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婧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福建福州 35000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发展取得很大成就，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使得我国的对外宣传工作在技术和资金等方面都比从前获得更好的支持。然而我们发现，尽管我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对外宣传的效果却不是很好。在国际话语循环中，几乎听不到中国以有别于西方的“地方性视角”发出独特而响亮的声音。反之，我国与以美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话语分布呈现出“一边倒”的局面，国际话语的流通中，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现实发展这些话题的阐述几乎全部来自西方国家。不仅如此，美国掌握着话语“霸权”，不仅对中国对本国在上面提到的这些方面的解释完全不以为然，甚至根据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对中方的发展道路、体制等方面肆意阐述。其中炮制和“发明”的“中国威胁论”等言论就是很好的例子。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中方应该如何应对?随着全球化日益发展深入，这些问题不得不引发我们的深思。传统观念上对这个现象的解释主要集中在中美两国综合国力的悬殊、不对称的地缘权力关系以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等方面。当然，这些因素也不可否认地构成我国对外话语缺乏说服力和冲击力的很大阻力，但它们并不是决定因素。本文试从西方修辞的角度，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这个现象背后隐藏的修辞机制进行深入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措施。

一 “讲好中国故事”——我国对外宣传的不到位引发的“修辞形势”

修辞形势是西方修辞的一个重要概念，最早是由美国修辞学家Bizter提出的。他认为，任何一个修辞行为都是对业已存在的“修辞形势”作出的反应。根据他的定义，修辞形势有三个基本构成成分:“缺失”(exigence)、“受众”(audience)和“修辞局限”(rhetorical constraints)。

这三个要素中的“缺失”对于本文的论述尤其重要。“缺失”是指“当前存在着的一种迫切需要、一种急待填补的缺憾或一个必须马上处理的问题。”缺失的填补和解决只能用口头或书面的修辞手段来实现。西方国家能够认识到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崛起，然而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他们却不信任、表示怀疑。因为，西方国家的大部分人并没有听到中国用自己独特的声音对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体制作出令他们感到合理的解释和宣传。这就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中国对外的这种缺失被美国当作一种“难能可贵”的修辞资源，，照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加以修辞发明和干预，对有关中国现状的表述进行重构，从而改变其原有的性质。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我们致力于把一个真实的中国介绍给世界，失语、误解仍难以避免。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秘书长指出:“消除外界对中国发展道路、发展方向的不信任和怀疑，是中国公共外交面临的最紧迫难题。”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提议，要重视“国家的修辞力量”，如果光是一些外国人难懂的政治词汇，不但得不到预想的“政治效果”，还会给西方国家留下很大的话语发明空间。必须用完全的中国视角独特而响亮地准确阐释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一些核心词汇，如“统一战线”“发展才是硬道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包括今天的“中国梦”。这些都是中国不同时期的国家修辞，在向国外表达时务求表达要正确，否则跨文化交流就不通畅，就会引起误解。

二 洞察西方对华言论背后的修辞机制——以中国威胁论为例

19世纪末，欧美帝国主义者为了制造侵略有理的舆论，炮制了所谓“黄祸论”，而后在20世纪50年代发展为中国威胁论，虽然二者在形式和内容上有差异，但究其本质却殊途同归，都充斥着对中国的主观臆断、歪曲和偏见。长期以来，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媒体的大肆宣扬下流传于全球范围，不但在西方国家被当作“事实”广泛接受，甚至在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也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严重影响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发展进程。中方对此也作出了回应和反驳: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中国没有称霸世界和对外夸张的历史传统。这样的回应不仅不能驳倒对方，反而给对方很大空间进行修辞“重构”:中国的经济和综合国力与美国尚存差距，那要是等到中国强大了实力够了是不是就能构成威胁了?中国过去不称霸不表示以后不称霸。于是，中方的传统回应不仅不能凑效而且又被西方当作有力的修辞资源进行肆意的修辞发明。在修辞水平上我们无法抗衡。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中国威胁论背后隐藏的庞大的修辞体系，才能找出合适有效的措施积极回应、给予反击。

1.美国因“势”派生的“话语权威”。

中国威胁论的盛传这其中有一个很值得我们考虑和深思的问题。中国从未占领和侵略过其他国家，为什么中国威胁论一直阴魂不散地跟随着中国的脚步?作为一个话语表述，中国威胁论的生成和流传有着很强的修辞性，其背后涉及的是一个极其隐晦但却不能不重视的修辞机制。中国威胁论的炮制主要是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蓄意挑起的，虽是无中生有却有着一呼百应的强大的号召力，毫无疑问，这与美国长期掌握着话语权威不无关系。美国著名修辞学家坎贝尔认为，权威是道理的本源和流通条件。中国威胁论主要是由西方媒体、所谓评论家和一些在野政客杜撰的，他们依靠显要的政治、社会地位而产生的“势”不得不使得西方中的大多数人甚至是在世界范围内得到重视。加之西方媒体一贯鼓吹自己是坚持科学、理性、自由的媒体，向来不遗余力、不惜代价地为自己树立起公正、客观、有社会责任感的良好形象，以此构筑和投射享有的人格权威。因此，他们炮制的各种对华言论得到了权威机构的“授权”，在世界范围内大行其道，也不足为奇了。这一点，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阐述权威机构对于言语的授权时有着再清楚不过的解释。

在与西方进行修辞互动时，只有充分洞察到这一点，才不至于天真地认为只要手握所谓“事实”和“道理”，就可以在跨文化交际中立于不败之地。把权威当作修辞的支配性因素分析问题，我们就不能不意识到东西方掌握的权威资源严重不对称的现状。作为权威资源短缺的一方，我们要是不设法打破这一不平衡状态，不努力提高自己的话语权威，那么就很难使得自己的话语获得授权从而提高对外修辞的有效性。任凭以美为首的西方国家继续占领话语制高点和“道德高地”，而不善于借用和利用对方所承认的权威这个意义上做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那么上述提到的问题就远得不到解决，在国际话语流通中仍陷于被动局面。

2.事实与雄辩——事实还是事实宣认?

“中国威胁论”是由西方炮制和捏造的，可是影响却波及全球范围，被许多国家认定为事实，这使我们不得不感叹美国为首的西方高超的“雄辩”本领。我们知道，西方修辞思想关注的永远只是那些尚未有定论、有待争议的东西，所谓“事实”，不过是事实宣认。也就是说，任何事实的确立都是和它有关的表述被广泛接受的结果。只有这种“事实宣认”不受挑战而被广为接受，事实才能真正确立。将事件的或然性转化为被人们广为接受和信奉的“事实”，需要雄辩发挥效用。美国深谙事实的或然性特征，通过调用修辞手段对事实的获得和确立这个认证过程进行雄辩干预，使得“中国威胁论”神不知鬼不觉地带上了“事实”的印记从而获得受众认可。

面对“中国威胁论”的既成“事实”，我们是否无可奈何任凭其流传蔓延?绝不是这样。事实上，任何一个在美国或是西方话语体系中流传的重要名称、概念等表述，其实质不过是一个从不停止并一直进行着的修辞辩论。各种力量、利益、意识形态等利用修辞手段通过不断竞争来争夺这些名称、概念的解释权力。美国对于中国现实、发展作出的流传于西方国家的这种表述，不过是这场“辩论”的一个阶段性、暂时性的胜利，并不是一个铁板钉钉的毫无余地的“事实”终结。相反，只要我们明白其中的这个“内幕”，找到其中修辞运作的痕迹，就能够将这场“争辩”继续下去，并推动形势向有利于中方的方向发展。

3.诉诸情感——强大的修辞冲击。

亚里士多德在其修辞学著作《修辞艺术》中，提到说服的三个手段，分别为诉诸于道理(logos)、人格(ethos)和情感(pathos)。诉诸于情感，在西方对中方的表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知道，无论是从前的“黄祸论”还是现今的中国威胁论，西方从来都不是当作干巴巴的政治术语加以阐释，而是动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段，从感情、心理上对受众给予强大的修辞冲击。在“黄祸论”盛行时，德国学者海因茨·哥尔维策尔指出:“‘黄祸’，是帝国主义时期的一个口号”;要使口号发挥作用，就需要有公众舆论和刺激公众生活感情的因素;语言要精辟有力，要歪曲事物的本质，甚至加以粗野化，以便鼓舞人心，或激起人们的忧虑和恐惧。”今天的中国威胁论也同样，就是一个极端粗野和歪曲事物本质，蛊惑人心的口号，有很大的迷惑性和刺激性。“黄祸”“威胁”，这样的字眼使人们不由感觉到一种说不出来的厌恶和恐惧，在受众头脑中似乎创造了一个隐约、或浓或淡的“怪影”，产生强大的情感冲击。通过诉诸于人们的情感，西方甚至是很多亚非拉国家的人们都受到心理上的触动。只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在自我表述的时候有强烈清晰的受众的观念，注意对受众的修辞诉求，才能更好地产生效力。

三 发挥修辞学的“好斗”精神，找出修辞局限，给予反击

中国在国际话语竞技场中一直处于“默默无闻”的不利状况。原因除了上文提到的对外宣传中不能准确有效地自我阐述、整体修辞实践水平不高、无法在修辞上同西方“过招”外，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原因。那就是我国在对外交往中是缺乏修辞学上的“好斗”精神。这里的“好斗”精神并不是指一种盲目的、毫无顾忌的情绪化发泄，而是指在与西方国家的交往过程、尤其与西方国家的修辞接触中，不应软弱妥协，特别是遇到涉及国家原则和利益的问题上更应理直气壮、不退让。这绝不是一个只说不做的口号。我们知道，西方虽然按照其利益和要求对中方进行表述，但是也不是无边无际不受任何约束。Bizter在修辞形势理论中提到“修辞局限”这个重要部分，即修辞者在进行修辞实践时要受到一些因素的局限和制约。美对伊拉克等国家的侵略在国际上造成的不良影响、国内经济和安全危机、干涉他国内政以及与华贸易的密切联系使其无法同中国决裂等等，都构成了美修辞干预的“修辞局限”。中方应积极利用这些局限，对强加给我国的别有用心的表述给予强有力的回击，而不是反复重申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无形中承担“举证责任”。无论是中国威胁论，还是西方对华的其他不正当的言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对妖魔化中国的不良用心从未停止，只有在关键的时候理直气壮，敢于与西方“叫板”，填补修辞缺失，才能变被动为主动，以维护我国的形象和尊严。

当前，中国文化向世界的传播和对世界的影响力，与中国文化本身的内涵、蕴力相比，相差甚远，“路漫漫其修远兮”，要走的路还很长，要克服的困难还很多。在加大投入、为对外交流提供良好技术和资金支持的同时，应不遗余力地提高中方的整体修辞素养。努力提高国家的修辞水平，讲好中国故事，尽量减少西方的误解和怀疑;洞察西方对华言论背后的修辞机制，增强与之接触的修辞能力，找到其修辞局限，以己之矛攻己之盾;敢于和善于发挥修辞学的“好斗精神”，尤其在涉及国家利益和形象的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退让。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更好、更自信、更有效地参与国际话语循环，真正意义上做到与西方的话语互动，才能使中国更好地走向世界，同时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1］Bizter Llyod F.The Rhetorical Situation［J］.Philosophy and Rhetoric，1973，6(3):154－160.

［2］William A C，Jolliffe David A.Rhetoric:Concepts，Definitions，Boundaries［M］.Massachusetts:Allyn and Bacon，l995.

［3］董瑞丰.媒体析中国公共外交挑战:讲好中国故事［J］.《瞭望》新闻周刊，2003(15).

［4］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M］.北京:三联书店，2004.

［5］刘亚猛.西方修辞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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