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润鑫

（湘潭大学 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中国的经济在保持三十几年的高速发展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截止2011年底，美国官方网站数据公布了世界各国的GDP数据，其中，中国GDP总量为74970亿美元，排名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亚军；人均GDP为4283美元，世界排名第93位。翻开世界各国的发展史可得知，许多国家的经济都曾经历过一段高速发展的时期，然后最终能跻身发达国家的屈指可数，大多数国家由于自身的矛盾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经济发展陷入了停滞，有的甚至将原有成就化为乌有，国家处于崩溃的边缘，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鉴于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研究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现阶段及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况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

拉丁美洲的不少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到21世纪初，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这时期，失业率持续攀升，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和激化，社会动荡不安。群众的抗争此起彼伏。一般拉美国家的发展都是在传统农业占很大比重的情况下开始工业化道路的。在工业化过程当中，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以及中小企业数量少，第三产业严重落后，导致过多剩余劳动力，中等收入人口比例少，失业人口较多，贫困和绝对贫困人口较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给政府的社会保障带来沉重压力，最终导致外债和财政赤字居高不下，通货膨胀严重。金融潜伏危机，甚至发生动荡。这种状况被称为“拉美陷阱”，又称为“中等收入陷阱”和“新兴国家起飞陷阱”。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首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它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基本涵义是指：即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

不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各有各的特征，但主要的一些特征还是相同或相似的，以下就从经济、社会和政治这三个方面来阐述。

（1）经济方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受到的冲击最大的是经济，主要表现为：首先，过度依赖外国资本，并以牺牲本国有限的资源和环境为代价走粗放型发展道路，这就必然导致本国的经济严重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制约，经济泡沫化异常严重，一旦外资撤离就会致使大量的企业倒闭或濒临破产，经济增长很不稳定，也不可能保证长期高速发展。其次，金融体系脆弱、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注定伴有金融震荡、金融危机频发、通货膨胀严重等问题的出现。再次，收入分配制度上的不健全，带来的是贫富差距日益拉大、两极分化过于明显和贫困人口数量过多等现象；反过来，这些不稳定的因素又威胁着经济的发展。

（2）社会方面。一般来说，经济上问题层出不穷的国家往往社会问题也不会少太多，因为它们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主要表现为：首先，就业形势异常严峻；由于经济的长期不景气导致大量的劳动力人口失业或待业，严重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且诱发社会动荡和社会犯罪，影响了整个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其次，教育水平低下；经济要发展，教育要先行。因为在教育上的投入和扶持力度不够，劳动力人口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普及高等教育和技能培训，核心技术方面的研发自然力不从心，经济上想要取得重大突破更是种奢望。最后、畸形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发展推动了世界各国纷纷走上了城市化道路，但是在这个过程不同类型的国家所表现出来的特征相差甚大。顺利过渡到高收入国家的城市化都是积极方面的影响多于消极方面的影响，它给人们所展现的科学、合理和极富有人性化，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是太明显。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的国家的城市化则都是消极方面的影响多于积极方面的影响，表现出来的是不科学、不合理和缺乏人情味，主要的特征是：城市贫困人口过多、秩序混乱、环境污染、公共服务短缺、医疗卫生水平低下、失业率高及城乡二元结构过于明显等，这样的城市化无疑是失败的。

（3）政治方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的国家由于经济和社会上的发展不充分，必然导致大部分民众生活在水生火热中，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表现出来的也必定是少数人的民主、制度不健全、腐败频发等乱象，普通老百姓毫无民主之言，更不用谈老百姓会过上幸福、体面的生活；反过来，这些因素也制约了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因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

（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中等收入陷阱”的产生是由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原因综合的结果，对比拉美地区和东南亚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分析，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发展模式不科学。首先，以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国家长期僵化地搞进口替代战略模式，这个模式主要指用本国产品替代进口产品，或者说，通过限制工业制成品来促进本国工业化，该模式由于能一定程度上刺激民族工业中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加强国家独立发展经济的能力、减少对外依赖度、实施起来较为简单等优点被大多数国家在工业发展初期所采纳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进口替代政策若全面而长期地进行必然要牺牲国内广大消费者的利益，降低了该国与国际市场的联系程度，导致企业效益偏低、政府财政收入匮乏、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下降等严重后果，进而经济、社会等一系列矛盾相继爆发不得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其次，以马来西亚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长期坚持出口导向战略模式，这个模式主要是指以生产出口产品来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着重于利于国外资本和开拓本国市场，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增加就业机会、增进本国社会福利、发挥比较优势等特点，在一定时期推动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但若不根据国际形式的变换和国内的实际情况而盲目坚持该模式的话同样面临的是失败的结局，因为这个模式少数几个国家搞的话还能带动多数国家的发展，要是大家都这样搞的话就会弱化它的积极作用，而且还可能成为劣势，从而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

（2）消费需求严重不足。经济社会的发展要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很多，既有经济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但不管什么因素，持续、全面的市场疲软对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因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最终来自于消费，消费需求的严重不足就会使社会生产的成果无法顺利实现价值转化，最终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甚至社会再生产系统破坏。拉美国家和东南亚一些国家，一方面，由于不合理的财富分配制度，造成贫富悬殊巨大，大量的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但该部分人因需求已基本满足而暂无消费欲望，而有强烈消费欲望的大多数人却无能力购买。另一方面，由于内需的严重不足，导致过度依赖外需。这样，一旦国际市场不景气则直接危及国内经济局势动荡不安。

（3）缺乏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就是当一件新思想和非连续性的活动，经过一段时间后，发展到实际和应用程序，它有类创造的涵义在里面，但技术创新更强调的是真创造。一国经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产品缺乏核心技术，使得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技术上无法与发达国家抗衡，在价格上又无法与低收入国家竞争，经济增长的动力明显受到限制。同时，技术创新弱使内需严重不足、有效投资机会也相应缺失，许多东南亚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得二十世纪末爆发的那场金融风暴过后，经济就再也没有恢复到之前那样的高速增长局面。

二 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充分利用自身劳动力丰富且低廉、原材料便宜、能源丰富、企业进入门槛低等优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时至今日，由于发展不够科学、不够合理，中国正面临诸如经济增长放缓、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等“中等收入陷阱”弊病的考验。以下就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大的方面着手分析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

（一）国内方面

首先，从经济上看，中国很大程度上是在市场的名义下走计划经济道路，这严重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和本质要求，资源配置不是依靠市场而是依靠权力而实现。在个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国有经济和垄断行业改革进展缓慢，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很自然地越拉越大。民营经济承担着我们的大部分就业却没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支持，由于通货膨胀率上升、人民币升值、税费过高、劳动成本提高和融资难等问题严重，我们的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国家资源和财富向国有企业集中趋势明显。此外，收入分配不合理，需求结构不平衡，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所以，当前我们是国富民穷，经济增长动力严重不足。其次，从政治上看，我国的权利过度集中，且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民主欠缺。权利过于集中且缺乏监督，就很难做到依法治国，民主就无法得到保障。没有民主，经济成果就无法全面共享，经济也无法持续发展；没有民主，政治就不会开明，社会不可能稳定，国家也不可能长治久安；没有民主，就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文化的发展和人类的真正解放，政府和官员的行为就无法得到有效的监督。再次，从社会上看，社会不公平问题比较突出，社会矛盾比较集中，很容易爆发群体性事件。由于阶层固化，人民群众向上流动的通道变窄，普遍有仇官、仇富、仇不公等情绪，这对中国未来发展产生巨大隐患。最后，从城市化进程上看，随着我国的工业化快速发展，城市化也迅速兴起，但我国当面的城市化大跃进与经济发展极不协调，主要体现在很多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由于强拆、户籍制度等因素的制约而不能成为真正的城市人，很多人是“被城市化”的，也就是说我国的城市化率虚高。此外，由于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逐渐显现出集中的富人区和贫民区，再加诸如交通拥堵、公共资源短缺、医疗紧张、物价和房价过高等“城市病”严重，我们的城市化质量确实堪忧。

（二）国际方面

当今及未来世界的主题仍会是和平与发展，但复杂的国家局势也让中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首先、在经济上，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形成的不合理的全球产业格局和不公平的“游戏规则”让我们作为“世界工厂”的财富创造者并不能拥有相应的财富，我们几乎没有话语权和定价权。现阶段我们大量增持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国家的国债，持续多年维持高水平外汇储备和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逼迫人民币不断升值等原因，导致国际大量热钱涌入，引发了我国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泡沫也相对明显，国家金融安全体系和经济安全受到严峻考验。其次、在政治上，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帝国长期推行对中国的遏制战略，我国的主权和内政受到严重干涉，主要表现在中国的周边安全问题上，如西藏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中印问题、钓鱼岛问题等等。最后、文化上，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它们在向世界大量地输入本国的文化产品并牟取高额利润的同时，又以各种大众文化产品的形式包装着它们的政治、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渗透，我国的传统文化受到巨大地冲击。

以上所述的这些问题表明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但与拉美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经过几十年的飞速发展大大增强了综合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经济也仍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虽然现阶段我们的各种矛盾比较复杂，但中国向前迈进的基本面仍然是比较乐观的。如果我们能较好地改善和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矛盾，中国便极大可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强国。

三 日韩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分析

当今世界只有少数国家居于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行列，绝大多数国家正处在中等收入队伍之中，全球整体呈“两头小，中间大”的分布态势。依据国际经验表明，很少有国家能在和平的大环境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然而日韩两国却成功地做到了。它们作为中国的邻居，与中国有着太多的共同点，它们的发展和改革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一）抓住机遇，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

上个世纪中期，纤维是日本的主要出口产品，它技术要求不高和劳动力需求多的特点适应了二战后经济复苏的要求；而等原始积累到中后期的时候，日本各方面建设得到全面振兴，其中，以汽车制造业为高技术含量代表的重工业经过30来年的努力占据了世界大份额市场，工业现代化取得骄人的成绩。到了20世纪末期，日本政府又果断大力推动以文化创新为发展方向的第三产业，弥补了基础工业后续发展动力不足的缺陷。从日本的发展历程看，它先后经历了“贸易立国”到“技术立国”的转变，依靠其完备的创新能力和产业升级，只用了12年的时间就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了“全球领导者”之一。同样，韩国在发展初期依靠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创造了20世纪70年代的“汉江奇迹”。在此之后，韩国又走上了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全面升级的道路，等这一步完成后，韩国政府又根据世界的发展形势和要求，通过采取减免关税、免税、外汇支持和其他各方面的鼓励措施全面激发了内在创新能力和活力，成功转变到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发展道路，也在短暂的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就成功跻身到高收入国家行列之中。

（二）重视民生，缩小收入差距

日本和韩国之所以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国内社会的相对稳定和收入差距相对较小也有密切关系。日本方面，它在上个世纪60年代之前，贫富差距也比较明显，一度接近或超过了国际警戒线，但由于日本政府实行了“国民收入倍增长计划”，及时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如：农地改革、税制改革、教育改革、城市反补农村、财阀解体与禁止垄断等相关缩小贫富差距的改革措施，日本的贫富差距，尤其是城乡差距明显改善。韩国方面，韩国政府在1971年启动了“新社区运动”，将大量的政府投资通过该计划分配到农村地区，集中于教育、医疗、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等方面，这些政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社会的贫富差距，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推行财产公示制度，大力进行反腐

许多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是官员的腐败和政府公信力的丧失，日本和韩国深刻认识到反腐工作的艰巨性和重要性，两国都采取了严格措施进行反腐败。日本的官场腐败一直以来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它的发展，在上世纪末，日本建立起了完备的防治腐败的法律和制度，要求官员进行财产公示，再借助于强大的媒体力量揭露了多起高官腐败大案，这些强有力的动作使日本的政府廉洁度得到空前的提高。同样，韩国在时任总统金泳三的带头下进行财产公示，铁腕反腐，在韩国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反腐风暴运动，数千名高官要员受到了惩处，并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反腐体系，推动了韩国政府行政的高效运作，为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障碍。

四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分析

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我们要有必胜的信心，但又不能掉以轻心，要积极应对。分析比较拉美国家的失败教训和日韩的成功经验，我们要从政府、企业和人们群众三方面着手开展工作，相信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我们必定会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一）政府要扮演好领导者与服务者的双重角色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国政府要真正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经济与社会、城市与农村及人与自然等方面的和谐发展，推进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各个方面相协调。

首先，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所谓经济体制改革，就是按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一客观规律的要求，对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进行改革，从体制改革中寻找新的经济发展动力。当今中国特别是发达地区已经进入中等收入转型时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主要从经济入手，在尊重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基础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视发展模式的转变和平稳过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将市场与计划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在坚持统筹城乡市场和国内国际市场、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还应坚持扩大内需，减少对外的依赖度。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深化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改革，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建立科学的财富分配体系，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充分运用财政手段和货币政策，稳定好物价，为企业减免税收，加大对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力度，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的比重，真正实现藏富于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其次，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社会主义政治总格局权利结构形式不变的前提下，对政权组织、政治组织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调整和完善，是社会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当前和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党政分开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建立起一套有利于提高效率和增强活力的领导体制。坚持依法治国，加大反腐败力度和反腐体制建设，切实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真正实现人们当家作主。

最后，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文化是一种生产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体制改革，是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一步革除制约文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根本途径。加快文化发展方式转变，加快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既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又要充分考虑文化自身特点和规律。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完善对外文化交流机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吸收国外的先进之处。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增加投入，增强活力，改善服务，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二）企业要扮演好开拓者角色

企业作为最重要的市场主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它是社会生产和流通的直接承担者，也是市场经济的主要参与者，它还是社会经济技术进步的主要力量，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状况直接关系到整个经济的发展。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企业要加速转型升级，加大对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在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的同时，我们还要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服务质量，树立品牌意识，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注重国内市场的开发，提高我国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

（三）人民群众要扮演好推动者角色

人民群众的主体在任何时候都始终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和劳动知识分子，是实践的主体，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根据当前的时代要求和历史使命，广大人民群众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以及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三者有机统一起来，大家团结一致，定能开创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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