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鲜，崔向东

(渤海大学 历史系，辽宁 锦州 121013)

再识游侠
——兼与诸先生商榷

李金鲜，崔向东

(渤海大学 历史系，辽宁 锦州 121013)

游侠作为春秋战国时期从新兴的士阶层中分化出来的特殊群体，历来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青睐，研究范围很广。但对游侠的概念及其构成等基本问题却是众说纷纭。文章以全新的视角，抓住游侠身份属性、存在方式和精神世界三个最基本的方面来定义游侠并分析其构成和存在方式，剖析了游侠的三大基本特征“私、游、义”。同时对影响学界认识游侠真面目的若干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以期客观全面地认识游侠。

游侠；私剑；刺客

游侠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动荡、大变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历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青睐。各种著作和论文不仅数量繁多，而且研究范围很广。从游侠的产生、演变到侠文化，从游侠对社会的影响到游侠的人格等都进行了系统研究，学术价值很高。但对游侠的概念、基本特征、游侠的构成及其存在方式等方面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本文拟从上述方面对游侠进行重新审视，以期再现历史上游侠的真实面目。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游侠的概念

关于游侠的概念，学界观点不一。韩非认为，“弃官宠交谓之有侠”，“人臣肆意陈欲曰侠。”[1]荀悦认为，“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2]《史记集解序》引司马贞索引曰：“游侠，谓轻死重气，如荆轲、豫让之辈也。游，从也，行也。侠，挟也，持也。言能相从游行挟持之事。又曰，同是非曰侠也。”[3]刘若愚认为，不应把游侠看成一种社会阶级或职业集团，他们是具有强烈个性、为了某些信念而实施某些行为的一群人[4]。陈宁认为，游侠即有不畏国家法律而为人排忧解难之行为的人[5]。韩云波认为，侠是一种社会关系态度[6]。章培恒认为，游侠是广结宾客、不顾个人利害地拯其困厄并由此获得广泛社会影响和强大力量的人[7]。

要给游侠一个确切的定义，既不能只看到其中的一个方面而以偏概全，也不能单单着眼于某一个时期而断章取义，应从其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着眼，抓住其身份归属、存在方式和精神世界三个最基本的方面来考察。我将此三方面归结为私、游、义，这也正是游侠的三大基本特征。

为什么说“私、游、义”是游侠的基本特征呢？首先看“私”。私，是从游侠的身份属性而言的。游侠是在封建制趋于瓦解，君主专制制度尚未确立的社会动荡时期产生的游离于王权秩序之外的社会势力。对王权而言，它属于“私”。其次看“游”。《说文》曰：“侠，甹也。”“甹，使也。”“使，令也。”段注：“令者发号也。”既然是发号施令者，则一定不是单个人。可见，侠一定要交游和聚徒属。这是从侠的存在方式而言。再次看“义”。义是游侠的精神内核与行为准则，这是从游侠的精神世界来说。下面具体分析游侠的三大特征。

私，指游侠是游离于王权秩序之外的社会势力，他们是民，而不是官。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上只有平民游侠，或称布衣游侠，而没有卿相之侠。理由如下：首先，从游侠的来源看，他们的身份都不是贵族。春秋战国时期，游侠从“失职”的士和其他游民中的尚武之人分化而来，这些人无论以前是否为贵族，但至少成为游侠时已身为布衣。如“（张）良年少，未宦事韩。韩破，……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居下邳，为任侠。”[3]2033,2036杨联升认为“游侠可能来自贵族，但是，他们既然已经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他们倒愿意承认自己是平民”[4]2。即使在汉景帝时被酷吏郅都诛杀的济南瞷氏，虽然“宗人三百余家，豪滑，二千石莫能制”[3]3133，但他们依然不属于官僚，依旧游离于王权秩序之外，只是强宗大族而已。其次，从游侠的演变过程来看，侠官是游侠与权力结合后的一种特殊身份，并不是纯粹的侠，而代表着侠的蜕化。他们释褐之后，身份地位和思想行为也发生了变化。作为侠官，其身份不再是民，而是王权支配下的官，代表着公。他们首先要服从王权，往往不敢“肆意陈欲”，而且“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其侠义精神在逐渐消失。郑庄为官之前，“以任侠自喜，脱张羽於戹，声闻梁楚之间。”一旦为官，便主动遵守法令，不敢违忤圣意。“然郑庄在朝，常趋和承意，不敢甚引当否。”[3]3112,3113此外，侠官还依靠手中的权力，结交权贵，兼并土地，放高利贷，逐渐向豪族转化。灌夫“好任侠，已然诺。”然而为官之后，却凭借自己的权势，“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於颍川。”[3]2847可见，侠官的出现，代表着纯粹的侠在蜕化变质。侠官不是侠的一种荣耀，而是一种悲哀。

游，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广结交，二是聚徒属。韩非认为“弃官宠交谓之有侠”，荀悦称游侠“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都说明游侠广泛结交。他们不仅结交豪强，还结交官吏。朱家为脱季布之厄，“乃乘轺车之洛阳，见汝阴侯滕公。”[3]2729郭解为免于迁徙，请大将军卫青替他说情。迁往关中后，“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欢解。”[3]3188

游侠在广结交的同时，还聚徒属，养轻侠、刺客，藏亡纳死。正如韩非所说：“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1]456他们周围往往聚集着倾慕他们的“少年”和“恶少年”，作为其行侠仗义的力量。“陈涉等起兵，（张）良亦聚少年百余人。”[3]2036“河平中，王尊为京兆尹，捕击豪侠，杀（萭）章及箭张回、酒市赵君都、贾子光，皆长安名豪，报仇怨养刺客者也。”再如原涉，“郡国诸豪及长安、五陵诸为气节者皆归慕之。涉遂倾身与相待，人无贤不肖阗门，在所闾里尽满客。”[8]

义，是游侠的精神内核与行为准则，是侠之为侠的内在标志。儒家把“义”视为一种合乎道德礼仪的行为节操。“义者，宜也，尊贤为大”[9]，“义，人路也”[10]。游侠之“义”是符合“天道”，符合“正义”，它表现为一种“急人之难，言信行果”，“施恩于人，不求回报”的游侠精神。他们以意气相死，“依仁蹈义，舍命不渝”[11]。它虽无儒家之“义”内涵宽泛，却比之更纯粹，更高尚。正如冯友兰在《新事论》中指出：“所谓‘行侠作义’底人，所取底行为标准，在有些地方，都比其社会的道德所规定者高。”[12]“侠以武犯禁”正说明他们行为处事是出于“义”，只要符合“义”，就可以赴汤蹈火，根本不考虑法律是否允许。唐代李德裕也认为游侠“虽以然诺许人，必以气节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难兼之矣。”“士之任气而不知义，皆可谓之盗矣。”[13]游侠之所以广受百姓称赞，正是因为他们具有侠义精神。太史公称赞游侠“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3]3318朱家“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3]3184原涉“专以振施贫穷赴人之急为务。”[8]3716都是出于“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游侠是由游离于王权秩序之外的，以广泛结交为活动方式的，充满“急人之难，言信行果”之侠义精神的人及其追随者构成的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它存在于战国至西汉末期，以最终转化为豪族而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二、游侠的构成与存在方式

游侠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剧变的大背景下，一直到西汉末期融入豪族而消亡。在不同时期，其构成和存在方式也不尽相同。对此，亦见仁见智。主要观点有：韩非认为，游侠是以私剑被养者，他们寄居于贵族豪门，“群侠以私剑养。”[1]449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提到了“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和“匹夫之侠”。班固把游侠分为卿相之侠和布衣游侠，他认为战国四公子“皆借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布衣游侠“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8]3697,3698钱穆认为，养客者为侠，而被养者非侠。“则侠乃养私剑者，而以私剑见养者非侠。故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流谓卿相之侠，朱家郭解之流谓闾巷布衣之侠，知凡侠皆有所养，而所养者则非侠。”[14]江淳认为，战国时期并无卿相之侠，只有布衣之侠。其来源有三：一是国君卿相所养的游侠，他们较集中。二是散布在民间的闾里市井之侠，如侯赢、朱亥、田光、高渐离。三是刺客[15]。韩云波认为，先秦游侠的存在可分两类。一类是依附游侠，以食客风气为基础，包括养客者和食客被养者中的自由武士。另一类是自由游侠，包括匹夫之侠、刺客之侠和儒、墨、道家中的诸子之侠。[16]牟发松认为，养匿私剑、亡命者的游侠与被游侠所养匿之私剑、亡命，已紧密结合成一个利益攸关的社会群体即游侠集团，因而人们将他们一并称之为游侠。而且在这类游侠集团中，往往见养者亦有所养，构成复杂的重层结构[17]。

笔者认为，从存在方式看，游侠可分为依附游侠和自由游侠。前者指寄居在贵族豪门的游侠，而养客的贵族不属于游侠，后者指活跃于民间并以某个侠魁为核心的闾里乡曲之侠。在不同时期，游侠的构成和存在方式也不尽相同。战国时期，主要是依附游侠，四公子招养的门客中就有游侠，如毛遂、朱亥。此外，还有少量的自由游侠，但处于争战频繁，干戈是务的动荡时代，他们很难仅仅依靠民间力量组织起较强的任侠势力。如朱亥，虽为贤者，却“世莫能知”，最后不得不投靠信陵君。由此看来，战国时期自由游侠生存的社会条件尚不充分，因而他们多转化为依附游侠。秦代，唯我独尊的秦始皇对游侠采取了严厉打击的措施。“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18]这些“失职”的游侠，不事生产，不为商贾，又失去了贵族豪门作为靠山，于是在王权的打击下，只能蛰伏于民间，以自由游侠的形式存在。西汉时期，依附游侠和自由游侠并存，而且还有一种与权力结合之后自身已发生质变的特殊游侠——侠官。刘邦集团具有很强的任侠精神，他们夺取国家政权后性质发生了变化，而其中的任侠者“解赭衣而为将相，舍介胄而居庙堂”[19]，转变为侠官。汉武帝表彰六经，实行察举制后，部分游侠开始向王权靠拢，走上了通经入仕之路，也成为侠官。“及至汉兴，禁网疏阔，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权行州域，力折公侯。”[8]3698

为什么对游侠的构成和存在方式会有如此多的看法呢？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游侠在与国家互动中不断改变自己，从而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二是很多人将游侠和游侠精神混为一谈，把具有侠行和侠气者一并视为游侠；三是论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先入为主，往往带有主观色彩。

三、几个问题的探讨

（一）养客的卿相贵族和诸侯王、外戚不是游侠

首先，无论是贵族卿相还是诸侯王、外戚，都不具备游侠“私”的特征。他们本身就是国家官吏，是王权秩序中的一员，即使有任侠精神，也不能称为侠。其次，他们养客的目的，决不是为了行侠仗义，也不会像游侠那样对遇到缓急之人，不管识与不识，也不管其贫富贵贱都会赴之厄困。此外，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却并无觊觎国家政权之心。汉代大侠剧孟势力竟然达到“定倾”的程度，但他并没有趁吴楚之乱谋反，而是协助政府平叛。相反，贵族卿相、诸侯王和外戚养客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以抬高自己在君主眼中的地位，同时增强与同僚角逐的力量。战国四公子养客数千人，令君主不敢藐视。西汉诸侯王养客，是为了与皇帝抗衡甚至有朝一日自己黄袍加身。

（二）群侠以私剑养

如何理解“群侠以私剑养”？这句话意思是群侠凭借私剑而被供养。被谁供养？有人认为是被君主供养，理由是“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和“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君主可以养士，可以养刺客，但不可能养游侠。如果君主直接养游侠，那么游侠一定会唯君主之命是从，又怎么会“侠以武犯禁”？所以，推测韩非的意思，是君主允许国家养侠。因为战乱时代，国家需要这样的人，故此给予侠“礼”的待遇。而直接养侠者是卿相贵族，正如韩非在《孤愤》篇中所说，当涂者通过“公法”和“私剑”打击法术之士，“其可以罪过诬者，以公法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1]81可见这些“私剑”是由当涂者所养的。寄居其门下的游侠自然服从主家的意志，当主家与国君意见相左时，他们“以武犯禁”便顺理成章了。信陵君窃符救赵就是明证。因为国家政策允许养侠，所以韩非说“而养游侠私剑之属。”“群侠以私剑养”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游侠以手中的剑作为谋生的工具而寻得职位，被人养。这里的“私剑”指游侠手中的剑。二是游侠作为招养他的主家的工具而被养，这里的“私剑”指游侠本身。正因为游侠有利用价值，所以才被招养。他们的价值就在于“私剑”，即游侠手中执的那柄剑和他行剑攻杀的能力和行为，这种私剑具有工具的属性。因此，“群侠以私剑养”并不是章培恒、陈广宏二位先生所说的“群侠”由于其“私剑”而为君主所养，即君主养游侠，游侠养私剑[7][20]。

（三）游侠与私剑

何为“私剑”？《韩非子》中多处提到“私剑”，其含义却不尽相同。《五蠹》篇：“群侠以私剑养。……而养游侠私剑之属。……无私剑之捍”。《孤愤》篇：“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是明法术而逆主上者，不僇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人主》篇：“夫有功者受重禄，有能者处大官，则私剑之士安得无离于私勇而疾距敌”[1]449,450,452,81,470。

钱穆认为，私剑是游侠所养的刺客。“至于任侠之所养，在当时则均目为客，或称宾客，门客，食客。而客之中有刺客。而盛养此辈门客食客刺客者则侠也。”[14]131章培恒认为私剑是被供养的杀手，“‘私剑’实即‘私门’所聚的这些‘带剑之客’，而这些人同时又是‘必死之士’；用现在的时髦话说，也就是杀手。”[7]

笔者认为，“群侠以私剑养”中的“私剑”如前所述有两种含义，即游侠手中之剑和游侠本身。“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中的“私剑”显然是与游侠并列的，应该指刺客。这说明当时卿相贵族所养客中既有游侠，又有刺客。如此看来，韩非并不认为卿相贵族为侠，亦不认为卿相贵族所养者均为刺客。其它几处提到的“私剑”，既可以指游侠，也可以指刺客。因为这几处的“私剑”主要是体现他们的强悍、勇武和仗剑攻杀的行为，而这些行为特征是游侠和刺客都具有的。

要之，私剑有三种含义：一是游侠手中的那柄剑；二是游侠本身；三是刺客。

（四）刺客不是游侠

关于游侠与刺客的关系，学界历来意见不一。韩云波认为刺客是游侠的一部分，“聂政和荆轲，早就杂处屠博、游行江湖、仗剑立名，具备了侠的行为和观念特征。”[16]江淳也持此观点[15]。

关于游侠与刺客的区别，胡绪伟和栾为的观点值得重视。简言之，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游侠多接纳豪士，养宾客；刺客则是被养者。豪侠养轻侠，轻侠手下也有徒属。二是游侠重原则，讲施恩于人；刺客重感情，讲知恩必报。三是游侠重气节，以豪闻天下；刺客擅勇力，因勇震古今[21]。

从《史记·刺客列传》中可以看到，太史公把他们归入刺客的一个主要标准就是他们心中秉承着“士为知己者死”的信念。曹沫因感激鲁庄公不但不追究他“与齐战，三败北”的责任，反而“犹复以为将”才“执匕首劫齐桓公”的。专诸因公子光“善客待之”而刺杀王僚。聂政是因严仲子以贵族卿相之尊而“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于市井闾巷而为知己报仇的。豫让一再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雠而死”，“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3]2515-2521荆轲到达燕国后，“太子自御，虚左，轲援馁不让。”而荆轲“所以不复让者，士信于知己也。”[22]可见，他是把燕丹当作知己才西入不测之强秦的。他们的行刺之举，是基于心中的人格平等观念，“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宼雠。”[23]这与游侠的施恩于人和爱无差等截然不同。

但游侠和刺客都不是一种职业，也没有一朝执剑便终身不可移易的约束。游侠可以“借交报仇”，也可以去行刺，而刺客偶尔也可能表现出一些侠义行为。因此，二者有时候在某一点上又有交叉。无论如何，刺客不是游侠，否则韩非也没有必要说“而养游侠私剑之属”，太史公也不会分别立《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

由此可见，游侠与刺客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不能因为他们有相同之处而将之混为一谈。

（五）“以武犯禁”不是成为侠的必要条件

因《韩非子》提到“侠以武犯禁”，很多人便把“以武犯禁”作为侠的必要条件，似乎如果不动武就不能称为侠。在他们的意识中，侠永远与刀光剑影分不开。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回想一下前面提到的游侠三大特征之一的“义”便会昭然若揭。游侠之“义”表现为一种“急人之难，言信行果”，“施恩于人，不求回报”的游侠精神。游侠在“赴士之厄困”时并不一定要“以武犯禁”，而要看这种厄困是什么性质的。如果某人生命受到暴徒的威胁，为救人性命游侠可以以暴制暴。如果某人因贫困而挣扎在死亡线上，游侠只要仗义疏财或提供衣食即可。如楼护，因故人吕公无子，他便主动将其接到家中赡养，并为其养老送终。

可见，侠必须有“义”的行为，但不一定要动武，“仗义疏财”也是“义”的表现。《说文》曰：“三辅谓轻财者为甹。”“侠，甹也。”如大侠原涉，“专以振施贫穷赴人之急为务”[8]3716。再者，《史记》、《汉书》中朱家“缓人之急”的事迹很多，但都没有提到他身怀武艺，也没有说他以武犯禁，而他却是汉代第一大侠。

韩非说“侠以武犯禁”，是因为他站在君主专制集权的立场上，用法家以法治国的眼光来看待当时的游侠。游侠在行侠的过程中，破坏社会秩序和影响君主集权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以武犯禁”，因此，他对游侠的这种行为非常愤慨。而游侠“仗义疏财”或者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缓人之急”在战国时期不可能没有，但由于它并不违反法律和削弱君主集权，因此韩非略而不谈。

游侠是时代的产物，也必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要认识游侠的真面目，必须着眼于其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抓住其最本质的特征来分析。在宽松的学术氛围中，各抒己见，自由争鸣，或许能打破陈规，寻得真理。

[1](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局,1998:423,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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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廖名春.孟子注疏[M]//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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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钱穆.释侠[C]//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二).北京:三联书店,2009: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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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苏轼.东坡志林[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289,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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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无名氏撰,程毅中点校.燕丹子[M].北京:中华书局,1985:10.

[23]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M]//十三经清人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546.

Reinvestigation of the Chinese Knight-errant—a Discussion with Experts

LI Jin-xian,CUI Xiang-dong
(Department of History,Bohai University,Jinzhou 121013,China)

The Chinese Knight-errant was an emerging social stratum that emerged from the upheavals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Knight-errant has always been a focus of the experts in academia,but there are controversies on its concept and formation.The paper, with a fresh perspective,reinvestigates and defnes the concept and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Knight-errant in three aspects:its status,formation and spiritual world,and analyzes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Knight-errant:private,gregarious and righteous characteristics.Meanwhile,the paper comes up with many new viewpoints which aim to solve the controversial problems and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Chinese Knight-errant with an all-sided consideration.

Chinese Knight-errant;Private sword;Assassinator

K20

：A

：1008-2395(2013)05-0012-05

2013-04-07

基金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BZS022)；及教育部项目（12YJA770009）

李金鲜(1976-)，男，渤海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战国秦汉史研究；崔向东(1963-)，男，史学博士，渤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战国秦汉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