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虎,刘 凯

(1.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2.上海财经大学 党委组织部，上海 200433)

论“心理学乌托邦主义”的四个基本理论特征
——兼以威尔海姆·赖希思想为例*

李永虎1,刘 凯2

(1.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2.上海财经大学 党委组织部，上海 200433)

二十世纪乌托邦精神当代复兴的一个典型形式是“心理学乌托邦主义”的出现，它在承认人是有多种需要的有机体前提下，要求在消除外在强制性的压抑，满足人的本能欲求过后，导向完美人格的塑造从而最终实现对人类社会的改变。它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人类心灵的健康与否直接关系到人能否真正拥有幸福的未来。在看待自我与社会的关系上，”心理学乌托邦主义”有四个基本理论特征：其一，强调“内在转变”的社会和文化的意义；其二，强调人格心理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贯通性与相互依赖；其三，强调个体身上所出现的各种精神疾病是社会病态现实的反映；其四，强调人的非理性和人的潜意识因素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并且，以上诸种特征在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者赖希的思想中的得到了具体的呈现。

心理学乌托邦主义;性格结构；性革命

一、“心理学乌托邦主义”概念的产生及其厘定

在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历史学家曼纽尔(Frank E.Manuel)注意到“理想精神国”(eupsychia)*该词由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H.Maslow)创制并用于描述他所设想的一种乌邦托的术语。这个词析义为：eu=理想、健全，psych=精神、心理，ia=国家。他说如果一千户精神健康的家庭搬迁到一个荒芜的、但能决定自己命运的岛上，就能建立起一种理想的完美境界，他把这种可能的乌邦托称为“理想精神国”(Eupsychia)。已成为二十世纪乌托邦精神复兴的一个典型形式，并在与他人共同撰写的考察西方乌托邦思想史的论著《西方世界的乌托邦思想》一书中，专门辟出一章以“心理学乌托邦主义”(psychological utopianism)为题探讨了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影响并主张以“心理革命”导向理想社会设计的赖希(Wilhelm Reich)、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和弗洛姆(Erich Fromm)等几位思想家的学说。而另一位乌托邦学者列维塔斯(Ruth Levitas)也提出类似的观点，“追求好的存在方式并不总是关涉外部条件的改变，它也可能是寻求对精神或心理状态的改变”[1]。的确，赖希、马尔库塞、弗洛姆作为“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在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为依据对西方发达工业社会进行全方位批判时，着重从现代人的性格结构和心理机制的角度揭示现代人异化的存在方式，进而从不同方面提出了各种具有人道主义特征的未来社会构想。例如，他们所提出的非压抑性的文明、健全的社会、非异化的“新人”等等，其宗旨都是要超越人的深层异化、扬弃各种支配性的文化力量和其他异己力量对人的压抑和统治，建立以人的自由和发展为目标的理想社会，而“心理学乌托邦主义”正是对他们共同理论旨趣中所表现出的这种强烈乌托邦倾向所作的归纳与评价。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其一，并不能认为“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与“心理学乌托邦主义”这两个概念是直接等价的。因为后者只是评价前者的一个向度，并且曼纽尔等乌托邦论者在探讨“心理学乌托邦主义”这个概念时，除了将赖希、马尔库塞、弗洛姆三人纳入到该范畴之外，还将荣格(Carl G.Jung)、格罗斯(Otto Gross)、布朗(Norman O. Brown)这样的非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并纳入其中，所以这两个概念并不能直接等同。其二，当西方学者使用“乌托邦”或“乌托邦主义”概念来阐释这些思想家的理论特质时，大多是在中性意义上来使用的，并没有像常人对传统乌托邦态度那样只是一种简单地“不切实际的”指斥。这也与二十世纪以来，以布洛赫(Ernst Bloch)、曼海姆(Karl Mannheim)、雅各比(Russell Jacoby)、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等为代表的西方思想家对乌托邦的重新反思、重新界定有关。这些学者普遍认为面对现代人“虚无主义”的深层时代症结，迫切需要在当代复苏乌托邦的精神，而“心理学乌托邦主义”者可以说正是这一努力的具体表现。

此外，尽管“心理学乌托邦主义”概念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出现，但这个术语本身的内涵仍然存在着许多含糊、不严谨之处。就目前西方学者对其界定来看，曼纽尔将其定义为“几乎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被专家引导出现的一种良好意识的状态”[2]；詹姆逊则在其最近出版的乌托邦研究著作《未来考古学》“导论·今日乌托邦”中提出：“这是一项关于乌托邦想象机制的研究，其对象不是个体的经历，而是历史的和集体的愿望的满足。”[3]另一种解释是由精神分析学家伯曼(Emanuel Berman)所提出来的“动机—解救论”，他认为精神分析学家和心理治疗师的乌托邦倾向，“源于他们无意识动机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分析学家或治疗师，即，源于他们解救的幻想。”[4]但是这些观点都只是对“心理学乌托邦主义”的产生或动因的解释，并没有说清楚这个概念的真正内涵以及乌托邦在心理学中所扮演的角色及所起的作用。在笔者看来，“心理学乌托邦主义”意指对达成一种人的理想化的意识状态的期望。它试图借助心理学的认知原理和认知方法的应用，在承认人是有多种需要的有机体前提下，要求消除外在强制性的压抑以满足人的本能欲求，并导向完美人格的塑造从而最终实现对人类社会的改变。心理学的乌托邦主义者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人类心灵的健康与否直接关系到人是否拥有真正的幸福；反过来说，在未来美好社会中生活的人一定是有着健康的心理、健全的心智和性格的人。

二、“心理学乌托邦主义”的理论特征

以精神分析学为代表的现代心理学治疗精神病人的主要途径就是帮助病人把潜意识的冲突引导到意识领域中，在消除其压抑和扭曲的心理过后达到人格的统合、平衡状态。但心理学的乌托邦主义者在研究中发现，“不均衡”反而是现代人的一种心理常态，人不断体验到的是压抑感和焦虑感。受此启发，他们逐渐认识到在人的能力没有真正得到全面发展，自然的欲求没有得到充分满足前，这种不均衡状态实际上已成为每个个体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的事实。因为在我们每个人“做什么”与“能够做什么”，在“想满足什么”和“能够被满足什么”之间始终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换句话说，在理想与现实、完美与缺憾之间的这条鸿沟，正是人类压抑和焦虑产生的直接源泉。循此思路，他们看到人的病态实际上反映的是社会的病态——是社会体制、文化、各种意识形态造成了本能与满足之间的巨大裂隙。至此，“心理学乌托邦主义”者开始纷纷着手著书立说，从性、爱欲、爱情等各个方面倡导对本能欲望的彻底解放实现自然人性的复归。在此意义上，与不问世事的“书斋式”形而上学家相比，他们就像是有着担负拯救使命的十字军战士一样，在满怀济世情怀的同时，因为对本能意义的无限扩大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乌托邦的道路。

“心理学乌托邦主义”在看待自我与社会的关系上，有四个基本的理论特征：

第一，强调“内在转变”(inner transformation)的社会和文化的意义。在传统乌托邦中，社会变革只是政治活动的产物，理想社会制度的建构优先于人性的改变，并且人性转变也只是作为社会变革的结果才出现的。而“心理学乌托邦主义”者则认为人只有先解放内在自我，重塑人格才能获得社会性的彻底解放。所以，内在转变是变革社会的先决条件，是变革扭曲、病态的社会结构的真正动因。

第二，强调人格心理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贯通性与相互依赖。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环境是客观存在的，而其发展也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可“心理学的乌托邦主义”者强烈反对这种将社会现实与心理过程截然开来、毫无关联的观点，认为人格心理是为社会环境、历史事件所塑造成形的，但它不仅仅是对社会存在的简单映射，它也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比如社会文化就是心理事件的外在凸显。所以，人格心理与社会环境这两者是互为影响的。特别是如果忽略或否认影响人类心理、性格形成发展的历史环境，那么那些一直压抑我们本能的、对人格发挥影响的强迫性外部力量就会一直禁锢人的自由。

第三，强调个体身上所出现的各种精神疾病是社会病态现实的反映。也即，当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或集团为了维护和加强自身的统治地位，在制造出各式各样的伪道德、伪禁忌等约束、压抑人的本能欲望时，就会导致个体身上出现层出不穷的各种精神疾病，这既损害了每个社会成员的健康心智，也反过来使整个社会愈加病态，“社会—个体”间陷入恶性循环之中。故此，在找出个体精神紊乱的致病原后，心理学的乌托邦主义者提出如果只满足于针对个体“就病医病”，不去研究致病的家庭、社会条件，不去帮助病人消除致病的外在因素，患者的疾病终究是不能治愈的。所以，要去除病根必须从全盘考虑，只有治愈扭曲的整个社会机体，创造良好外部环境，人们才能真正按照本真性的原则去生活。

第四，心理学的乌托邦主义者大多秉承弗洛伊德主义的传统，往往更强调人的非理性和人的潜意识在革命中的重要性，主张在现有社会历史条件下，革命不再是政治、经济的革命，而应是“意识革命”“性革命”“爱欲革命”。他们虽然与马克思一样都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异化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但在变革世界的策略、主体、目标等问题上则存在差异显著。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只是一种“宏观革命论”，即只是强调了推翻资本主义国家阶级、财产关系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微观革命”的重要性，但从现有资本主义发展的态势来看，他们认为应该把革命从以往宏观的政治、经济领域推广到人类行为的心理基础领域，对意识、本能、欲望、语言等群众意识的“内部结构”进行改造才是符合时代要求的正确革命策略。

三、赖希的心理学的乌托邦主义

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赖希既是弗洛伊德的学生和助手，也是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西马重要流派的开创者，其代表作有《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性格分析》《性革命》等。作为“性革命”思潮的奠基人，赖希也一向以思想激进前卫著称，他反法西斯、反强权、反压迫，强调“性解放就是政治解放”，更怒吼“法西斯是一场性无能者的暴乱”。他曾经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只有极少数有责任感的人才充分意识到，在今天，这个陈旧的、疲惫不堪的世界正在瓦解，另一个新的、充满希望和活力的世界正缓慢地、经历阵痛地产生出来，而过去三十年一直在进行的生物性革命，则构成了这个新世界的核心。”[5]尽管赖希一直期望自己的理论带有自然科学般的确定性和实证性，但是从他后来的职业走向来看，他由精神病治疗师到精神分析学者，再到一位政治心理学家，“非科学的成分”不但没有远离它，他的理论反而愈来愈具有浪漫主义的精神，而他的自述表露出的也恰恰是乌托邦主义所特有的批判现实与创新未来的革新、希望的原则。不过赖希的这种思想倾向也并非孤例，我们在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一些精神分析学家那里，也同样可以发现使得他们的理论同他们所处的时代略显怪异的因素——乌托邦因子。所以，对赖希精神分析理论的乌托邦维度的考察，不仅会揭示出以赖希为代表的20世纪初期的精神分析学家们是如何思考人的心理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而且对他们“心理学乌托邦主义”本质内涵的领悟，本身就是达到对自我与社会关系深层次理解的重要途径。而在赖希的思想中，我们几乎可以发现前述全部四个方面的“心理学乌托邦主义”的理论特质。

首先，赖希对“内在转变”的重要性持具一种坚定的信念。他提出彻底变革社会的先决条件就是要重塑人格，承认并满足人的生物的、自然的需求，特别是解除对性需求的外在社会压抑必须成为未来社会达成的首要目标，因为“只有这样的未来才能把人们引领向没有盔甲的自然状态(‘天堂乐园’)”[6]。而这一点从其著作《性革命》的副标题“走向自我调节的性格结构”的书名就可看出来。在《性革命》一书中，赖希把“自我调节的性格结构”这一概念作为中间环节，来论证人的内在转变对改造外部世界的重要意义。具体地说就是，他首先论述人如何通过性需求的满足使自己形成“自我调节的性格结构”，其次阐述“自我调节的性格结构”又如何构成一种心理基础促使社会走向民主与自由。这种从内在转变见之于革命重要意义的阐发，既构成了赖希思想原创所在，也构成了他“性革命”理论中最值得人们深思和探讨的地方。

但是，赖希一直所称道的“内在本性”到底是指什么呢？实际上，他对“内在本性”的理解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指向。在上世纪40年代以前，赖希将带有鲜明政治意味的“革命性人格”(revolutionary personality)作为人的内在本性，但此后这种“本性”很快被还原为纯粹生物学意义上“功能性人格”(functional personality)或“自然人格”(natural personality)，此即是他后来一直所追求的理想化的、未受伤害的人的内在本性。不过“内在本性”这个概念本身也是一个带有强烈“卢梭式”和人类学色彩的心理学术语。受到卢梭启发，赖希认识到人类原本生活在没有压迫、没有奴役的自然状态中，不过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人类就再也没有真正享受过自己的自然生活，“一方面是害怕权威、奴役和无限谦卑，另一方面是虐待狂残忍的群众心理基础”。人类花了数千年时间去压抑自己的自然的本能生活，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压抑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正是在这种压抑的基础之上，“资本主义的利润经济才能够保持连续两百年的辉煌”[7]。

“心理学乌托邦主义”的第二个特征认为人格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有贯通性并相互依赖，这一点对于赖希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一再重申，大众心理可以看作是社会制度在人的性格结构中的沉淀与锚定。

早在人类进入氏族公社时期后，血缘集团就形成了人类最早的社会雏形。伴随着集团内部语言的发展，某些禁忌和规范逐渐形成，“制度—心理”的互动也由此产生，并且自此以后，人的性格结构就与制度、习俗、文化等多种社会因素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赖希由此提出性格结构就是“自我对本我及外部世界的反应样式”，由于人人都须对本我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作出反应，所以人人都具有性格结构。具体而言，性格结构是通过记忆、人格社会学习(social learning of personality)的过程，在“刺激(S)—反应(R)”的联结作用下把外界习得的可与不可、能与不能等众多行为模式逐渐沉淀到自己的无意识中，最终形成了“社会的性格”(social character)。不过，社会环境可以影响、塑造人的性格，反过来说，任何社会的性质又取决于这一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性格结构是怎样的。所以，赖希主张要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必须从改变人的性格结构开始，他的至理名言就是：“人类的未来取决于性格结构问题的解决”[8]。

为了说明社会对人的性格、心理这种巨大的影响作用，赖希还提出一种叫做“婴儿决定论”(infant determinism)的理论，他说如果将婴儿按照他的“性-经济”(sex-economic)的原则抚养成人后，那么这个人必定会拥有一个非常健康的内心世界，比如，他会有着完善的自我管理能力、自然需求充分表达后的满足感等等。赖希想以此说明，人的早期社会经验对他后来人格的发展将产生源生性的影响力。为此，赖希还于1945年在美国专门成立了一个叫做“生命能幼儿研究中心”的机构以验证他的理论。不过，有心理学家直接指出“婴儿决定论”本身存在着许多理论硬伤，比如，发展心理学家卡甘(Jerome Kagan)就提出，早期的社会经验要是能够保存到人们心理结构中并对后续人格发展发挥持续性的影响，它成立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过去和现在的事件必须是“直通”的——前后事件的发生有着明显的因果关系，也即只有忽视了新变化、偶然性的事件之后赖希的说法才能够成立。而在赖希的理论中，不仅童年经验和成人后的性格结构存在着这样的“硬连接”，社会结构和性格结构之间也同样呈简单对应关系。所以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赖希的理论构想往往缺乏更为全面、更为客观、冷静的分析，从而在许多地方陷入空想性质。

“心理学乌托邦主义”的第三个方面社会因素是导致精神病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则是赖希直接表明的立场。在他看来，当时人们普遍具有一种“独裁主义的性格结构”，而“害怕自由，自愿成为奴隶”是这种性格缺陷的最为明显的症状。一方面它使外在的必然性或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化，强使人的能量服务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它使人通过受制于内心的权威而服从于外在的、有形的、僵死的权威。这种“独裁主义性格结构”既是法西斯主义的心理基础——“法西斯主义只是人的普遍性格结构——独裁主义性格结构的被组织化的表现，是人的机械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深层心理倾向的外在表现”[9]。性压抑产生的性犯罪感一再扼制性能量的正常释放，造成自然本能的满足欲求一再受挫，最终性能量只能以各种病态的方式爆发出来。由此赖希得出结论，一旦“性革命”推倒了统治阶级用性压抑方法维护自己专制统治的支柱，随着人性需求的满足，完全可以形成健康的“民主主义的性格结构”，并因此创建出一个新的世界。所以，他的“性革命”不仅仅只是针对个体，它更是针对社会，因为社会条件才是导致人性格疾病的真正原因。

不过有趣的是，赖希的此种诊断隐含的一个前提就是：类似于他这样的精神分析学者，或者说是心理学的乌托邦主义者都具备一双类似“超声波式”的慧眼——透过“性格盔甲”(character armour)看到人内在的本质，大众真正精神状态的能力。赖希甚至宣称，正因为有他这样的心理治疗师，“数千年来人类所遭受的压抑正在被消灭”。听起来似乎有些夸张，不过这种“透视说”我们的确可以找到更为权威的根源。比如19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尼采在他的许多著作中就一再声称自己是一位“心理学家”“老心理学家”[10]，当尼采这样说时是指他能够对隐藏在人们自我意识背后“真正的动机”进行辨识，这也解释了尼采为什么能够成为西方哲学史上对西方文化、哲学、道德等进行全面批判的第一人的原因。而在此意义上，赖希也正是“尼采式”洞察心理动机的一位技艺精湛的大师，他的心理学就是要看到精神现象背后的社会性根源。

第四个关于非理性主义立场的特点，在赖希这里体现得也尤为明显。在所有弗洛伊德主义者中赖希是最强调性的作用的，他的“性革命”理论也始终是围绕着论证“本能解放”“唯性主义”这些非理性目标展开的，“如果说弗洛姆的‘爱情伦理学’要的是一种排除了性的爱,而马尔库塞的‘爱欲伦理学’所推崇的爱是包含着性的爱,那么,赖希的‘性欲伦理学’则把爱等同于性,他力主人们必须满足的是纯粹的两性行为意义上的性欲”[11]。

赖希对性的重视，与他早年是一位心理治疗师的职业经历有很大关系。赖希在对病人治疗过程中发现，几乎所有的精神病都是由于人的生殖功能的紊乱，或者按他的话来说是由于没有达到性高潮引起的。由此，他在得出“生活幸福的核心就是性欲的幸福”结论的同时，也对人类的“文明史”进行了反思。他认为，性压抑不是人类一开始就有的，在母权制时期就不存在性压抑，只存在性生活的自然的自我调节。但是随着威权主义父权制和阶级分化的产生，社会对人的性压抑就开始了，而由此产生的消极后果是多方面的：它既产生了人僵化的性格，磨灭了人因经济压迫而产生的造反欲望，同时“性禁锢大大改变了在经济上受压迫的人的性格结构，以致他的行动，感情和思想都违背了他的物质利益”[12]。

在指出经济压迫是阶级统治的实质这一点上，赖希与马克思可谓是殊途同归，但他又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在忽视人的自然需求的满足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它把逐渐增长的对自发的生存欲望的增长谴责为‘心理作用’，从而‘发生了否定生活的危险变化”[13]。于此，赖希在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缺陷时，把性和本能的解放视为替代马克思政治经济解放的新路径。因为对他而言，“政治反动势力的文化政治的核心是性问题，相应地，革命的文化政治的核心也应当是性问题”[14]。虽然赖希极力强调性解放的革命意义，但他也再三强调不能把他的理论理解为鼓励人们纵欲、滥交的“杯水主义”，那会是对他的极大误解。然而，到了上世纪60年代在风靡西方世界的学生造反运动中，赖希的担忧不幸被言中，他不仅被一些人奉为“西方性革命之父”，他的“性—经济”“性—政治”理论也被许多人作为性放荡、性泛滥的理论依据，反而不能体会到他理论的真正深意——在很大程度上，“性革命”不过是他在性解放的旗帜下借以表达自身乌托邦理想的一种方式而已。

四、小结

雅各比在《不完美的图像》一书中将乌托邦的思想分为两派：一派是精确地规划人们应该怎样生活，详尽无遗地描绘出一个乌托邦社会是什么样子的“蓝图派”(blue-print)；另一派则是拒绝将未来具象化，但也拒绝对现实做出妥协，不放弃人类应该过上更好生活的“反偶像崇拜派”(iconoclastic)。比照这样的标准，在以赖希为代表的心理学的乌托邦主义者的著述中，我们很难发现他们有一个类似于莫尔对异域国度全景式的描写，相反，有的只是对现实和未来、实然和应然的价值判断，未来社会的基本构建原则等。所以“心理学乌托邦主义”自然应属于后者。特别是考虑到反偶像崇拜派与蓝图派在对“自由”“解放”理解的差异上，更是能凸显“心理学乌托邦主义”的本质特点。以蓝图派为代表的传统乌托邦所虚构的理想社会往往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社会，如在莫尔的乌托邦中，“岛上有五十四座城市，无不巨大宏伟，有共同的语言、传统、风俗和法律。只要地势适合，各城市都有着相仿的布局，其外观无甚差别”[15]。而在这种意义上，本来要实现对人的解放的乌托邦变成了对人的束缚，被给予的自由实际上是人的不自由。所以，蓝图派虽然也有对现实社会政治体制的不满和批判，但是一旦展望未来，它们则常常忽视人本真的需要、忽视社会同个人之间的冲突，忽视改造内部心理结构的重要性——他们原本对未来社会可能性现实的描绘，最后形成的却是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说的对“对象整体的可能性的描述”。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心理学的乌托邦主义者大多不能赞同、容忍这样的未来社会模式，他们自然也就不会勾勒出一个什么完美社会的理想图景。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心理学的乌托邦主义者也有其理论偏激不当之处，如赖希要求人们对性的问题抱坦诚的态度，希望人们维护自己的性权利，通过满意的性生活来充分享受生活的乐趣，这本身是无可指责的。问题在于，赖希把人的需求归结为自然的需求，又进一步把自然的需求归结为主要是性的需求，从而提出性的满足就是人的幸福的核心，甚至是人的幸福的全部，这种做法无疑是把人丰富的生命意义大大的扁平化了，显然也是片面的。不过，思想家偏激之处往往也是他们深刻的地方，赖希的论述无疑也包含着许多给人启发和令人深思的地方，这也是曼海姆为何会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矛盾地既批判乌托邦又为它辩护的原因：“从我们的世界上彻底消除超越现实的成分，又会把我们引向‘事实性问题’，而这个问题最终将意味着人类意志的衰退”[20]。

[1] R. Levitas.The Concept of Utopia[M].New York: Philip Allan, 1990: 192.

[2] F. E. Manuel and F. P. Manuel.Utopian Thought in the Western World[M].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792.

[3] F.Jameson.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 The Desire Called Utopia and Other Science Fictions[M]. London: Verso, 2005: XIV-XV.

[4] E.Berman.Psychoanalysis, Rescue and Utopia[M].Utopian Studies (vol.4), 1993: 44-56.

[5] W.Reich.Passion of Youth: An Autobiography[M]. Trans. P. Schmitz and J. Tompkins.New York: Farrar, Straus amp; Giroux, 1988:23.

[6] W.Reich.Character Analysis[M].New York: Noonday Press, 1972:Ⅸ.

[7] [8] [9] [16] 威尔海姆·赖希.性革命——走向自我调节的性格结构[M].陈学明、李国海、乔长森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15,138,6,248.

[10] [11] [15] [17] [18] 威尔海姆·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M].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0:72,80, 27,103,107.

[12] 尼采.偶像的黄昏[M].周国平，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3- 4.

[13] 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M].张念东,凌素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04.

[14] 陈学明. 爱情、爱欲与性欲——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性伦理学[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4(6)：10-16.

[19] 莫尔.乌托邦(第2版)[M].戴镏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50.

[20] 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黎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68.

(责任编校：朱德东)

On Four Basic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in Psychological Utopianism——Taking Wilhelm Reich’s Theory as an Example

LI Yong-hu1, LIU Kai2

(1.SchoolofPhilosophy,Fudan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 2.OrganizationDepartmentofPartyCommittee,Shangha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Shanghai200433,China)

As a typical form of contemporary revival of the utopian spirit in the 20th Century, psychological utopianism, under the premise of acknowledging human various kinds of desires, emphasizes the elimination of external coercive repression to meet the instinctive desire, then perfected personality model is shaped so that human society is transformed in the end. Moreover, it has an important view that whether human psyche is health or not is related to whether human beings can have real happy future. In the perspective of conside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self and society, there are four basic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in “psychological utopianism”: first, it highlights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an “inner transformation”, second, it argues for an interconnection between the structure of personality and the structure of society, third, it claims that individual psychopathologies reflect the pathogenicity of society, forth, it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factors of human irrationality and subconciousness in revolution, and all of these above are really demonstrated in the thoughts of Reich, a Marxist, of Freud.

psychological utopianism; character structure; sexual revolution

12.3969/j.issn.1672- 0598.2013.03.023

2012-10-28

李永虎(1980—)男，湖北十堰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主要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刘 凯(1973—)男，湖北仙桃人；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B089.1

A

1672- 0598(2013)03- 0141- 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