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雷

(东北大学 文法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如果我们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看做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本身是不是伴随着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生成,也即是说,共产主义在何种意义上成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或者说,马克思的辩证法在何种逻辑上走向了共产主义。厘清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在马克思的辩证法的生成过程中理解共产主义的逻辑和历史必然性,以及这种必然性在何种意义上是“批判的实质”而不是辩证法的“形式”。

一、人性复归与社会运动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对立,马克思认为仅仅从财富或者私有制的角度是不能理解这一矛盾的,应该从资本和劳动或者从人与物的对立的角度,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物对人的异化的角度来理解,才能真正扬弃其特殊性,实现对其普遍性的把握。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两个方面(主客)来理解财产,财产的主体本质是劳动,客体则为资本,二者在私有制下相互排斥。这种对立构成矛盾,同时又为矛盾的解决提供了能动的形式——私有财产。这里的私有财产是中性的,可见,马克思并不是一味地排斥私有财产,反而从积极的角度来理解私有财产,将它与私有制作了严格的区分,其根本不在于否定私有制,而是针对走向人的反面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我们既可将这种否定看成是历史的必须,也可将其视为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

在蒲鲁东等人即“不成熟的共产主义”看来,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是从私有财产的普遍性看私有财产,即意图从普遍拥有私有财产的角度来理解共产主义,从而来践行共产主义。对此,马克思作了深刻的批判,反对这种物的普遍化视角下的共产主义,或者是平均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这是对共产主义的一种“自然的”理解,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理解还远没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即没有达到私有制的水平。

早期共产主义思想或平均化的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看来只不过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1]79。这种共产主义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物的层面上的;二是非“自然主义”的角度来看共产主义,即创造而非自然而生的共产主义;三是没有从消灭阶级本身的角度来理解,只是将工人阶级普遍化、社会全体化,逃不掉均富贵、共患难的原始共产主义的理想;四是普遍的“动物的形式”如公妻制,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因此,马克思才将这种“完全粗陋的毫无思想的共产主义”看成是“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

这种共产主义是粗俗的,充满着违背人性的“隐蔽形式”,这种共产主义恰恰不是反私有财产的,而是私有财产的彻底化,是社会的“简单倒退”。他们不理解共产主义不在于对私有财产的“真正的占有”,而在于将人从私有财产的异化中解放出来,而不是平均化地占有。因此,马克思指出:“对私有财产的最初积极的扬弃,即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想把自己作为积极的共同体确定下来的私有财产的卑鄙性的一种表现形式”[1]80-81。

另外一种共产主义,即“共产主义(a)按政治性质是民主的或专制的;(b)是废除国家的,但同时是尚未完成的,并且仍然处于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影响下”[1]81的共产主义,相较于粗俗的共产主义而言,这种共产主义已经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人向自身的还原或复归”,是一种进步,一定程度上理解了共产主义的实质,但这种共产主义的理解,在马克思看来,没能看到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和人的需要的“人的本性”,没有看到私有财产发生、发展对于共产主义的实践意义,即完成共产主义物的前提准备。

马克思给共产主义的本质作了一个基本的概括,“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地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1]81。这句话勾勒出了共产主义的几个基本参数:一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其主体本质在于人本身;二是实现这种占有的路径在于“向人自身、向社会人的复归”,从社会的视角来理解人、来实现人,排除了国家的或个人的共产主义之路的可能性;三是共产主义的前提在于“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这规定了共产主义实现的物质前提及其产生过程,是旧社会中孕育出新社会(共产主义),而不是生硬的创造。所以马克思才说:“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81

马克思不仅仅从人性的层面来解释共产主义,将共产主义理解成对人的复归,也将共产主义理解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并指出这种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条件”所产生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所言的共产主义,既超越于平均化的物化层面,也不停留在人本学意义上,而是将共产主义理解为社会的运动,这种运动既有社会整体的运动态,又现实化为个人的自我“能动”,是将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作社会整体和个人实践的视界重合,防止将共产主义片面化和个人主义的自由化;既实证化地以历史唯物主义视野把握共产主义,将世界历史看做是“自然对人类社会的生成过程”,又将其看做是“对人的复归”,是把握人、为了人、实现人的解放。

二、从人的管理到物的管理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的共产主义公有制不是所谓的国家所有,只是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才存在国家所有制,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获得国家政权后,将生产资料变为国家所有并按照生产资料的本性进行生产,而不是按照“奴役生产者”的方式进行生产,必然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2]298。在恩格斯看来,国家只有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才有其历史使命,这种使命在他看来,“既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2]298。

国家在建构共产主义的过程中的消亡也不是“创造的”,仍然是自然的,是自然而然,不是被“废除”而是自行消亡的。因此我们在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思想时,不能仅仅将国家占有看成是公有制的基本形式,而应看成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基本形式,也就是我们所言的社会主义或不发达的共产主义初期的基本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的共产主义的公有制形式是“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2]297。

这种所有制形式才是共产主义的所有制形式,这种形式符合马克思一贯的唯物主义辩证特性的理论逻辑,是个人直接占有与社会占有的统一,而占有的对象也是二分的(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和生活资料、享受资料的个人直接占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意为科学可窥一斑。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符合人类史的基本趋势和规律性,而个人直接占有生活资料又体现了共产主义的集体性,超越于资本主义个人主义至上与私有制结合所导致的反人性的一面,充分体现了共产主义为了人、把握人的本质的基本理论进路。社会占有与个人占有充分显示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运动”的根本概括,将理想孕育于运动之中、科学之中、规律之中,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2]301。

共产主义一经实现,国家的历史使命就将终结,以往政治组织的管理使命就让位给社会组织的调节,“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2]298,以往社会的政治性让位给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性。这是一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这种让位不是“国家中心”让位给“无政府主义”,而是历史性地让位给社会调节,是社会中心的人本主义,是人的本质的社会形式。

三、消解异化与调节机制

共产主义孕育而生的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异化”成为不堪忍受的力量,全社会的大多数变成了没有“财产”的人,即普遍的剥削所带来的无产阶级的“绝对贫穷”;二是这种绝对贫穷所带来的社会的极端对立,社会分裂的黏合度越来越低,社会濒临危机的境地。

关于共产主义的社会历史条件,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世界交往和世界市场的形成是共产主义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3]30。

何以消除异化,个体何以脱域于特殊的分工必然性的束缚而走向自由选择下的自由个性,走向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共产主义的理论设计何以成为活生生的、可证的现实,由理想的彼岸到现实的此岸？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基于“保障秩序”而对传统市民社会的根本改造,也是基于全体福祉的新的社会谋求,是人民自己意志所创造的新精神,用马克思的话说,是“达到人的高度”[4],是真正人的自然呈现。这种呈现孕育于一个非中心化的社会层面的调节机制中,这种机制弱化了阶级对立和政治根本分歧,走出了“分”与“独”的传统社会运行方式,旨在寻求自由劳动基础上的真正自由的生活。

社会调节在马克思看来没有任何社会形式“能够阻止”,它“通过社会对自己的劳动时间所进行的直接的自觉的控制”[2]385实现对社会生产的调节。在此基础上,社会生产的组织和管理形式乃至社会运行模式和人的生存样态都会实现根本性地发展,产品异化和人的物化将历史性地得到颠覆,物的增值与人的发展并行不悖,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占有方式与人的自由发展相得益彰,社会生态有序、良性演进。

共产主义之所以是科学,不在于其所描述的完美人间设计,更在于其以社会调节为基础的制度构架。这种构架是被置于类体性的自由之上,在谋求一种协同有序的社会运行机制安排。在强调“每个人”的同时更合乎实践逻辑地将全体融入其中,冲突被置于整体的机制之中,而不是将利益对立看做是撕裂社会的内在驱动,而在于消除这种对立泛化带来的社会异化和颠倒式的社会畸态。可以说,共产主义负载了马克思理想社会形态的基本制度、基本形式和价值归宿。

四、辩证法的逻辑归宿

黑格尔在其《小逻辑》一书中将其方法论概括为:“逻辑思想就形式而论有三个方面:(a)抽象的或知性[理智]的方面,(b)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的方面,(c)思辨的或肯定理性的方面。”[5]通常意义上,黑格尔将其“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的方面”称为辩证法。马克思在方法论的层面上,积极肯定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作用,并将其去体系化和去颠倒化,逐步使辩证法摆脱掉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窒息,使其获得新的载体和运行形式。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3]19马克思克服黑格尔辩证法的局限性,使其走向实践辩证法和社会形态辩证法,最终走向共产主义。可以说,共产主义是马克思辩证法合乎逻辑必然的归宿,因此,在辩证法的基础上理解共产主义才能真正把握共产主义,也只有在共产主义的层面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马克思抽取黑格尔方法论第二个环节,而不至落入诡辩论和虚无主义的关键在于其最终落脚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构建。马克思以“社会化的人类和人类社会”取代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即个人,又将实践取代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使辩证法头脚倒置的状态重新“以脚着地”,克服了诡辩式的曲解辩证法缺少知性基础的局限,从而防止将辩证法理解为“变戏法”。同时,马克思还从其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获得帮助,得以进一步将辩证法的理解从实践辩证法走向劳动辩证法,使辩证法有了新的、更为符合历史合理性的载体,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6]。劳动是实践的基本形式,是人自为自觉的能动活动,又是主客二元否定与肯定的统一,从而实现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内在统一,马克思称这种彻底的人道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所以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的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的社会的形式”[1]93,在某种意义上,它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法,是认识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逻辑必然。

马克思的辩证法以共产主义的形式完成了社会形态辩证法的基本构建,并防止在去黑格尔辩证法神秘形式的结果中滑向虚无主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这样来解释共产主义:“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81马克思在强调辩证法毫无片面性发展本质的同时,并不是仅仅停留在这一点,而是将辩证法同时理解为共产主义,将共产主义本身就当做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这是一种自觉,也是一种运动,不是一种将辩证法无休止的否定运动虚无化,而是真正地做到存在与本质、人与人、人与自然界的真正解决。可以说,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所言的全新的辩证法,辩证法在马克思去黑格尔体系化和颠倒化中合乎必然,在马克思全新的社会视域和理论彻底中走向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超越于“哲学共产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其科学不仅在于将这种共产主义建筑于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规律之上,也在于“理论现实”,即马克思的辩证法。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 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60.

[5] 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72.

[6]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