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元翎，宋学达

（黑龙江大学明清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吉林大学文学院木斋先生无论研究什么题目都有充沛的激情和创新灵感。诸如词史的“隔代承传”论、“唐宋之别为近代古典之别”、“古诗十九首非两汉作品”等论断，都无不震动学界。新著《曲词发生史》［1］同样具有这种震动效应，系统探讨了“词体起源”这一自唐五代即开始讨论的学术问题，否定词体起源的“民间说”和“燕乐说”，以“高屋建瓴之架构，摆脱旧说、颠覆积习的胆识”［2］1力举“宫廷说”与“清乐说”。此著一出，立刻引起学界多年未见的“大讨论”，如《中国韵文学刊》、《天中学刊》等学术期刊皆以木斋此著为议题开辟专栏。而且，参与这次“大讨论”的诸多文章，亦非以往为我们见惯的那些“大多流于形式，徒有书评，而不见思想交锋”［3］的空洞文字，而是集再思考、再探研，亦以充沛的激情与创造力相回馈的有力度的文字。我们不能不为木斋先生引发了学界的学术热情而击节叹赏。

感于诸位学者对《曲词发生史》所提出种种新见的讨论，本文对此也略有思考，谨此提出，以就教于木斋先生及众方家。

木斋先生的《曲词发生史》体现出其可敬的学术探索精神，在诸多方面都有可贵的建树。彭国忠教授概括为五端，即:词体发生史的重新建构、宫廷文化在华夏文明形成中作用的重视、法曲地位的凸显、李白词史地位的论定、文献的新读，［4］确为的论，余深表认同。笔者欲特为强调的是木斋先生的诸多论说还具深刻的启示性，能够点明许多词学界长期存在的困惑。比如就木斋先生所论，“宫廷说”与“宫廷文化”是其关键词，他以坚实的材料挖掘论证了宫廷文化对词体形成的重要作用，进而认为:“正由于词起源于宫廷，整个唐五代曲词的本质属性都是宫廷文化的产物。李白词、花间词、南唐词正是盛唐宫廷、西蜀宫廷、南唐宫廷三大宫廷文化的产物。”由此“词体在唐五代时期的宫廷文化性质带有某种惯性和遗传性。”［1］130这对我们曾百思不得其解的长期以来词总要以“婉约”为正宗的现象给予了颇具说服力的解释。正因为有宫廷文化在早期为小词注入的文化基因，其娱宾遣兴、富艳精工，即便经过几代文人的诗化也难改后人对其柔婉、蕴藉、要眇宜修等特质的审美期待。也正因为“宫廷文化”的基因，词体的流播更趋向于城镇而不是乡间，它更接近于现今的流行歌曲而不是乡土民歌。可以说，木斋先生是全面深入地研究词体与宫廷文化密切关联的学界第一人。

相比于木斋先生的创造性思维，我们则不可救药地要去追求稳妥与周严。同时由于其新说甚富启发性，我们也太想求得更坚实的论证支撑。因而在我们赞赏其大胆创新、激情灵动之余，不自觉地要去吹毛求疵，或为他没能注意运用本应令其观点更加鲜明的思路与材料而感到遗憾，或急力想拉回那“矫枉必须过正”的逸出常轨的研究模式到通常轨道中来。以下文字即是在如此心态下对木斋“宫廷”说的具有“修修补补”性质的思考。

木斋先生在立说的过程中，似乎存在一种对词体起源问题过于“提纯”与过于“忽略”的倾向。

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学术研究中有一种共识，即绝大部分学术问题都是复杂繁琐的，很难用一种理论、一种方法、一个结论完全说清楚。词体的起源与演变问题，就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诸多复杂繁琐的问题中的一个，先师陶尔夫教授在《论宗教与词体的兴起》一文中，将词体赖以产生的“文化大市场”归结为四个层面:“一是宫廷行为，二是文人雅集，三是民间传播，四是寺庙梵唱”，［5］2此四点足以说明词体起源问题的复杂性。而纵观《曲词发生史》一著的体例与论述内容，似乎仅仅涉及陶师所提出四点的前两点，即将词体的起源归结为其中的第一点——“宫廷”，将词体的生成演变归结为第二点——“文人”，忽略了“民间”和“宗教”因素。

关于词体起源问题中的“宗教”因素，早在1997年就有陶尔夫师《论宗教与词体的兴起》一文。陶师此文主要关注的是“由宗教寺庙梵音法曲所形成的这一特殊的文化市场以及它们在词体兴起方面的作用”，从“寺院梵唱、道调法曲、佛道调名与境心禅韵”［5］2四个方面展开分析与论证，其中“寺院梵唱:词体兴起的一个重要温床”［5］3与“道调法曲:佛道音乐的融会与词调的生成”［5］10两部分是直接论述“宗教”与词体发生的关系，主要论证了宗教音乐活动对词乐与词调的催生作用，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陶师在论及道教音乐时曾明确指出:

从道调、道曲的创作动机和乐曲曲名来看，这些道曲是不折不扣的宫廷行为，是宫廷统摄扶植的产物，带有明显的颂圣内蕴。［5］11

这一论点恰恰说明词体起源问题中的宗教因素是可以对木斋先生的“宫廷说”起到一定支撑作用的，而遗憾的是木斋先生在《曲词发生史》中对“宗教”因素只是一笔带过，仅仅在第五章《盛唐的音乐变革》之第二节《盛唐法曲的兴起》［1］102中谈及“法曲”的性质时，略及其内容的宗教性质，未能深入。可以说，在词体起源问题中，“宗教”因素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从这一点出发可供开掘的空间依然十分广阔，《曲词发生史》作为一部试图建立完备论证体系的学术专著，未能将“宗教”因素纳入其中，此为遗憾之一。

关于《曲词发生史》对词体起源的“民间”因素的忽略，主要体现为在论述中对“敦煌曲子词”这一重大词史现象的回避。回避的理由为最早的词体创作活动实发生于宫廷，而非民间，故最早的词体乃是李白应制所填之词，而非敦煌诸卷中所载的被认为是产生于“民间”的词作，对“敦煌曲子词”作为“现存最早词作”的词史地位不予认同。如针对任半塘所论，谓:

任先生在《敦煌歌辞总编》所说“带浓厚之历史性”的词作，或是有宫廷背景的乐工之作，或是番将祝寿之词，正是早期宫廷词的基本形态之一，不能视为所谓“民间文艺”，宫廷乐工之作不能视为民间词。宫廷词是以宫廷为中心所发生的词，同时，任先生在《敦煌歌辞总编》中所论及的曲子辞，还没有哪首被学术界定论为确系民间之作而早于李白天宝初期所作的《清平乐》词。［1］21

木斋先生此处旨在力驳“词体起源于民间”之旧说，因为旧说多是以“敦煌曲子词”为据。

学生译文1：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this project cost will exceed 30%of the budget.

而实际上，在“敦煌曲子词”①此处所谓敦煌词，乃各写卷中明确标明为“曲子”者，不包括《十二时》、《五更转》等声诗及类声诗作品。中，“宫廷乐工之作”与“蕃将祝寿之词”这两类可以证实为宫廷文化背景下创作或与宫廷文化有关的作品，是占绝大部分比重的，其中甚至可考证有唐代帝王御制词及与臣下的唱和之作，如题曰“御制”的《内家娇》、《献忠心》与唐昭宗与臣下李嗣用、韩建等人的《菩萨蛮》唱和数首等;除此之外的敦煌词，亦多由上层文人或具有相当文化素养的僧侣写作，实与中唐张志和、白居易诸家一致，同样不能视为“民间文艺”。对此，汤涒《敦煌曲子词地域文化研究》一著中辨析甚明，②详见该书第三章《敦煌曲子词的地域文化特质》之第一节《敦煌曲子词与中原文化》。［6］126-145兹不赘述。所谓“敦煌曲子词”为“民间文艺”，与词体起源的“民间说”一样，实同属学术史上未经深入细致考察的成见。如果木斋先生对“敦煌曲子词”进行全面细致的考查，从而扭转所谓“敦煌曲子词乃民间创作”的成见，词体起源的“民间说”自然不攻自破。而观木斋先生《曲词发生史》之结构体制，对词作为一种文体从“初制”到“成熟”之发展过程的论述中，依然对“敦煌曲子词”避而不谈。自其第七章《李白对词体的创制》，［1］133-156历第九章《中唐前期文人词的渐次兴起》［1］173-199与第十章《白居易刘禹锡与元和长庆时期的诗词写作》，［1］190-212至最后第十一章《温庭筠为词体发生史初步完成标志》，［1］213-232四章内容，旨在探讨自词体创制发展至相对成熟的历史进程。在这一部分论述中，我们发现，木斋先生所论仅为文人士大夫与词体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对于可能产生质疑的王维，则以第八章《王维李白在曲词写作上的分野》［1］157-172一章进行辨析，所提供的王维不能作为词曲之祖的论证是令人信服的。然而，笔者认为，就算木斋先生对所谓“李白词”词体起源地位的论证令人完全信服、无可置疑，在词体由初生到初步成形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亦不应忽视“敦煌曲子词”的客观存在;就算词体由诞生到基本成型皆是文人之功，“敦煌曲子词”于词体成长无所增益，亦应当同第八章论王维非词曲之祖例，设专章辨析之。木斋先生在《曲词发生史》中的“破旧”工作缺失了这样重要的一环，实为遗憾之二。

以上所举为笔者认为有可能支撑词体起源“宫廷说”的两大方面，我们为该著没有展开论析而感到遗憾，还有以下几点是为提纯词之起源“宫廷”说而该著在立论与论证方法上略有偏颇的表现。

一 对词“民间暗流”一脉的忽视

“敦煌曲子词”中除去和“宫廷文化”相关的“宫廷乐工之作”与“蕃将祝寿之词”，也确实存在“民间词”。这些词作从其题材内容、运字用语等方面看，皆是无可辩驳的民间词作，如《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等。同时，“民间词”在填制方式上也与“文人词”存在明确的区别，这一点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一著之第三章中《关于“依调填词”》部分中论析甚明，可参考。［7］99-119留存词作与填词方法与“文人词”的不同，都可以直接说明“民间词”的存在，是客观的事实。同时，与混杂声诗的《花间集》乃至某些北宋词选集不同，敦煌词文献中对于明确属于词体的作品，皆写明为“曲子”，这一点可参考汤涒《敦煌曲子词地域文化研究》第一章之“敦煌曲子词辩”一节。［6］1-3“敦煌曲子词”在主体上虽非“民间词”，而敦煌文献的抄写者无疑是来自民间的僧众，他们对“曲子”二字的特意书写，表明在“词体”作为独立的文体意识方面，民间是领先于上层文人士大夫的。由此可见，词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宫廷之外的民间有着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只是由于文献记载缺失，今天的我们才难以窥其全貌。

虽然诚如木斋先生所言，在这些“民间词”中，“还没有哪首被学术界定论为确系民间之作而早于李白天宝初期所作的《清平乐》词”，但从中却分明可以体会到民间词作为“宫廷词”、“文人词”之外的一条“暗流”，是始终流传于“词史”之中的。这里说“民间词”是一条“暗线”，是因为在文人士大夫掌握话语权的中国古代学术环境中，“民间词”在文献记载中处于被屏蔽、被祛除的地位。虽然被文人摒弃，但“民间词”还是留下了可供寻觅的线索。有着如此强大生命力的“民间词”仅仅是在宫廷文化的影响下生成的，还是一直与宫廷文化分庭抗礼、并行共存的?与“宫廷词”与“文人词”相比较，“民间词”在词体的生成过程中处于何种地位?这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而对于“民间词”这条暗线的存在，木斋先生其实也是默认的。在访谈录《诗史本由诗人写何由散落到民间》中，木斋先生谈道:

我曾经发表论文《论柳永体对民间词的回归》，认为“柳永体是对民间词的一次回归。慢词长调、铺叙手法和口语入词都源于民间词”。这就意味着柳永超越文人词的小令写法，直接上承民间词。此文发表在《东方论坛》2005年第4期。［8］

既然“柳永体”可以超越“文人词”，实现对“民间词”的“回归”，说明木斋先生承认“民间词”作为一种艺术传统是一直存在的。这正是对“民间词”与“文人词”、“宫廷词”并存之历史格局的有益思考，可惜这一思考并没有被延续到《曲词发生史》中，而是被回避、忽略掉了。

二 对任半塘“唐声诗与长短句是兄弟非父子辈”之见缺少充分的辨析

任先生在专著《唐声诗》中对词体起源问题也有深入思考，他的观点是“词体产生的时代，可以上溯至齐梁之间”，［9］100认为:

凡主张词源在隋与齐言是兄弟，而非父子辈者，方接近事实……［10］360

而《曲词发生史》则将唐代声诗作为词体发生的“前夜”，并设立专章加以讨论。［1］114-132纵观木斋先生的论证，实质上是将唐声诗视为词之“文体之父”，即词体乃由唐声诗演变而来，理由是:

从齐梁至隋代，已经有不少从外形体制上与词体写作相当的作品，但我们仍然不能承认这些作品为词，因为，词产生的本质是依附于，或说是借鉴于近体诗的格律精神，将词乐的旋律进行格律化、定型化的歌诗形式。因此，词体的开端始点，只能是近体诗形成、成熟之后的盛唐时期，而不可能是其他的时间点。［1］14

木斋先生强调的是词与“格律化、定型化歌诗形式”密不可分，在此论的基础上，将词体的发生归结至世传为李白填制的《菩萨蛮》与《忆秦娥》等长短句的时间。此处姑且不论李白词作之真伪问题，暂承认此二调为李白于盛唐天宝年间填制，却也无法证实李白所填二词是否就是“格律化、定型化的歌诗形式”。其中《忆秦娥》一调，据施蛰存先生《说忆秦娥》一文的考论，五代冯延巳、北宋张先、毛滂诸作之体式均与世传李白之作不同，［11］184-186可见就算承认李白于盛唐即填制此调，亦未达到“格律化、定型化”的程度。因此，欲立词体于盛唐受近体诗律化精神而达到“格律化、定型化”，从而诞生为独立的文体形式之论，木斋先生尚需进一步更为细致的考证。

诚然，《曲词发生史》在论及唐声诗时，所引用的也多是任半塘先生在《唐声诗》中对这一文体的定义及相关论述。任半塘先生也承认某些词调乃由声诗转变而来，但这一现象在词体发生的进程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小。任半塘先生通过对《教坊记》百三十一调的细致考察，认定其中与声诗有关者，“总十五调，当百三十一调之十分之一强而已”，［10］360绝不足以概括整个词体发生史。所以，笔者认为木斋先生若立“盛唐声诗为词体发生前夜”之论，尚需对任半塘先生在《唐声诗》中所持观点进行充分的分析与辩驳。

三 对世传“李白词”与“敦煌曲子词”采用双重标准

木斋先生在探讨词体起源问题上对“敦煌曲子词”与“李白词”的学术取舍时称:

若李白之作是可以肯定的，而敦煌之作的产生时间和作者阶层至少目前是不能肯定的，则学术史当然应该取李白而舍民间之说。［1］11

认为“敦煌曲子词”之作者群体与创作系年难以定论，故不适合作为论证词体起源之材料，而写作时间与本事于文献有明确记载的李白应制《清平乐》词才是最早词作。该论断以“若李白之作是可以肯定的”这一假设为前提，似有失公允，而“敦煌曲子词”中有大部分词作，其作者群体也是可以基本论定的。可以说，若以“敦煌曲子词”作为词体起源的论证材料，较之世传“李白词”这一近乎“孤证”的材料，无疑将获得更大的选择空间与论证力度。更何况所谓的“李白词”尚存有真实性的疑问。木斋先生有意放弃丰富充实的“敦煌曲子词”而取世传“李白词”为证，不得不说有双重标准之嫌。

另外，木斋先生在访谈录《诗史本由诗人写 何由散落到民间》中谈到最初对词体起源的“民间说”产生怀疑的契机时说:

一开始，当我跟随主流观点，诠释词体起源于民间、唐五代文人学习效法民间时，其中最为需要解释的一个现象，就是所谓民间词的证据，就是敦煌词，特别是其中的《云谣集》，基本都是慢词长调，写得相当成熟。这里的问题就出现了，为何词的起源萌生阶段，就有这么成熟的慢词长调，而中晚唐文人词，却要经历这么漫长的小令探索和练习，一直到柳永才大量采用慢词长调?［8］

“敦煌曲子词”中大量存在至北宋柳永之后才大量被文人填制的慢词长调，且十分成熟，这一点促使木斋先生认定“敦煌曲子词”并非词体起源之时的作品。然而世传的“李白词”，相对中唐张志和、白居易乃至《花间集》中部分作品，同样都显得更加成熟，其中《忆秦娥》一词更是在词调体式上较之冯延巳、张先、毛滂诸作呈现“早熟”现象，这一点前文已提到施蛰存先生的考论。笔者认为，就算世传“李白词”于词艺上的“早熟”，我们姑且可以信服木斋先生通过对比李白乐府诗作与思想身世的论述，但《忆秦娥》一词于词调体式上的“早熟”却无从解释。世传“李白词”在词调体式上的“早熟”，与“敦煌曲子词”在慢词长调上的“早熟”，这难道不是同一性质的问题吗?木斋先生因“敦煌曲子词”相对“早熟”的慢词长调而怀疑其词史地位，却在推崇同样存在“早熟”问题的“李白词”的词史地位，此亦具双重标准之嫌。

这种双重标准，无疑会影响到对词体起源“宫廷说”的立论根基，从而使得论述不够充分、有力。忽略“敦煌曲子词”在词史上的地位，而推崇世传“李白词”，可能是木斋先生着意于破除词体起源“民间说”、确立“宫廷说”的一种策略性书写，正所谓“矫枉必须过正”是也。因此，与其说是词体发生需要李白艺术天才的创制之功，不如说是木斋先生此著需要作为文人、身属宫廷文化圈的李白成为词体的创制者，从而成为《曲词发生史》一著之理论体系的核心环节。但我们还需更加客观公允之论。

综上所述，木斋先生《曲词发生史》一著在取得重大学术成果的同时，本身亦存在一些将词体起源“宫廷说”“绝对化”、“片面化”的强调。

除此之外，笔者还有感于木斋先生对词体起源的新说而又萌生出新的思考，虽不成熟，然很想提出来供大家探讨。笔者一直在关注词与曲的关系问题，认同于如果从“词曲同源”说来审视“词”、“曲”概念，它们在广义上应同属音乐文学这一理念。音乐文学之特质应是词体自生成始即形成的基因。如果从词体最初具音乐文学这一功能角度来思考，拘执于词之“格律化”“定型化”似不很重要。音乐文学应具有音乐文学之讲求。明初李东阳的一段话很具启发，其云:

诗在“六经”中别是一教，盖六艺中之乐也。乐始于诗，终于律。人声和则乐声和，又取其声之和者以陶写情性，感发志意，动荡血脉，流通精神，有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觉者。后世诗与乐判而为二，虽有格律而无音韵，是不过为排偶之文而已。使徒以文而已也，则古之教何必以诗律为哉?［12］1369

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诗乐分离造成音声失坠，便导致诗歌演变为徒具躯壳的“排偶之文”。后世诗歌“虽有格律而无音韵”。他所理解的“音韵”不同于平仄黏对之类外在的声律，而应是发自情性的音声节奏。明末清初毛奇龄《西河词话》以《玉楼春》与《木兰花》为例云:

声调何尝在语句耶。乐有调同而字句异者，清调、平调，殊于楚歌。有调异而字句同者，豳雅、豳风，只一七月。［13］573

据查，《玉楼春》与《木兰花》不甚相同。如以仄韵调，二者实为一，然以大石调歌之，则不同。可见“声调何尝在语句耶”，因而以填词法作乐府实是不懂乐府。“乐有调同而字句异者”，“有调异而字句同者”，调与字句语句实无大关系，正因为失调方才填词，方才斤斤计较。从而我们联想到词谱的格律，词谱的形成方是词定型化的标志，而词谱生成恰是因词已失去音乐性文学本体功能时的无奈选择。定型化必是滞后出现。如仅从格律上来判定北宋前的词是否规范，是违背音乐文学规律之事。

总之，从木斋先生破除旧说、冲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留下的旧有学术话语体系的勇气中，我们看到了他对学术的热情和探索的激情，以及建立新的学术话语系统的大胆尝试。可以说，木斋先生“呕心沥血”而成的《曲词发生史》，是问题的提出者，绝不是问题终结者，我们必须承认，《曲词发生史》确实带领着我们在“词体起源”这一常年止步不前的学术问题上，向前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使得中国古代文学学术界重新开展了一次“大讨论”，能令参与讨论的诸多学者可以以此著为契机生发出更多的思考、取得更多成果。这应该也是木斋《曲词发生史》很重要的价值之所在。

［1］木 斋.曲词发生史［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

［2］刘崇德.曲词发生史·序二［M］//木斋.曲词发生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

［3］傅璇琮.关于木斋的探索——从《曲词发生史》两序说起［J］.中国韵文学刊，2012（3）:1-3.

［4］彭国忠.一部新见迭出的著作——读木斋《曲词发生史》［J］.中国韵文学刊，2011（3）:14-17.

［5］陶尔夫.论宗教与词体的兴起［M］//陶尔夫，刘敬圻.说诗说稗.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

［6］汤 涒.敦煌曲子词地域文化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7］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96.

［8］王一娟.诗史本由诗人写 何由散落到民间——木斋先生访谈录［J］.天中学刊，2012（3）:1-2.

［9］何晓敏.二十世纪词源问题研究述略［M］//词学:第二十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9-100.

［10］任半塘.唐声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1］施蛰存.说忆秦娥［M］//词学:第八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184-186.

［12］［明］李东阳.麓堂诗话［M］//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

［13］［清］毛奇龄.西河词话［M］//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