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琴 谢冬文

（湖南科技学院 大学英语教学部，湖南 永州 425199）

英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鲁德亚德·吉卜林1865年出生于印度。他与印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学作品也以印度题材而著称，他最富盛名的作品《基姆》就是一部印度题材小说。短篇故事集《亚洲的眼睛》1917年在美国《星期六晚邮报》分六期出现，后来于1918年结集出版。作者虚构了一战时期大英帝国印度军团的四位士兵。故事集分四个部分，每一部分均围绕一位士兵的家书展开。

一

作为一部充满帝国色彩的文学作品，《亚洲的眼睛》具有明显的不同点与创新性。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英国文学有着鲜明的帝国和殖民色彩。约瑟夫·康拉德以及罗伯特·史蒂文森等的作品中充分展现了英国的帝国与殖民，就连将眼光集中于英国国内的查尔斯·狄更斯，他的作品中也会时不时地出现帝国与殖民的影子。不过，这些描写或者提及英帝国扩张与殖民的作品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征。殖民地被陌生化、对象化，殖民地居民被陌生化、对象化、沉默化、物化。几乎没有作品能够让土著开口说话，遑论让其主张自己民族与国家的利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许多评论家时至今日都会振振有词地声称，描写殖民的作品重点不是为了批判殖民，只是将殖民地当作背景而已。[1]P40英国评论家似乎惯性地认为，只要涉及殖民地，殖民地一定就不是重点，是背景，是衬托。所以有人会评价吉卜林“不会是为了解读印度而生，他的文学作品的中心灵魂也不会是印度”[2]P20。

然而，《亚洲的眼睛》在英国文学史上第一次以非欧洲人为主人公，以大英帝国印度军团的四位印度军人为主角，用任何人都无法狡辩的语言关注印度的事务。或许正是因为吉卜林关注印度的事务太明显，让很多英国学者感到了不快。“我们情不自禁地阅读(他的)早期作品；我们阅读他 20世纪的作品仅仅是因为他写了这些作品。”[3]P213一些固执的评论家的不快似乎正好反证了作品的重要性。写第一封家书的是一位已经退役的军团战士，是一位“绅士”。这位来自殖民地的土著，不再是英国作家笔下的野蛮人，而是一位能够使用流利英语的绅士。仅仅“绅士”一词，似乎消解了几百年来欧洲帝国与殖民主义的傲慢自大，似乎拉近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距离。事实上，书中的印度人与欧洲人之间完全没有对抗的痕迹，完全没有殖民—被殖民的对立，两者之间似乎是一种不是一家人胜是一家人的融洽关系。医院的女护士们亲切地称老绅士为“爸爸”[4]P12,艾哈迈德也亲切地认法国女人为“母亲”[4]P60。

二

老绅士也好，艾哈迈德也好，这四位印度士兵都身处欧洲，都亲身感受过欧洲社会的文明。在吉卜林的笔下，他们同时了解欧洲文明与印度社会现状，他们成为欧洲文明与印度无知的绝佳证明人。在他们眼中，英国人非常谦逊，“他们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总把自己说成很渺小”[4]P10。明明是金碧辉煌的宫殿，英国人会说只是一套房子；他们明明国家实力强大，却不会表现出来。“英国人天生就认为众生平等。”[4]P14英国人还非常友善，虽然老绅士已经一无用处，英国人都对他非常友善。他们会尊重任何人的信仰习俗。印度士兵发现，法国人的农耕文明非常先进，这儿的女人女孩都可以像男人一样干农活，她们都会识文断字，都会算数记账。在法国，不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忙碌着，就连他们的狗都“既谦逊又勤劳”。“它们和猫嬉戏，它们照看羊群……每当部队遭遇羊群时，狗会运用自己的智慧命令羊群靠边。”[4]P31法国处处都是珍贵的物件，不过“法国人很有道德，从不偷窃”[4]P56。因此，“钱和值钱的物件都公然地摆放在家里。甚至没有人敢贪婪地看一眼”[4]P57。即使是法国女人都会医学知识，“法国的小孩子一个个都很漂亮，且不受疾病困扰。这要归功于医生和产婆的医学知识。”[4]P90从这些点点滴滴、零零碎碎的信息中，不难看出，吉卜林笔下的四位印度士兵眼中，以英法为代表的欧洲是高度文明的，是完美的，是不存在瑕疵的。一个连狗都有知识智慧的社会，其文明的高度发达程度是不可想象的。

在四位印度士兵的眼里，欧洲是如此的高度文明，印度却是愚昧落后。在第二封家书中，印度士兵告诉了自己兄长“文明国家”[4]P30的土地继承政策。很明显，在他的口中，印度不是一个文明的国度。就连自己的兄长也是一个“愚蠢的老农民”。印度骑兵告诉自己的母亲，“相较于这儿（欧洲）的人，我们印度人只是石器时代的”[4]P94。四位士兵均痛心疾首于自己祖国的落后愚昧状态。他们深刻地意识到，印度愚昧与欧洲文明被一种东西隔开了，而这种东西就是知识。“人的缺点只因为无知。学习和知识是重要的。”[4]P91。现在，四位士兵到了欧洲，学到了欧洲文明的一些知识，他们认为使印度摆脱愚昧落后走向文明的唯一途径就是教育。

三

有一点值得注意，这四位印度士兵是吉卜林虚构出来的。他选择四位印度士兵作为主角是英国文学上的一大创新，但是其目的却毫无新颖之处。诚然，通过士兵之口，吉卜林提出了自己有关印度文明化的途径。这似乎说明吉卜林一直牵挂着自己的出生之地；这似乎说明吉卜林一直视印度文明化为己任。正如吉卜林1899年写给美国殖民者的诗句一样，应该“担负起白人的责任”[5]P215。应该说吉卜林比一般的欧洲人、殖民者更了解印度，并且他确实有希望印度社会进步的意愿，这与当时其他的时时处处标榜善意的虚伪殖民者与思想家是完全不同的，也是难能可贵的。吉卜林希望通过印度人自己的眼睛折射出欧洲与印度的差距，希望以一种更加令人信服的方式让人们相信教育对于印度社会的极端重要性。只可惜虚拟出来的这几个双印度人的眼睛折射角度大了点，不经意间也折射出了吉卜林的帝国主义情结。

有人在评价吉卜林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一个民族如果不能够相信自己是地球上最优秀的民族，它将很难持续存在，就英国的这种情况而言，很明显这不是个人的观点。”[6]P129乍看起来，这似乎是在为吉卜林开脱，细细品味，能够发现其中丝丝得意的韵味。吉卜林在描写以英法为代表的欧洲文明时，也是不无得意的。既然连狗都能展现出智慧，这种文明似乎已经发展到了极致。印度人虽然有被文明化的潜力（如印度军团的这四位士兵），作为一个民族，它还是野蛮的，落后的，不文明的，是需要教化的。这种通过印度人之眼折射出来的看似很有说服力的客观描述，却将欧洲与印度两种社会状态夸张地定格为“文明—不文明”的二元对反。可以这样认为，吉卜林可能比较了解欧洲社会，但绝对称不上完全了解印度社会。他对欧洲社会的极力褒扬与对印度社会的极端贬抑看似写实，却极度夸张。对于这一创作，只能有一种解读，这是吉卜林的一种意愿。这是一种“对于明显不同世界进行解读的意志与意愿”[7]P12。而这种意愿是通过话语权力的运用实现的。在这个话语权力体系中，印度作为一个权力的受动者是沉默的。无论吉卜林最终是否是出于善意，他虚构出几个来自于不文明国度印度的士兵，亲眼看到欧洲的高度文明，在高度文明的欧洲文明化以后，用自己的眼睛去比较欧洲与印度的“文明—不文明”二元对反，这是极端粗暴的，是充满了知识与权力的暴力的。

[1]White,Harry and Irving L.Finston.The Two River Narratives inHeart of Darkness[J].Conradiana.Vol.42,no.1-2,2010 PP1-43.Texas Tech University Press.

[2]Palmer,John.Rudyard Kipling[M].London:Nisbet & Co.Ltd.,1918.

[3]Lynd,Robert.Old and New Masters[M].London:T.Fisher Unwin Ltd.,1919.

[4]Kipling,Rudyard.The Eyes of Asia[M].New York:Doubleday,Page & Company,1918.

[5]Kipling,Rudyard.Collected Verse of Rudyard Kipling[M].New York:Doubleday,Page & Company,1914.

[6]Lawton,William Cranston.Rudyard Kipling[M].New York:The Morse Company,1899.

[7]Said,Edward.Orientalism[M].New York:Penguin Group,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