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桂艳

(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 广西 柳州 545004)

E.M.福斯特(1879—1970)，是英国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他在现代英国文学及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与当时的劳伦斯、康拉德、伍尔夫等齐名。他一生创作的作品有长篇小说《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最漫长的旅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霍华德庄园》、《印度之行》、《莫利斯》及两部短篇小说集。他的作品以批判欧洲殖民统治者、体现“人文主义”而享誉世界。在福斯特的小说中充满着一种浓烈的母性情结，小说《印度之行》所孕育的母性情结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浓郁诗意性。福斯特以现实性母爱为基础，以阿巴拉山洞为母性崇拜的文化表征，以圣母形象穆尔夫人为母爱神性的意象表征，使其母性情结实现了“人性——地理性——神性”诗意化的文学叙述。

一、现实之母爱：《印度之行》中的母性情结的缘起

“心理学研究表明：童年是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这不仅仅是因为人的知识积累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童年，而且更因为童年体验是一个人的心理发展的一个不可逾越的中介，因此对一个人的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等的形成和发展常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童年体验常常会给文学家的一生涂上一种特殊的基调和底色，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文学家对创作题材的选择和作品情感倾向或情绪基调的确定。”［1］福斯特小说中所孕育的母性情结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福斯特出生在一个具有福音派传统的家庭。他的曾祖父是当时富有声望的社会活动家，他的父亲也是一个具有强烈的社会道德责任意识的知名人士。福斯特幼年丧父，由勤劳善良的母亲抚养长大，母亲随和的性格、坚韧的毅力和善良的品质在福斯特童年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童年特殊的人生经历、对母爱的现实体验和对母亲的依恋情怀成就了福斯特小说中的“母性情结”。

纵观福斯特一生的情感经历，福斯特终身未娶，晚年“寄居”朋友家中，最后孤单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大学时代的福斯特充满着对爱情的渴望，他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期间曾爱上同班同学H.O.Meredith，但这段凄美的恋情成为了福斯特后来终身难忘的美好回忆。弗洛伊德指出:“艺术家本来是这样一个人：他从现实中脱离出来是因为他无法在现实中满足与生俱来的本能欲望的要求。于是，他在幻想的生活中让他的情欲和雄心勃勃的愿望充分表现出来。但是，他找到了一种从幻想的世界中返回到现实的方式：借助于他的特殊的天赋，他把他的幻想塑造成一种新的现实。”［2］福斯特在现实生活中的情感挫折对其人生和小说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段感情经历成为福斯特创作同性恋小说《莫利斯》的一个重要原因，Meredith也成为了其小说《莫利斯》中的主人翁克莱夫的原型。1914年福斯特在完成小说《莫利斯》后说：“厌倦了被允许触及的局限于男欢女爱的主题”，“我想写人们能读的小说，但我对平常人（指异性恋者）的兴趣已经殚尽了”，《莫利斯》对同性恋者的同情和关注，也是福斯特现实人生的一种折射。从某种程度上说，福斯特对异性追求的失败和对母性的依恋情怀，也促使其成为了一个同性恋者。1917年福斯特结识了英俊的电车司机默罕默德·艾尔·阿多，此后他们热恋了两年多时间，对于这段同性恋情感经历的体会，福斯特曾这样表述到：“我好像正在写《莫利斯》的续集。我现在对此的了解已增进了许多。很多人在缺乏真情实感的生活中度过了青春时光，实在令人悲叹。我以前对此有所知闻，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地体会。我的运气真是奇妙。”［3］两年后，默罕默德·艾尔·阿多与一女子结婚，使福斯特的精神受到很大的打击，结束了与阿多的这段同性恋情。1930年51岁的福斯特结识了年仅28岁的警察罗伯特·巴金汉（Bob-Buckingham）。罗伯特结婚后，他的妻子接纳福斯特为其家庭成员之一。罗伯特·巴金汉一家善待福斯特，直至福斯特去世。

福斯特在人生的童年阶段尽管缺乏父爱，但这使其越发感受到了现实母爱的伟大，母亲为人随和、友善的人格魅力和坚韧、慷慨、宽容的精神品质在他的心理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成就了福斯特小说中的“母性情结”，为其创作《印度之行》作了思想和精神铺垫。福斯特在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情感挫折以及对女性之爱的追求和渴望，对其小说创作产生深远地影响，一方面对福斯特独特的人格品质、文学气质、思维方式等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为福斯特的小说创作涂上了一层“母性情结”的基调和底色。

二、阿巴拉山洞：母性崇拜的文化表征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母性崇拜意识一直是人类社会挥之不去的共通性情节，以生命为主题的母性崇拜是一个具有世界范围的现象，在远古社会尽管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受到诸多限制，但远古人类的原始“野性思维”对自然界的事物赋予了诗意般的想象，他们将人的生育与土地的生产能力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将自然界的一些事物和地貌特征与女性生殖生理特征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人类共通性的“地母崇拜”意识。母性崇拜的“地母性”文化表征就是指自然界的地理地貌特征不仅具有与母性生理特征的某种相似性，而且这种地理地貌特征承载或孕育着母性内在的文化品质和精神气质。

《印度之行》中对阿巴拉山洞的描绘承载了人类社会以地理构造形状的“阴性”特征来隐喻母性意识这一共通性母性崇拜文化意象，它所表现出来的审美旨趣实质上是福斯特母性情结的一种表现。在小说中，福斯特这样描绘到：“阿巴拉山的皮肤……比任何动物身上的毛皮都美丽，比无风的水面还平滑，甚至比情人更富有肉感美”［4］109，在阿巴拉山周围有一些小山丘，仿佛是“雪山神女的乳房”，阿巴拉山上有许多大洞群，山洞大多集中在山上的大凹区，“这空间好像一个热气腾腾的大浴室，热水源源不断地流进来，温度愈来愈高”［5］131，山洞是圆形的，洞内光滑无比。荣格认为人类社会具有一种共通性的母性情结，而这种母性情结的原型几乎无所不在，天地、山川、草木、禽兽、花鸟，甚至坟墓、石棺、深水等都可以母亲为原型，其中“山洞”是一种最为神圣的“大地母亲”的原型，“任何一个人走进山洞，他自身的山洞，或者他意识背后的那一片黑暗，将会发现他自己是被卷入一个无意识的转化过程。深入无意识，他得以结识他的无意识内容，这可能导致人格的突变。转化则经常被视为自然生命的延长，甚或不朽。”［6］在这里。福斯特借“山洞”以隐喻“地母”的母性情结被彰显无遗。

福斯特在描绘阿巴拉山洞的地貌形状具有母性表征意象的同时，还对山洞的“地母的孕育意象”做了更为形象地表述：“山洞虽然平平常常无诱人之处，但却享有盛名……圆形洞室的墙壁被磨得无比光滑……两个火焰的相互靠近，似乎要奋力结合在一起，然而却不能，因为其中一个火焰在呼吸空气，而另一个则在石头里……火光更加明亮起来，两个火焰相互接触了，亲吻了，但很快熄灭了。”［7］108—109“渐渐高起来的岩石光秃秃的，平淡无奇，岩石连接着的天空也是那样单调乏味，令人腻烦。一只白色的婆罗门雄鹰在山顶的大石之间振翼飞翔，好像是故意显得那么笨拙。人类是渴望看到美好形象的，但人类出现以前，地球这颗行星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只老鹰飞走了……在鸟类出现之前，可能……后来山洞喷射，人类就出现了。”［8］127在福斯特的视域中，阿巴拉山洞如同母性的子宫，既是孕育人类的“发源地”，也是人类生命的栖居地。人类的形成源自山洞“两个火焰的结合”，人类的出现是源自于“山洞喷射”。对于福斯特借“山洞”的“阴性”地理特征以隐喻“地母”的文化表征意象，英国评论家罗格·L.克拉布（RogerL.Clubb）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福斯特在《印度之行》中所描绘的阿巴拉山洞的象征奥秘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形而上的，一个是形而下的，就形而上而言，它代表宇宙中那些令人琢磨不透的灵魂火意志；就形而下而言，它是母性子宫的象征，而在阿巴拉山洞中，阿德拉假想被阿齐兹强奸幻觉，此时的阿巴拉山洞就是性高潮的象征［9］。

在《印度之行》中，福斯特通过对阿巴拉山洞“阴性”地貌特征的细致、形象的描绘，赋予了阿巴拉山洞人格化的特征，在他的视域里，阿巴拉山洞不再是地理学意义上的山洞，它是一个具有孕育人类生命的“地母形象”，它既是人类生命的“发源地”，也是人类最初的“栖居地”。阿巴拉山洞所呈现出来的“地母意象”表征正是福斯特内心深处母性情结的集中体现。

三、穆尔夫人：圣母形象的文学抒写

如果说，福斯特在《印度之行》中对阿巴拉山洞赋予了地母性的文化特征，是其母性崇拜意识的文化表征；那么，他精心建构的“圣母形象”——穆尔夫人，则象征着母性的救赎意象或救赎意识。圣母意象源于基督教正典《圣经·新约》中的玛利亚形象。在西方文艺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玛利亚形象成为无数艺术家艺术创作过程中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玛利亚作为圣母形象不断地在文学作品中被演绎为各种正面的母性形象。这些母性形象大多具有仁慈、善良、慷慨、宽容、高贵典雅、坚强勇敢、承受苦难、自我牺牲、富有救赎意识等崇高品格。

福斯特在《印度之行》中所描绘的穆尔夫人承载了西方圣母形象的诸多美德和品质，她仁慈善良，富有同情心，没有种族偏见，具有一种“博爱”的人文关怀情结。在进入印度教堂圣地清真寺前，穆尔夫人非常尊重印度人的习俗，在没人看管的情况下，她主动脱鞋后才进入寺庙，并与素不相识的印度人阿齐兹倾心交流。她这种仁慈、善良的品质赢得了阿齐兹的尊重、喜爱和敬佩，阿齐兹称之为“一位非常可爱的女士”，甚至将她看作是“一个东方人”。当自己的儿子朗尼以一种傲慢、鄙视的态度来对待印度人时，穆尔夫人这样说道：“因为印度也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上帝让我们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为的是让我们都和睦相处、生活愉快。上帝……就是……仁爱；……上帝让我们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让我们去爱这个世界上的人，并要我们把这个爱变成实际的行动。上帝无所不在，当然印度也不会例外，他也在注视着我们在这儿如何把爱付诸行动。”［10］42穆尔夫人言行举止正是体现了西方圣母般的慈爱和博大胸襟。

在西方社会中，不仅赋予了圣母形象以高贵的人格品质，而且“圣母”也是一种精神救赎的文化表征。美国学者威尔·杜兰对“圣母”的救赎意象曾这样描述道：“世间受苦受难的人，时时刻刻都在你的怜悯照顾下生活，你的羔羊正盼望着你的垂怜。圣母，人类的母亲，求你，使神转向，人间天上，再也没有谁像你这么圣洁高贵。”［11］在这里“圣母”成为一种悲悯众生、拯救世人救赎意象。在《印度之行》中，福斯特对穆尔夫人圣母形象的营构除了赋予她诸多圣母美德和品质外，同样也体现在他对穆尔夫人圣母救赎意象的建构。在对阿齐兹的审判庭上，面对英国殖民者精心设计的阴谋及其傲慢、鄙视的姿态，印度人们将穆尔夫人视为拯救阿齐兹和挽回民族尊严的希望。福斯特在小说中这样写到：“穆尔夫人这个有了新的含义的名字像旋风一样冲进了法庭……（法庭上印度人们）呼唤穆尔夫人的声音接连不断，人们像念咒文一样地重复着她的名字，可并不懂得那几个音节包含着什么意思。‘穆尔夫人’这几个音节已经印度化了，人们喊出来便成了‘埃斯米斯——埃斯米斯’。”［12］197在印度人们的心目中，穆尔夫人成为了印度女神埃斯米斯的象征，随着印度人们呼喊“埃斯米斯——埃斯米斯——”节奏感的加强，这种呼喊声很快成为了一首“圣歌”。在此，穆尔夫人由“现实”的母性形象，转化为一种精神的救赎意象，她不仅成为了印度人们的女神膜拜的精神意象，也拯救了阿德拉精神幻觉，使她彻底从阿巴拉山洞的精神幻觉中清醒过来，从而在法庭上澄清了整个事实真相，这既使阿齐兹免遭牢狱之灾，也给英印之间重新寻找“联结”的起点带来一丝希望。

总之，E.M.福斯特的小说《印度之行》中所孕育着浓郁的母性情结，这种母性情结主要源自于现实母爱的影响及其对女性之爱的追求和渴望。福斯特以现实性母爱为基础，以阿巴拉山洞为母性崇拜的文化表征，以圣母形象穆尔夫人为母爱神性的意象表征，使其母性情结实现了由现实性母爱转化为地母性崇拜，最后上升到神性之母爱，从而实现对母性情结的诗意化的文学叙述。

［1］米学军.又一曲母爱的歌颂［J］.小说评论，2012，（2）：122.

［2］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第四卷［M］.吉林：长春出版社，2004：174.

［3］http://baike.baidu.com/view/2822822.htm［2012-09-30］

［10］［12］［7］［8］［5］［4］E.M.福斯特.印度之行［M］.杨自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109.

［6］陆扬.精神分析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103.

［9］CLUBBRL.APassagetoIndia：TheMeaningoftheMarabarCaves［J］.ContemporaryLiteraryCriticismSelect,Detroit：Gale,CLAJournal,2008：184—193.

［11］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283—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