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楠

(江汉大学 外国语学院，武汉 430056)

在美国流散华裔作家中，谭恩美一直以擅长在其作品中刻画母女关系为读者所熟知。她的第一部小说《喜福会》通过发生在几个不同女性身上的故事详细刻画了两代母女之间的冲突矛盾、爱恨情仇和进退两难的情境。《灶神之妻》继续以母女文化价值迥异的二元关系为中心，探讨婚姻、两性平等与文化融合等问题。《百种神秘感觉》通过对灵异的通灵世界、现实世界的问题以及重重的婚姻关系和亦姊亦母的亲情的描述，表达了作者对人生的感悟。而《接骨师之女》比其他几本小说更为深刻地反映了谭恩美作为一个美籍华裔作家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家族意识，更为深入地提出了传统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下华裔家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小说通过三代女性的坎坷的成长历程、多磨难的婚姻经历和多舛的命运的描写，深刻反映了中国传统伦理观中女性在家庭关系中的作用，表达了作者对于中国传统伦理的思考。

一、传统伦理中家族的意义

在中国的传统伦理中，家是具有很重要意义的。关于“家”这个词的含义，可以从其最早的起源来考察。家，是由婚姻、血缘或收养关系所组成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一般来说，家庭成员共同居住在一起，共同进行生产和消费。家庭构成人类社会的最小的单位。而家族与国家是密不可分的，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伸和扩大，这是中国早期文明社会的一个特点。中国古代从西周到春秋时期的社会就是宗法性社会，以亲属关系为社会结构，以亲属关系的原理和准则调节社会，人们常说的“国家”就是包含着这个含义——国与家是不可分的。所以中华文化中的家族观念根深蒂固，“一切社会组织都是以家为中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都是以家庭关系作为基点”［1］1，“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1］2。传统文化中的“三纲五常”、“礼”、“仁”都与家族伦理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人们行动的出发点是家族文化的价值观念。无论受过教育与否，任何人在思想与行为上都会不由自主地表现出家族意识。

在《接骨师之女》中，谭恩美在前言中写道，“冥冥之中，在我写最后一稿的时候，有两位影子作家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这个故事的核心来自我的外婆，讲故事的声音属于我的母亲”［2］。在序言中她还写道，“母亲在世的最后一天，我终于知道了她还有我外婆的真实姓名。仅以此书献给她们两位”［2］。然后作者附上了自己母亲和外祖母的姓名。很少有小说能够像《接骨师之女》这样，作者在序言中一再地提到自己家人以表明创作目的。名字本身代表着身份的认同，作者提到知道她们名字的特殊环境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是对于自己家族身份的认同。而且，小说的封面采用了谭恩美外祖母的一张旧照片，也与小说中宝姨的故事相呼应。“照片上的年轻女子头上戴着刺绣抹额，身上穿件棉衣，衣领高高地竖着”［2］192，“她的刘海跟我的一样，一直垂到眉毛上。其余的头发扎成一束，用银簪子绾在一起。她生着蜜桃般水润光洁的额头，大大的眼睛，丰满的脸颊，中间嵌着小巧而丰盈的鼻子”［2］2。作者这种细致的描述也表明《接骨师之女》这本小说是以家族经历为题材而创作的。

家族文化既是封建正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调整家族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伦理道德规范。这种规范为社会中每一个家庭成员所认同，相对而言，它在聚族而居的大家族中更为明显。通过私塾教育与家长的言传身教，大家庭的子弟常常比较完整地吸收了家族文化的精神实质，家族文化得以传授给家庭的每一成员。谭恩美的父母都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逃往美国的知识分子——父亲是一名电机工程师，母亲是一名执业护士，从当时的旧中国整个社会的文化结构看来，他们都受过一定教育，有着良好的社会背景，具有大家族的文化背景。在《接骨师之女》中，作者也特意安排了刘家这样一个大家族的生活背景。按照茹灵的描述，刘家住在北京卢沟桥南四十六里的仙心村，世代制墨，已有六百多年历史，家里吃穿不愁，刘家甚至把制墨的生意做到了北京。这种作者对于家族背景的渲染也反映出作者强烈的家族荣誉感。

二、传统伦理中母女关系的意义

在人类的几种最基本的关系中，母女关系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值得研究的关系。这是谭恩美小说中的重要内容，是她创作的一贯题材，在她的前几部作品中都是其创作的主旋律，这个主题在《接骨师之女》中得到强调。

中国封建传统下普通妇女几乎没有地位，但中国的治家哲学又要求女性能“相夫教子”，维系传统家庭的一贯性甚至文化传统。母亲对孩子的爱是无条件的、宽容的天下之大爱。从母亲的角度来说，宝姨对女儿茹灵的责任感表现在她对茹灵的关爱，表现为她对茹灵日常起居的精心照顾、对茹灵因无知而对自己造成的伤害的宽容，以及用自己生命换取的对茹灵生命的呵护。小说中有一段情节是凶手张老板拿着当年从宝姨的成亲路上打劫而来的龙骨去换取巨额赏金，而刘家却以为张老板是好人，想和他合作。而张老板也正希望和刘家联姻来套取其余龙骨的秘密。这时宝姨拼命想通过手语来表达事件真相，茹灵作为唯一能读懂她手语的人，却故意不翻译她的手语，“宝姨发出哽咽的声音，冲出了墨坊，那声音令我觉得揪心，觉得自己很坏”［2］151。这种女儿的无知给母亲造成的伤害的描述在谭恩美小说中经常出现，是母女冲突中最生动的刻画，同时也是作者在现实生活中最铭心的痛苦经历的投影。而作为母亲，当宝姨看到茹灵为了追求虚荣的生活，擅自决定去相亲，却不知道对方正是害得自己家破人亡的张家而险入虎口时，她做出了以死相谏的惊人举动，毁掉了女儿与张家的婚约。这种出于对孩子的爱而牺牲自己的行为也让人万分感慨。此前在小说中有一段描述，宝姨眼看着自己的孩子走向毁灭，却无能为力，因而夜不能寐，“每天早晨起来她都红着眼睛，于是我知道她整夜都在哭泣”［2］172，这些都体现了一个母亲的良苦用心。宝姨的自杀是对母爱的终极诠释，爱女至极的升华。当自己无力对抗家族为利益作出的决定时，她便以生命为代价，换得女儿的平安。而小说中另一对母女茹灵与女儿露丝的关系其实几乎就是宝姨与女儿茹灵关系的重演。相对于宝姨，茹灵面对的是在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女儿，因此茹灵作为母亲，远比宝姨所面临的困难多，她的责任心更面临极大的挑战。

从女儿的角度来说，女儿对母亲的责任感则更多地体现在“孝”上，但小说中宝姨的自杀使得茹灵把“孝”付诸行动的可能性完全被抹杀，所以就有了茹灵日后的内疚与自责，成为茹灵的心结。而小说中的露丝出生在美国，对于“孝”的体验，基本上是来自于母亲茹灵的教育。露丝的身份与作者的身份是重合的，是作者对自身的写照，也是小说中着力刻画的。虽然露丝浸染在美国文化语境中，但在家庭环境影响下，受到的是母亲的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教育，骨子里多少还是有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伦理道德中“慈孝”为首，是最早的道德观念。“孝”的道德规范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赡养双亲”、“尊敬父母”、“顺事父母”和“传宗接代”［3］，这其中的主要内容或者说前三者还是对露丝产生了很大影响，传统的“孝”的观念让她不得不按照母亲的要求行事，顺从母亲的意愿生活。母亲性情古怪、专制而严厉，这与她脑子里追求独立自由的想法产生了冲突，这也是她烦恼产生的主要原因，冲突最终导致“日记事件”。因抽烟受到干涉而与母亲争吵之后，她激愤之余在日记里写下“你动不动就喊着要自杀，那为什么从来就只说不做呢?我倒希望你快点动手。死掉算了，快去吧，去吧，去吧，自己了断吧!宝姨让你去死，我也一样!”［2］121但是当得知母亲看了日记竟然真的从楼上跳下导致受伤，她又悲痛万分，以至于哭昏过去。这种关于极度内疚、负罪感的描写曾经在作者讲述茹灵与宝姨母女冲突至高潮时也出现过。而在后来的小说情节中，母亲茹灵随着年龄增大，行为越来越糊涂，举止越来越奇怪，而露丝自己的事情琐碎得让人记不过来，还得同时照顾母亲和家庭。终于有一次碰到母亲走失，露丝意识到母亲的病比想象要危险得多，她决定搬回娘家去与母亲同住，日夜守在茹灵身边，“孝”的道德观念也最终占据主动。

三、传统伦理之于东西方文化冲突下的思考

作为华裔作家，谭恩美在作品中对于中西方文化碰撞中母女关系的处理也表达了她对传统伦理的思考。母女关系是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主题，母女间的冲突不仅仅是代沟问题，还有异质文化所带来的问题。

在小说《接骨师之女》中，外祖母宝姨、母亲茹灵和女儿露丝，这三者完成了从北京到美国的迁移，也完成了坚强、聪颖、隐忍而又乐观个性的一脉相承，跌宕的人物命运腾越于这本书的三个不同年代之中。故事在描述三人命运的不同遭遇时，以母女关系为矛盾焦点，而母女冲突的起因皆为家族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或责任意识潜藏于小说人物的言行中，它是双向的，既表现为母亲对女儿的责任，也由女儿对母亲的责任来体现。这种家族责任感是带有谭恩美印记的，它已经不再是只具有单一的中国传统的家族文化特点，或者说，它发生了改变。因为谭恩美是美国人，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是她赋予家族意识的新含义。故事中作为母亲的茹灵从生活上悉心照顾女儿，但是却疏忽了对孩子的心理教育，这为母女冲突进一步升级埋下伏笔，导致了后来的“日记事件”。“日记事件”是露丝进入青春期与母亲冲突的一个高潮，是标志性事件。中国母亲对于女儿的教育往往是全方位的，从日常生活、起居到言行举止，有时甚至到了苛求的地步。茹灵到底是接受儒家伦理思想长大的，等级制、家长制的观念毕竟已经在脑子里根深蒂固，她要求女儿好好学习、不乱交朋友、不沾染歪风邪气是可以理解的。她想知道女儿思想状况，因此她翻看露丝的日记。而露丝却是按照美国的生活方式成长起来、以一个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的，因此她认为母亲无权干涉女儿的私生活和隐私权，母亲翻看日记就是“犯下非法入侵的大罪”［2］119，以至于她与母亲玩起猫抓老鼠的游戏。茹灵以一个中国母亲的责任心去教育一个美国女儿，显然行不通。“茹灵与露丝之间的母女冲突，主要是由不同的伦理观念和伦理规则所造成的:在美国出生并长大的一代女性与在中国出生并长大的一代女性，一个是以美国现代伦理作为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一个是以中国传统伦理作为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无论是在生活态度、家庭观念、婚姻观念、恋爱原则等方面，往往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4］小说中露丝与母亲的最终的相互理解和沟通是由于双方最后能够主动站在对方的立场为对方考虑问题。露丝阅读母亲留给她的手稿，亲历母亲曾经遭受的磨难和心路历程，是她最终能与母亲达成和解的关键。而在故事结尾部分茹灵给女儿专门打电话表达道歉的举动也是母女关系和解的完美结局。

在华裔文学发展历史上，谭恩美及其创作的作品代表着一个新的篇章，而华裔文学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体现了全球化视域下，中西两种异质文化的冲突、融合。当传统伦理受到挑战和冲击时，对抗和冲突并非最终的解决方法，沟通与融合才是消解分歧的最终渠道，这正是谭恩美通过其作品传递给读者的信息。

［1］曹书文.家族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谭恩美.接骨师之女［M］.张 坤，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3］吴来苏，安云凤.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评介［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62.

［4］邹建军.“和”的正向与反向——谭恩美长篇小说中的伦理思想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