能给她带来快乐，这就有利于她的身心健康。正因为如此，她才允许在斯基普在部队开小差的三周时间里住在她位于达穆洛格镇的住所，和斯基普疯狂的做爱。也正因为如此，她和斯基普分开后，她不停地给斯基普写信表达爱意，并且想方设法找到了在越南已经化名为贝尼特先生的斯基普，并献上了自己美丽的胴体。

二 伦理意识驱动下的人生价值

凯茜在痛失丈夫之后，并没有深陷悲痛之中而不能自拔，也没有沉迷于性爱的狂欢而不能自已。她在悲痛和狂欢之后，先是投身到国际儿童救援组织工作之中，后又转入世界儿童服务机构的工作。她不仅四处筹措钱物帮助贫困儿童，还在战火纷飞的越南战场上帮助救治伤员，给饱受战乱之苦的越南妇女接生（尽管这妇女生的是因美国军队在越南喷撒橙剂而造成的畸形儿）。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世界儿童服务机构用飞机运送一批战争留下的孤儿去往别的国家。凯茜把自己照管的孤儿安顿在飞机的头等舱后，大使馆一个熟人决定不走了，把座位让给了她。她欣然接受了这个机会，不是为了逃避溃败，而是要帮人，要有用，让那些幼小的乘客别那么害怕。当飞机失事之后，她的腿摔断了。但她只是可怜她身边的孩子们，只恨自己没能力帮助他们走出战争的阴影；她自己的腿断了带给她的不是休克或疼痛，而是她无法去帮助别人的痛苦。

“按照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解，由于理性的成熟，人类的伦理意识开始产生，人才逐渐从兽变成人。……把人同兽区别开来的本职特征，就是人具有理性，而理性的核心概念是伦理意识。”[4]丹尼斯·约翰逊通过对凯茜一系列举动的描述，似乎要传达这么一种信息：在伦理意识的驱动下，这个美丽的女性在彰显自己人生的价值，那就是：要帮人，要有用。这个女性没有伟岸的身躯，也无法说服美国政府不出兵干涉越南内政而祸及平民百姓，但她没有像美国男性大兵那样助纣为虐、烧杀掳掠，而是在“要帮人，要有用”的伦理意识驱动下，做出了令世人、特别是令男性尊敬的事情。这似乎也像我们昭示了这么一个信息：女性虽然没有强壮伟岸的身躯，但是她的精神不会被人随意操纵，凯茜就没有被20世纪60年代美国盛行的性解放这种意识形态所操控；女性作为独立的精神个体同样有着强健的生命意志，一旦这种强健的生命意志彰显出它的威力，它带给人类的就是福祉，而不是灾难。

凯茜身上体现出来的生命意志就是“自我发现”。本·雅明曾指出：“女性”一词不是仅仅代表了在二元对立中的缺失与否定，而且也代表着获取主体经验的不同途径，那就是“自我发现”。这词蕴含了一个与女性心灵空间相关的隐喻，即体现女性的爱心，不是助纣为虐、残害他人，而是张扬自身的母性，呵护他人、更呵护孩子。对女性而言，“自我发现”无疑是确立自我、认识自我的有效途径。在不断的“自我发现”中，女性加深着对自我的再认识。正是随着对自我的再认识的加深，凯茜才会摆脱丧夫的痛苦深渊和与斯基普性爱的欢愉的诱惑，投身到国际儿童的救援工作中去。在不断的“自我发现”中，女性高扬起了生命的风帆；在不断的“自我发现”中，女性无限地接近着真理的彼岸。正是这种不断的“自我发现”中，凯茜才会在她的工作中实践了普世的伦理价值观：救人于危难！从而凯茜不断接近真理的彼岸，彰显了她人生的价值。

结 语

小说中开始出现的凯茜因悲痛而情迷意乱，在丈夫失踪、生死不明的情况下对斯基普示好；在新寡之夜，和初次相识的斯基普上床做爱，之后与从部队开小差的斯基普在自己位于达穆洛格镇的住所疯狂做爱达三周之久，造成了伦理的混乱。所幸的是，在“要帮人、要有用”的伦理意识的驱动下，凯茜摆脱了这种混乱的伦理身份而“自我发现”，投身到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当中——投身国际儿童救援组织和世界儿童服务机构的工作。从而，凯茜完成了伦理身份的转换，彰显了自己人生的价值。

［1］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1).

［2］[美]丹尼斯·约翰逊(姚君伟等译)烟树[M].上海:译林出版社,2011.

［3］[法]米歇尔·福柯(佘碧平译).性经验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4］章海山,张健如.伦理学引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