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银霞，王劲松

(1.长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2.吉林省城市发展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33)

自开商埠
——丹东城市近代化发展状况管窥

佟银霞1，王劲松2

(1.长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2.吉林省城市发展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33)

丹东历史上称为安东，安东旧街市原名沙河镇，自古就是一个边陲重镇。从1876年县署设于沙河镇以来，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丹东城市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发展速度惊人。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新政改革的一系列措施，尤其是丹东的自开商埠以及东北地方政府的扶持和全国范围内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都促成了丹东向近代城市的发展。

丹东市；自开商埠；近代城市；经济发展

一、自开商埠的缘起

东北地区自开商埠地最早可追溯到1903年中国同美国在上海订立的《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其中第12款规定：奉天府（今沈阳）、安东县二处地方，由中国人自行开埠通商。这揭开了安东自开商埠的序幕，也揭开了近代东北城市自行开放、开发与建设商埠地的序幕。

正当清政府和东北地方当局准备开放奉天、安东（今丹东）及大东沟时，以东北为战场的日俄战争于1904年爆发，中美、中日双边商约所载的三地开埠之事被迫推迟实施。安东（今丹东）也成了日俄战争中日本的军事后补基地。日俄战后，即1906年6月1日，盛京将军赵尔巽首先宣布奉天省城正式对外开放。次年3月1日，安东（今丹东）、大东沟也相继宣布开埠。同年，日本设立安东领事馆，冈部三郎任领事。9月16日安东开埠局设立，其总办二职一由候补道钱嵘担任，一由东边道张锡銮兼任，开始筹备开放事宜。规定商埠区在市街西南，南至太平湾，东至市街西头，占地约2000余亩[1]，划“前后聚宝街、财神庙街、官电街、中富兴隆各街共地九百余亩为中国市场，划七道沟地二千八百余亩为日本市场”，于是“中外商贾按迹而来，商业极称繁荣。”[2]57“乃成为奉天省之要埠焉。”[3]同时，旧市街亦开拓地址，东至大沙河，南至鸭绿江，西至七道沟，北至盘道岭，界内均为市场，继以市政开办增修马路，商埠规制渐臻完善矣。

安东设治时人口不足2000人，多为外地迁徙而来。真正起步，是在设治之后，尤其是在其开埠之后。据记载，1907年，安东境内26038户，为132018人。1910年，居民达到23846户，人口达到145022人。虽然户数减少了，但人口却增加了13000余人。另据资料提供，至1923年8月，安东商埠区人口6.74万，学校有21处，安东县属学校144处。到1924年6月，安东商埠区面积约为15平方公里。到1927年，安东商埠区和日本“附属地”内的中国商民户数17679户，人口10万多。当时，丹东以国际商贸都市的姿态出现在黄海之滨。

丹东自开商埠，虽然在形式上几乎与近代中国的约开商埠相同，但实际上彼此间有所不同。主要原因如下：一方面，在安东商埠开放的谈判过程中，中国方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迫使列强作出让步，其商埠的位置和面积的大小完全由中方自行确定，外国人无权干涉；另一方面，在约开商埠的租界中，是由外国人控制一切权利，而在自开商埠城市中，“但凡设埠及一切治理权限自应由我主持”[4]。第三，安东的自开商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全了国家主权，但由于中国国力弱，无法避免外国列强的侵略意图以对外贸易的形式得以实现，即与“约开口岸”同样带有殖民主义的色彩。

随着丹东城市开埠通商，其城市建设随之开展。日本在租界地内进行殖民开发，建筑马路、住宅和桥梁，修筑沿江堤坝，改建安奉铁路，架起鸭绿江大桥，在六道沟建筑沿江码头。1908年，清政府建起东边道衙署，署前一条街被称为道署前街（今金汤街），至此丹东城市初具轮廓。“但此间旧市街的商业多为附属地所夺。附属地江岸设有满铁码头，储水池及其他，设备均颇完善”。[5]“总计附属地面积为三百万坪，而商业中心之川则仅十四万坪。但人口几乎与旧市街相等”。[5]

同时，开埠通商打破了丹东城市传统的封闭式结构。丹东开埠后，根据1903年清政府与美国政府订立《通商行船续约》，设立安东海关，同时海关发布第一号命令，即安东港为贸易港口岸。商贸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加快了城市经济的近代化发展，从而产生链接反应，也使丹东的城市经济结构、交通运输、城市基础建设等方面在外力与本土力量的共同推动下开始向近代化迈进，开始由原来以军事防御为主的封建城市向以商贸功能、生产功能为主的近代化城市演变。

二、商业贸易近代化

安东开埠后，商业日见发达。大小商铺约有千余家，而在商场上占有位置，可列一二三等者，不过百余家。其种类以丝厂、蓝栈、木厂、油坊、杂货为大宗。丝厂、蓝栈20余家，木厂20余家，油坊15家，杂货40余家[6]85。出口货物以木材、丝蓝为大宗。元豆、豆饼、豆油以及杂粮、药材、煤炭为次。1915年为8806245两，1916年总额为8609965两，1917年出口额为12762380两[6]86。行销地为天津、烟台、上海、香港、日本、朝鲜等地。进口货物以布匹、面粉、煤油为大宗。砂糖、火柴、纸烟、皮张、蜡烛、果品、茶叶次之。1915年为15405486两，1916年为20133901两，1917年进口额为30525119两。[6]87进口货物地为外埠及香港、菲律宾、朝鲜、日本、英美各国。进口时期在封冻以前，解冻以后则随时都有贸易。而出口时期则以秋冬之交为最多，春季次之，夏季最少。

开埠前，丹东市场上的商品流通，大多发生在城镇与周邻市镇及乡村之间，并由此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区间流通体系，与不同地区间商贸交流，处于相当稀疏的状态。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与近代交通运输的发展，“安东一埠，以有水路交通之便，得与沿海各埠相往还，故商业向称繁盛。”[7]同时，中外商家纷纷来到安东置办产业，各种货色齐备，而分散于鸭绿江两侧的中朝边境贸易，也逐渐向安东商埠集中。此时的安东可谓商号林立，船帆云集，人声鼎沸，一派繁荣景象。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商贸业、造船业、仓储业、木材粮食加工业、零售业、纺织业、造纸业、餐饮业等的兴起，城市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不少山东巨商在安东设有分店，连山西的票号也来安东落户。加上安奉凤铁路的建成，城市开始由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转型，城市规模逐渐扩大，形成带状格局。

安东开埠通商后，轮舟四通八达，港口贸易迅速扩大。为扩大港口贸易，日本大力发展丹东港口贸易，对外贸易总额不断扩大，1911年，丹东对外贸易总额增长到1099万海关两，1918—1931年，安东商埠同朝鲜的进出口贸易额平均每年为27312487海关两，丹东港成为东北重要的水上交通枢纽。另据1927年安东海关注册统计，往来安东口岸的轮船1196只次，其中日轮800只次，中轮332只次，英轮54只次，挪威轮10只次。港口贸易的发展，对丹东城市的发展起了极大促进作用[8]3。

三、交通近代化

随着丹东开埠通商，开拓丹东市场、扩大商品流通成了丹东城市发展的最迫切需要，而丹东传统落后的交通工具已不能适应其要求。因此，引进先进的运输工具，开辟新的运输线路，提高运输部门效率，成为丹东城市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

（一）鸭绿江水运（丹东段）

丹东地处鸭绿江口、黄海之滨，地理位置优越。在近代交通十分落后的条件下，鸭绿江是唯一的运输通道。1887年，鸭绿江船舶达到200只。1891年，增至1000多只，最大承载量达200石（折20000升），这些船舶将周边地区生产的粮豆、大茧、药材源源不断汇集丹东，然后再销往沿海各省。同时，大量的布匹、食盐、糖、煤油、纸张和日用杂货等生活必需品从江苏、山东、河北等地输入安东，然后销往周边地区，城乡贸易日渐繁荣。丹东开埠后，从丹东向上游溯航，船舶每年都不下700只，航次达3000次以上，各种航业组织如航业公会、槽船会等也应运而生，丹东一带一时成为较大的集散地。近代交通运输的兴起和发展，使人口流动和商品流通不断扩大，鸭绿江、浑江两岸的木材及丹东附近各县所产的大豆、蚕茧、药材等源源不断向丹东汇集，同时，大量的布匹、食盐、杂货等生活必需品溯江而上，各县所需的面粉、布匹、棉花、煤油、纸张、糖等依赖丹东供给。进而形成丹东内外贸易交融，日渐繁华的景象。丹东也逐成为以木材、丝茧、豆油和日用商品为主的商品集散地和出海口，成为长白山区域和鸭绿江流域对外贸易的基地。

（二）安奉铁路

安奉铁路即今天的沈丹铁路，至今这段铁路仍是辽宁省境内一条重要的铁路干线。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军部为“供兵站之用”，准备着手在安东——凤凰城间铺设一条手推式轻便铁路。待到修筑之时，改变原来计划，决定修筑2.6英尺（0.762米）宽的机车式轻便铁路，8月10日正式动工，11月3日完成安东县至凤凰城间的工程，总长约61公里。随后着手修建凤凰城——下马塘间大约116公里的工程，到1905年11月2日完工。下马塘以北的线路，最初打算修到辽阳，但随着战局的发展，日本军部最终决定将该铁路经桥头修到奉天，1905年4月3日完工。至此，总长约303.7公里的安奉轻便铁路全线完工，12月15日安奉路全线通车，线路总长261.68公里。该路有大小桥梁205座，最长的太子河铁桥长544公尺，铁路占地2058.6公顷。与此同时，鸭绿江铁桥的建设被提上日程，1910年4月4日中日政府签定《鸭绿江架设铁桥协议》，随即鸭绿江大桥开始动工，16个月后建成通车，全长3098英尺（929米）。鸭绿江大桥的建设使安奉铁路与朝鲜的京义铁路接轨，在朝鲜汉城与我国奉天（沈阳）之间便有了“满鲜”旅客直达列车，便利了客货运输，加速了丹东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三）港口建设

丹东开埠后，1907年3月20日，丹东海关发布第一号布告，开辟丹东为贸易港口。不仅修筑了码头堤岸，而且还设有航路标识，为方便货物存储建设了仓库，丹东港的进出口货物也日益增多。开港初，港口码头设施十分简陋，所谓码头只不过是用打圆木桩的方法阻止岸边塌方的简单护岸。以后陆续由中国方面和日本方面对安东港码头进行建设。据日本记载，从1907年至1925年南满铁路会社支出工程费共计日金70余万元，又为运输木材起见筑有面积802000余平方公尺的水池，其江岸堤防共长2069公尺。其中石堤906公尺，木堤1163公尺。江岸上游由我国总商会筑有石堤1000公尺。太古、怡和两轮船公司各在海关附近筑有木堤18公尺，但均不能停泊较大的船舶，此外，上流江岸有中国总商会建筑石堤长约500公尺，故安东堤岸甚长。由于河路变迁时常移动，为了方便船只航行，中国方面由丹东海关南东四分之三处，距离二海里江上设有浮标信号灯，领港人会所由安东至河口间鸭绿江上设有极简单的木制或铁制浮标十余个。此外丹东港还“特设码头仓库，普通商人藉以储藏货物者，仅有日人所设南满铁路仓库及国际运输会社仓库两处而已，此外太古洋行、怡隆洋行、政记公司均各设有仓库储藏各该公司之货物。”

四、市政建设近代化

（一）“附属地”规划与拓建

近代丹东的城市规划始于日本满铁“附属地”建设。1903年，清政府与美国政府订立《通商行船续订条约》。其中第13款中规定安东自行开埠通商，允许外国人居住、贸易。1904年日俄战争，日本把丹东市区变为日军的后勤补给基地，在旧市街形成“大和町”街道，并在安东六道沟、七道沟强征土地320多万坪，作为其“附属地”。同时，成立新市街建设委员会，并制定新市街规划方案，即《安东附属地规划》，并陆续实施了较系统的规划建设。《安东附属地规划》对商埠范围、道路建设、公共建筑和一些基本的市政设施建设等做了粗略的规划，共分两期进行。其中，铁道（火车站）以东与旧市街分界处作为“附属地”的第一期规划，铁道（火车站）以西的六道沟一带作为第二期规划[9]。由于之前所规划的市场界址狭小（1906年安东开埠时，划前后聚宝街、财神庙街、官电街、中富兴隆各街共地九百余亩为中国市场；划七道沟地二千八百余亩为日本市场），“市厘栉比，不敷应用”，县知事陈艺、警察厅长高云昆协同安东总商会正会长王建权等筹议拓展东至珍珠泡、南至鸭绿江、西至大沙河、北至分水岭的东坎子作为商埠区，请奉天陆军测量局测量了经纬马路。同时旧市街亦开拓东起大沙河、西至七道沟、北至盘道岭，均作为市场。“继以市政开办，增修马路”，“商埠规制渐臻完善矣。”[2]57至1915年，建成纵横井然的新市街，其中住宅占地55.1万平方米，商业占地319.4万平方米，住户3240户，计7239人[8]6。

（二）城市公用事业的发展

城市公用事业是近代城市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如何是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丹东开埠后，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城市规模日趋扩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开始起步。一些先进的市政公用设施陆续修建起来，这些设施较原来简陋的土路、石板路、马车、人工取水等显然是一大进步，共同构成了丹东城市近代化和城市文明的物质基础。

1921年安东总商会设“市政公所”，专管商埠事宜。为交通便利起见，增加房地租捐，以筹备巨款，逐年兴修新式马路。下置混凝土、暗沟，水管上铺碎石，汽机辗压，坚固平坦，“虽未能一律完成，而已修道路规则整齐，卫生队逐日扫除，一洗尘潦污秽之旧，而焕然更新”。在市街规划的实施中，三经街、七经街、一纬路、二纬路等率先建成，为丹东市区建设提供了方便条件。在路两边还进行了绿化，其中至今遗留的以银杏树为主的行道树，对市容装饰起了很好的作用。此外，还开通了与省城及周围县城连接的公路，“一由安东经汤山城入凤凰边门过凤城、辽阳而至省城；一由九连城渡叆河，经虎山侧，东北循老边墙，经兴京以至省城。”丹东“人口亦由设治时不到2000人，到1923年仅商埠区就增加到6.7万人，1927年中国商民17879户，人口10万多人，另有大量流动人口”[8]5。此时丹东已是“市廛栉比”，“警察完善，市政进行，街衢马路逐年修治，道途尘芥按日扫除，交通既便，卫生又宜，规划布置备极完全”[2]750，丹东城市已具规模，并迈进近代化的行列。

五、工业近代化

近代工业的发展是城市发展的关键，丹东工业经济始于清朝末年民国初年。1876年丹东设治后，制油、制材、印染、制革、缫丝等工业陆续出现，但主要表现为前店后坊，工商兼营，系手工作坊。1906年丹东开埠后，民族工商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制油和缫丝工业转向工厂化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工人日渐增多。一战后，由于欧美等国忙于战争，丹东的民族工商业得到进一步发展，丹东成为物资集散地。同时，由于战争影响，丹东的豆饼豆油价格迅速增加。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该地豆饼向日本输出作肥料用者甚多。一般油坊于是渐次将楔式榨油器改为螺旋式。欧战后，新式油坊设立日多，而以1919年最盛。其中，榨油业、缫丝业、木材加工业成为三大支柱产业，产品大量出口到日本和东南亚各国。“而最有影响于市中一般经济之消长者为木材。1928年丹东制材工厂有26家，木材种类有红松、杉松、黄花松、胡桃、柞木、水曲柳、榆木等，上市数量自十五万至二十万”[5]，由于“海陆交替完善，对外输出甚便。故火柴、木制造为重要工业之一”。而所产木材又可制纸，东三省唯一大规模的纸工厂为鸭绿江制纸会社①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工厂被民主政府收归国有。1946年10月，国民党政府军占领安东，民主政府战略转移，主要机器设备拆走，生产停顿。1947年6月，安东第二次解放，南北两厂合并，称安东造纸厂。1965年，改称丹东造纸厂。，于1919年5月由日本人中岛等集资250万日元成立。建立初期，造纸设备有抄纸机5台，木釜3台、碎木机1台。以木材为原料，生产包装纸、宣纸、印刷纸、卫生纸等。“1928年所用工人127395人，生产29728捆，价值1700千元日金。较1927年度生产数增加4700捆，价额增加七十万元。此等产品向上海、天津、青岛、大连等处移出。中国人的制纸工厂规模甚小，仅有4家，资本13000两。一年生产三万斤。从业人员87人。”“此外，有火药工厂一处，专制造矿山用火药。曰满洲矿山业株式会社，资本金五十万元。用人84721名。铁工厂中国方面三十四家，日本七家”[5]等等。近代工业的发展为丹东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外，随着朝鲜人的大量进入，水稻栽植逐年增加。当地水稻种植在1909年至1928年，水稻上市数量为二十五万石，精米所17家，投入资本二十九万元。随着国外先进技术的输入及城市近代工业的发展，丹东大规模的经济活动如修铁路、设工厂、建海港等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外商亦纷纷涌入，带动了丹东的对外贸易和制造业的发展，加快了丹东的市政建设步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扩大战争需要，一方面加强对丹东矿产资源、林业资源以及农业资源的掠夺，另一方面实行经济统制政策。但由于日本在东北的经济中心向大连转移，减少了对丹东城市建设的投入。丹东的城市发展进入缓慢发展期，甚至进入停滞状态。

结 语

从1876年丹东置县至1931年约半个世纪以来，丹东由一个边外初破荒土的边陲小镇，一跃而成为闻名于世的国际商贸都市，发展速度十分惊人。日据时期，丹东城市发展经历了一段滞涨期。新中国成立后，在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后，国家提出一五计划，其中重点发展重工业，丹东凭借临江、临海、临边之利，发展了部分机械制造等重工业。但是，由于丹东地处边境，加之丹东的丝纺工业具有生产规模比较大，设备条件比较好，技术力量比较强，资源条件比较优越等有利条件，丹东工业发展的重点仍然是传统的轻纺工业。丹东位于辽宁东南部的鸭绿江畔，是环黄海经济圈、环勃海经济圈重要的交汇点，与朝鲜隔江相望，凭海临风。如今的丹东作为“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中的重要一环，不仅是辽宁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也是未来东北亚经济圈中的重要支点。同时，便利的交通，使其作为区域性物流中心的地位将更加稳固，对国内外资本的吸引力更加强烈。

[1]王革生.清代东北商埠[J].社会科学辑刊,1994(1).

[2]于云峰.安东县志[M].台北：文海出版社，1931.

[3]金毓黻.奉天通志:卷62[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3:3839.

[4]为东省开埠利权事[G].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号2-05-12-033-0172，缩微号013-0761.

[5]任君宝.安东商工述略[J],中东经济月刊,第7卷第6号.

[6]东三省经济调查录[M].上海：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编，1919.

[7]徐世昌.东三省纪略[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364.

[8]丹东市志办公室.丹东市志:卷1[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9]汤士安.东北城市规划史[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136.

Self-opening Commercial Port—Glimpse the Urban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of Dandong

TONG Yin-xia1,WANG Jin-song2
(1.College of History Changchun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32,China; 2.Urb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of Jilin Province,Changchu 130033,China)

The history of Dandong called An Dong,and the old market of An Dong formerly known as Shahe Town,it had always been a border town.Since 1876 the county department had been located at Shahe town, the excellent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rich natural resources provided an important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Dandong urban development,and the pace of development developed breathtakingly.And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the Qing government took a series of measures of new deal reforms,especially with the self-opening commercial port of Dandong,the support of the local government,and the nationwid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all of these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Dandong to the modern urban.

self-opening commercial port;modern urban;economic development

K302

：A

：1008-2395(2013)05-0017-05

2013-04-07

佟银霞(1976-)，女，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城市史研究；王劲松(1966-)，男，吉林省城市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城市发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