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历史辩证法中国化叙事*

2013-03-31李中祥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3期

李中祥

(武汉体育学院体育科技学院，湖北武汉430205)

从已有的科学发展观研究文献来看，大多数或是局限于政治文件框架内的政治解读，或是对社会生活现象进行经验直观的描述。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方法论上的缺陷:把科学发展观当做一项似乎已定型了的历史进程进行封闭式解读。这本身就违背了发展理念，其重要原因在于它缺少更深层次的哲学反思与批判:科学发展观在中国何以可能?它如何影响和改变着人、世界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它以何种方式深化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认识和发展?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回答，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需要，更是时代的需要。

一

学术界对“发展”概念的理解更多是基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的角度进行思考，而大众对其理解则是基于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假设:世上万事万物都有一个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因而社会也会向前发展。这是说，人们对“发展”概念有着多重理解，造成了“发展”概念含糊不清，其根源在于现代社会生活的流变性、复杂性和多样性。

古代没有“发展”一词，人们只讲运动、变化等概念。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运动、变化大致与发展同义。［1］如古希腊圣哲亚里士多德认为事物运动变化的过程就是从潜能转化为现实的过程。而“发展”一词进入哲学家的视野则是在近代。初期，哲学家们认为自然的进化、科学技术的进步就是发展。他们对“发展”概念的认识是粗陋的，用生物进化论的线性思维方式去阐释社会发展，无视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丰富性和深刻性。这种认识无疑是与当时的历史发展水平相适应的。

真正对“发展”一词进行哲学上的分析，并将之当做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的是黑格尔。因为黑格尔所处的时代工业革命带来生产方式的急剧变革，它创造的社会物质财富比以往社会物质财富的总和还要多，人们的生活方式有着显著的变化和进步，发展成了这个时代的主题。作为时代精神的哲学，必然对“发展”这个时代主题给予回答。这个任务就落在了西方思想集大成者黑格尔身上。黑格尔认为哲学“是整个客观环境的自觉和精神实质，它是时代的精神、作为自己正在思维的精神。”［2］56因而，哲学总是时代精神的回应，而“人作为时代的产儿，更不是站在他的时代之外，他只在他自己的特殊形式下表现这时代的实质。”［2］56-57正是基于这种哲学自觉，黑格尔准确地抓住了“发展”这个时代主题，从哲学上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在黑格尔看来，“发展”一词为人所熟知，但熟知并不等于真知，因而必须从哲学的高度澄清、消除那些自以为是的东西，给“发展”一词作出真正的深刻的规定。黑格尔吸收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将“潜在”(或“自在”)和“实在”(或“自为”)看做是事物发展中的两个不同阶段:潜在(自在)阶段规定了事物发展的方向和可能性，即“它的潜在性支配着全部过程”。［2］27但潜在(自在)有着自身的“冲动”，总是想超越潜在(自在)。这就是矛盾——事物“只是自在的而不应只是自在的”。［2］27这是说，事物在潜在(自在)阶段虽然还不是实在(自为)的事物，但它却潜在地包含着自为事物的性质。一旦条件具备，潜在(自在)的事物就会带着“冲力”发展出来，变为存在(自为)的事物，潜在(自在)阶段的抽象观念也就变为存在(自为)阶段的具体事物。潜在(自在)与存在(自为)不仅相互区别，而且也相互联系:存在(自为)是实现了的潜在(自在)，并与潜在(自在)一起规定着事物的性质。在黑格尔看来，事物由潜在(自在)进展到存在(自为)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事物的内容得到了肯定即是同一的，形式得到了否定即是不同一的，从而使事物获得了自身发展的规定性。即是说，内容的普遍性是绝对的、不变的，变化的只有形式。形式的变化使事物获得了对象性的存在，即由自在变成了自由。简言之，发展既是潜在(自在)与存在(自为)对立统一的过程，也是内容与形式对立统一的过程。可以说，事物的发展就是对立面的统一——构成了黑格尔辩证发展观中最有价值的思想。需要指出的是，黑格尔的发展观中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发展的最高的、绝对的目的就是回到自身，重新占有事物的本质，获得自由。至于人的发展，黑格尔认为，在直观或感觉里，人发现自身是被决定的而没有自由，但人却不会停留在直观或感觉里，必定要进入人的意识，使人成为人的对象性的存在，这时人便自由了。所以，发展的主体与客体相统一，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对此，黑格尔指出:“目的当它最初还只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看来就是一个缺点，因为自由和意志对我们说来就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3］——黑格尔的关于人的自由发展论对于我们后面的讨论显得非常重要。不过，从黑格尔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人的自由发展本质是以人作为客观精神的一个环节为前提的。

黑格尔上述极为丰富而深刻的辩证发展观为马克思所批判继承。黑格尔认为事物的发展是由抽象的潜在到具体的实存，尤其是他着重指出具体的实存就是事物内在矛盾的本身，并且这个矛盾还是事物发展的“推动力”。靠内在矛盾的推动力，事物扬弃自身，再回复自身而得到统一。马克思高度肯定了黑格尔的“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辩证法，［4］101认为黑格尔的辩证发展观包含有辩证法的革命精神。但马克思同时也批判了黑格尔发展观的唯心论立场:事物由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且二者得到统一的发展，最终将具体化为客观的理念或绝对精神(它构成了黑格尔发展理论的世界观的核心概念)。因此，马克思批评黑格尔把绝对精神神圣化、神秘化，塑成了另一个上帝的形象，即理性化的上帝——一种“无人身的理性”。马克思为此将对“天国”的批判降到对地上“尘世”的批判。不过，马克思并没有像费尔巴哈那样，因为黑格尔辩证法形式的神秘性就推出其思想内容的贫乏，从而全部否定黑格尔的辩证法。恰恰相反，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辩证法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只不过他强调要将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使之真正具有批判的、革命的性质。与黑格尔从绝对精神出发去解释世界及其发展相反，马克思从以现实的感性世界为基础的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关注人的社会存在，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谋求世界的改变。马克思清算了旧哲学对自己思想的影响，从历史前提——现实个人的实践活动出发，考察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科学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创立了历史实践辩证法:“辩证法在对现存的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5］112以此表明了马克思不同于以往哲学的理论旨趣。

在马克思看来，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只能从人的社会性存在出发才能得到说明，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人的社会性存在境遇。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的宗教观、国家观的批评中就已认识到了，认为“异化”就是人的存在境遇——人类通过劳动创造了自己和社会，但人自身劳动创造的一切成了统治人的力量，资本主义社会否定了劳动本身的创造目的，将劳动看做一种追求欲望的工具。换言之，现有的劳动把人束缚在一个受限的活动领域之中，使人在对象化中丧失了主体性原则，无法达到自身的自由。要把人从这种带着沉重镣铐的生存境遇中解放出来，马克思认为唯一的方案就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才能变成现实。可见，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阶段——共产主义看作是人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吸收了黑格尔的“发展的最高目的是回复自身，获得自由”的合理思想。因此，马克思有时特意用黑格尔所特有的表达方式将共产主义描述为:“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4］81至此，我们可以清晰看到马克思发展观的思想脉络:人以自身的实践活动即劳动作用于感性世界，生产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形成了社会和人的发展所需要的物质条件。人类只能在既定的物质条件下产生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它们规定着人的存在方式。马克思由此认为“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5］32从而在本质上与黑格尔从绝对精神出发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区别开来。当然，马克思找到了解剖刀——资本。资本一方面“破坏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6］但另一方面，资本的野蛮性也呈现出来了:“它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菲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7］743资本积累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7］744这就是资本发展的逻辑必然性。资本对人的本质的占有，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与分化，使社会分裂为两大对抗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阶级对立与冲突是社会革命的直接动力，而这个革命动力的主体就是“一个由于自己受到普遍苦难而且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从其他一切领域里解放出来并同时解放一切领域”，从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8］总之，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是为人的社会或人化的自然，社会的发展应是为人的发展。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黑格尔的辩证发展观还是马克思的辩证发展观，都把历史看作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都把人的自由作为发展的最高目的。尽管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它们都是对工业革命或现代社会发展进程的理论反映。这表明发展与现代化紧密相连是有着传统的。因而，我们对发展观的历史考察，必须注意要联系现代化这个历史语境。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诞生了一大批独立国家。如何振兴民族经济，消除贫困与不平等，走上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社会进步的真正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这不仅仅是摆在新近独立国家面前的一个现实而又迫切的问题，而且也是全世界关注的问题。为此，各种现代化发展理论竞相问世，令人眼花缭乱。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二:一是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的自然主义发展观，二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发展观。自然主义发展观认为工业化进程中经济的增长就是发展，其理论可以追溯到凯恩斯有限干预论。通过政府的有限干预，促进经济的增长，满足社会的有效需求，防止经济衰退。有限干预论在发展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如《经济增长理论》的作者阿瑟·刘易斯出于对经济增长的无比崇拜和追求，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决策者们提供了经济发展的方案。他认为，所有的非经济因素与经济逻辑的需求是一致的。以GDP的增长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指标——只要经济增长了，其他问题诸如教育、文化、贫富、冲突等也就自然迎刃而解了。实践运用中，只见“物”不见“人”，完全漠视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诉求，人完全成为客体“自然”的一部分。这是一种机械的发展观。其实践的后果已为历史所证明:主体完全被客体化、原子化、碎片化，人在人的社会里被悬搁，没有了人的位置——单一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促进社会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也没有带给人幸福。相反，贫富差距、教育、不平等、生态恶化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加深，严重制约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人本主义发展观却从一个极端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它抨击自然主义发展观只见“物”不见“人”，高扬人的主体性，强调人的利益需求、人的尊严、人的幸福、人的价值等才是衡量发展的标准。它不再对发展自身的标准提出怀疑和批判，从而掩盖了发展的不公和潜在的危机。“发展”一词由一个纯粹的经济概念演变成为了一个完全的意识形态概念。其理论实践的后果，就是把一切客体主体化，主体绝对化，完全否定经济增长的历史作用，片面强调人的利益需求、人的尊严、人的幸福与人的价值，将其抽象化，导致了发展的虚无主义的倾向，更为重要的后果，就是不平等、贫困、教育等鸿沟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拉大了。因为这一理论的话语权为利益既得者所主导。大多数弱势群体为谋求愈来愈为既得利益者所掌握的发展手段或工具，如就业、政治参与等，不得不牺牲自己独立的人格和自在的生活。这两种现代化发展理论具有深刻的片面性，都是西方中心主义论调。它们以西方的文化理念和政治意向为导向制订出的一系列方案，都是建立在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片面观察之上的，带有明显的西方理性主义思辨色彩。

如前所论，中国的发展也是与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到改革开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无一例外打上了现代化的烙印。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上述片面发展观的影响。我们在借鉴西方现代化发展理论的过程中，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同时也感染了西方现代化的“发展病”:片面追求GDP，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等同于社会发展，忽视人的发展、生态的保护，造成了发展过程中资源枯竭、生态恶化、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矛盾突出，等等。这些问题在中国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社会阶层固化、贫困的代际遗传、大量突发事件和群体事件、大学生就业难、社会断裂与鸿沟的扩大。毫不夸张地说，这其中的每一个问题若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必将对中国的发展产生致命的影响。因而，对中国以往的发展思路进行必要地批判性反思，提供更为科学的发展理论，以便更好地筹划中国现代化发展之路。

1．对发展实践的批评反思。人与现实世界统一的根基是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正是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一方面使自身对象化，反映、肯定现实世界的存在;另一方面，又使现实世界对象化，否定、改变现实世界，使人与现实世界的内在矛盾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实现动态的统一，在发展中不断地得到解决。因而，人类的实践活动是肯定与否定的辩证统一。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最伟大的实践活动。中国发展的历程表明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不断地实践，又不断地批判而超越自身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追赶西方现代化水平，缩小同他们的差距，我们把量的提高放在首位。经济的高速增长掩盖了人的发展问题和社会问题，把人完全客体化，即把人排除在人之外，消解于物质生产之中，人是发展的工具而不是目的，割裂了人与现实世界的统一，把人类的实践活动降低为一种机械活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大家一致肯定它极大解放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调动了人参与改革开放实践活动的积极性。这样的理解是有问题的:把人的实践能动性简单地理解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历史的真正主体——现实生活中的人，却退缩到一种片面的‘主观能动性’之中了”，［9］弱化了主体的实践能动性。自然主义发展观将从事实践的人贬低为感性的自我，将人的现实生活下降为感性自我的自然表达，把人的实践活动纳入了自然主义的解释框架。这种经济决定论是一种机械的、线性的思维，即将经济看作是离开社会历史具体条件的永恒的、抽象的决定力量，导致了一种盲目发展的冲动，出现了强占、强拆、带血的GDP，这是“大跃进”的现代版。所以恩格斯批评经济决定论是“一种空洞的抽象”，“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10］当然，它也就缺少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辩证法。中国的发展实践表明，人类的实践活动不仅是对“不合理”现实的否定、超越，建构起更加合理的现实，获得自身的规定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反思、批判、否定自身所获得的规定性，重新获得更深层次上的自身规定性——实践的二重性或实践自身的矛盾性，推动着人与世界的矛盾关系不断地展开。

2．对人的发展的批判反思。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发展的终极目标，但在功利主义发展观的视域里被遗忘。由政府主导的易GDP考核一切的发展观把人进一步物化，客观上促使社会形成了物质财富多寡是衡量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的观念。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人的主体地位得到重视，但人并没有从物质财富的支配性地位中解放出来，反而促使了这一观念的固化。当下，个人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不依赖于他者，因而漠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物质财富的追求作为实现自己所谓个人自由的唯一动机和需求。然而，现实的个人并没有因物质的丰裕感到幸福，相反，却是人存在的焦虑。这是因为片面的发展观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异化为绝对的商品交换关系，使人自身变成了孤立的、抽象的、片面发展的个体，失去了人与现实世界相统一的存在根基，人的发展呈现出碎片化、非人性化，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呈现为一种主奴关系或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而不是在对立统一中和谐共生，走向全面自由的发展。

综上所述，片面发展观或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的意义，而弱化政治、文化、社会等发展的价值，过分注重人的生存环境而不是人的发展环境的改善;或抽象宣扬人的价值、尊严、自由，强调发展由精英阶层主导设计而不是由大众参与并惠及大众的发展。所以就有了“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等荒谬的逻辑。这些片面的发展观只崇尚物质的发展而不屑于精神文化的发展，只注重发展的事实而遗忘发展的价值，只强调发展的现在而忽视发展的未来，只看重发展的结果而忽略发展的过程……总之，以单一的、同质化的片面发展取代多样的差异化的全面发展。

三

由上观之，片面发展观割裂了主体与客体即人与现实世界的辩证统一，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历史发展已经证明，这种发展观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因而必须要有一种新的发展观承担起引导未来的重任。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智慧，不断地激发自身的实践能动性，借鉴西方现代化发展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当下及未来的全新发展观，即科学发展观。

可见，“科学发展观”概念的出现，是发展本身过程中的一个否定性环节。从实践论角度讲，“科学发展观”概念的规定，既是实践主体对实践客体的规律性认识的结晶，又是实践主体对实践客体的目的性要求的体现，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正是在这统一中，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相融合成为人给自己构成的客观世界的图景。［11］这说明，科学发展是通过实践的外部现实性活动这个中介，使发展得以“外化”“对象化”，转变为现实的客体，人在与现实世界的对立统一中不断获得历史性生成，不断地走向自由。因而，只有从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规定才具有现实性，才能获得具体内容——离开这一点，它就只能是一种概念的游戏。那么，科学发展观的现实意义，就不是体现在思维的逻辑推演中获得抽象的概念知识，而是体现在人类的实践活动的批判、超越中获得愈来愈丰富、愈来愈深刻的现实内容，使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不断生成、发展。所以我们说，科学发展观克服了以往发展观中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分离，重新实现了三者的统一，叙述着中国发展的历史辩证法。

科学发展观是历史辩证法主体与客体辩证统一的发展观。以往发展观只见“物”不见“人”或只见“人”不见“物”。科学发展观则强调既要见“物”也要见“人”，“人”与“物”要辩证统一。科学发展观并没有完全否定自然主义发展观，而是吸取了其中合理因素，不再是把经济增长当作发展的唯一指标，而是把生产力的发展看作是发展的基石。邓小平同志对此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12］但生产力最终是要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创设条件，否则终究要出大问题。前苏联就是前车之鉴。毛泽东曾批评过德波林“不知主客体相互渗透是在社会实践中实现的”，［13］认为这是导致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上走弯路的重要原因之一。毛泽东为此告诫全党要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三个有利于”，将之作为衡量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成败与否的标准。这是历史辩证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最集中的理论表达，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主体与客体、本体论与价值论的统一，科学地解决了我们长期以来未弄清楚的“怎样发展，为谁发展”的重大问题。

科学发展观是总体性的发展观。单一性的自然主义发展观把发展看作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遭到西方新兴发展观的猛烈抨击。西方兴起的新发展观认为经济进步只是发展的一部分，“应该把发展看作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14］基于这种“综合发展观”的共识，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佩鲁在1983年推出的《新发展观》一书中提出了“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发展观。这种新发展观“与之相应的是人类价值观念方面的相继变革。”［15］2因而，佩鲁在强调他的新发展观的整体性的同时，更偏重于整体结构中的道德、文化的价值，并将它们看作是发展的基础，甚至是发展合理与否的决定性因素。［15］15尽管他看到了“人”，突出了“人”，但他把道德、文化的价值抽象化了，最终未免流俗，还是陷入了西方思辨的传统。科学发展观也强调发展的整体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相互协调可持续发展。这种总体性的发展观更具有历史的辩证性和实践性。它始终坚持“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16］这种辩证的叙事，包含了历史发展的无限丰富性，不仅是对单一性自然主义发展观的扬弃，而且也克服了新发展观的历史局限性。

科学发展观是突显全球化语境中“中国特色”的发展观。中国的发展以改革开放的形式参与了全球化进程。这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战略决策:一则是基于共同的发展目标展开的交流与对话，二则是应对全球化的基本出路。这就构成了中国社会发展必须面对的现实和处理社会发展问题的一个基点。所以，研究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必须将其置于全球化背景下。换言之，就是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利用它又好又快地促进中国现代化发展。它反映了一个落后民族迫切发展的强烈愿望。但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给落后的国家带来了先进的经验，促进了落后国家经济的相对繁荣，为落后国家的民族振兴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另一方面，它同时给落后国家输入了恶化的生态环境、过分悬殊的贫富差距以及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牢牢控制全球化的主导权，企图以全球化的普遍性取代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发展的特殊性，达到控制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进程的战略目的。科学发展观是对这种“以征服和占有为取向的现代文明的扬弃，是对人类和谐发展道路的自觉探索。”［17］在林林总总的发展理论中，科学发展观以“中国的声音”表达了对现代文明的批评反思，是对人类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的关注和探索。它充分吸取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民本和谐思想和马克思的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积极探求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可能性，从而超越了把人与社会物化引发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冲突的现代文明发展观［18］。可以说，科学发展观是对未来新型文明形态的实践追求，是对人全面自由发展本质的回复，是对人类发展理论的重大贡献——而不仅仅是对中国发展具有特殊意义的“他者”言说［19］。

［1］丰子义．发展的呼唤与回应：哲学视野中的社会发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6．

［2］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20．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90．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5．

［9］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第三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05．

［11］孙正聿．辩证法研究下［M］．北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141．

［1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