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春生

(中山大学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275)

世界各国的民俗学人，历来都十分重视民俗语言的研究，认为它不仅是人类生活交际的工具，更是许多文化事象——特别是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许多民俗文化事象，正是通过言传身教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同一语汇，不同的语境，不同的音调，不同的表述态势，传递着不同的内涵与功能。肇始于“五四”运动的白话文浪潮，也是从“口承文化”方面打开缺口的。用平民的白话写老百姓看得懂的文章，用口语作诗文，为我国民族文化向现代化迈出了一大步。北大歌谣的征集，方言调查会和风俗调查会的成立，又细化了他们的行动，把歌谣谚语与方言的研究，提到了人类学、历史学、风俗学、心理学、文字学、语言学、音韵学的层面上来，交叉立体研究，关涉到文学变革和文化创新等许多问题，使大众文学、口头文艺、民众语言等逐渐登上了大雅之堂。但都没有真正把“语言民俗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来研究。因此钟敬文先生直到他晚年还呼吁:要把这一学科“尽快开展起来。这也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视口头语言的学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使之“能与民俗学其他门类的研究合拍，能跟上当前民俗学专业研究的理论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拓荒性的工作，有相当大的难度”。［1］为了倡导这一学科，先生在他主编的《民俗学概论》中开了一专章《民间语言》，又让他的博士生黄涛写了专著《语言民俗与中国文化》;沈阳的曲彦斌先生也先写了专著《民俗语言学》和《中国民俗语言学》，也都是些拓荒性的工作。最近，还有人打出了“保卫方言”的旗号，初看觉得与“推普”有点矛盾，细想也有道理。试想，如果没有苏州话，评弹还有什么味道;如果没有东北话，二人转又怎么转;如果没有广州话，粤剧又怎么唱。多姿多彩的民俗生活，还是离不开民俗语言。

近日收到深圳作家廖虹雷的新作《深圳民间熟语》，凡九章40万字，以民俗语言材料为主，兼有释义并背景材料说明，有情境与活动的描述，并有关的故事，提供了丰富的语言资源。更可贵的是深圳本土居民有广府、客家两大民系，操粤方言和客家方言;加上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全国各地的人大量涌入，已超过原有居民的五倍以上，各种方言语汇夹杂，相互影响，所以，深圳人的广州话与客家话已不是那么纯正。虹雷告诉我，初稿第一章就请了五位朋友帮助审阅，但我仍发现其中有不少“三及弟”的语汇，那五位朋友显然不是正宗的广州人或客家人。转念一想，那也好，正好反映了方言的互相交流和影响。具体到深圳，还有个“村落 (乡民)文化与城市 (市民)文化的问题”。因深圳原只是宝安县的一个小渔村，30年间一跃成为时尚的大城市，原住民衣冠习气、言谈举止还沾满了水上人的渔腥味，也学着广州话或客家话的腔调来几句，甚至夹杂着几分洋味的波士、的士、冰淇淋之类，说起来还有些别扭，那是地域语言的近亲相交。把这些语言资料记录下来，加以说明，也是很有价值的。这些方言里语，“见证了千姿百态的民俗，也沉淀着丰厚的岭南历史文化”(本书第一章)。从原籍与土著的融合中，他们总结出现今当地话语“南头娇 (声柔)、固戍妖 (声嗲)、西乡硬条条 (声洪直)”的特点，诸如江苏人说，“苏州人讲话像唱歌，宁波人讲话像吵架”一样，搞笑之余，还蕴涵着不少学问哩！

这使我想起了我的家乡云南河口，也是各种语言、方言混杂的地方，那里的居民大部分是广东广西人，操粤方言，还有不少越南人和沙人 (壮族一支系)，一河之隔便是法国殖民者统治多年的越南老街，所以当地话往往一个短语中就包含着几种语言要素: “三条基路”，即三公里的末端，“三条”是粤语，“基路”是法语，是越南语;又“眯英唉”，直译为“长着大脖子的阿英的妈妈”，“眯”是沙人话、妈妈;英是广州话，她女儿的名字，唉是大脖子，是个倒装句。由于语言混杂，当地一些水果、食品，有用粤语命名的，也有用沙人话、越南话命名的。前年我到台湾访学，在阿里山中的一个小站，原住民拿出一种食品，像我们中山的艾米乙，外边还沾满了糯米饭粒，大家问: “这叫什么?”卖主叽哩呱啦说了半天，大家听不懂，我说:“越南话叫‘名曲’(音)”。同行的一位越南女士笑起来:“对对对！不过现在越南也只有老人才叫得出来了！”这话提醒我们，语汇随时代而变迁，还有，高山族和越南京族有什么关系吗?值得研究。

虹雷书中还提到一有趣的事象，说深圳里语中有一种“蛇话”，他援引了刘义章的考证，说明它是从“蛇嫲”转化而来。按我理解，“蛇嫲”意即畲族老太太。人们不识“畲”字，误作“蛇”话，其实是“畲话”。这种情况，历史上也有先例。化州的“跳棚”，原为“跳”，人们不识“”字，误读为“彭”，转而为“棚”。据郭沫若先生考究，“”古作“祊”，是一种生殖崇拜。“跳祊”是一种祭祀的仪式。“蛇话”与“跳棚”一样是白字先生所为，它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声音，但所表述的民俗事象和民俗形态不一样，作者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见本书第一章)我把这种现象视为将错就错之一例。

这种声音的变异，白字的替代，至使目前媒体广泛流行的语病有了市场，把“埋单”当作“买单”，“搞惦”当作“搞定”，虽有不少行家撰文释疑，但编辑老爷和荧屏小姐依然不肯改口，继续以讹传讹。须知这一字的误差，其内涵就差远了。“埋单”一词，最早应是广州茶楼的行业语。“埋”，走近、归拢的意思，如行埋、收埋、埋位。顾客一声“埋单”。伙计马上走埋来，把碗碟收拢，心算计价，然后又一声“埋单啦”！告诉柜台，有客人来结账啦，然后用隐语报知台号和价目:“开来啦！旯住，旯礼拜嘞。”(五号桌的客人出来了，他消费了五块柒毛钱)。有声有色，茶楼风俗，可见一斑。“买单”，则是另一个意思，在香港买了某物品， “香港买单”，凭单到广州提货。意义和“埋单”完全不一样。同理，“搞惦”是“办妥”。 “处理相当得体”，而不是“搞完了”，不管后果的好坏。

功能学派大师马诺夫斯基在他的《文化论》中指出: “在研究实际运用中的语言时，却显示了一字的意义并不是神秘地包涵在一字的本身之内，而只是包涵一种情境的局面中，由发音所引起的效果。”［2］这样的事例，在广州话中比比皆是。广州话称帅哥为“靓仔”、美女为“靓女”，但只要尾音提示一点，变成“僆子”、 “僆女”那就不一样了， “僆仔”指毛头小子，有贬意;“僆女”广州多称“僆妹”，指街边女孩，亦有贬意。再有“细路”广州话指小孩子，“细佬”即弟弟;“大佬”除指哥哥外，还指代社会集团的头目。外地人对这些称谓语多把握不准。“大姐”是广州对妇女的泛称，不论其婚否长幼;“大妗姐”是婚嫁行业语，不是人际称谓;沓骨，(原注:音答骨)，那是深圳粤语，广州话叫“扌耷骨”， (扌耷，特合切)，客家话叫 “松骨”。这些微细的语音效果凸显着俚语的深刻涵义，不容忽视。

钟老提出的民俗语言学研究的“拓荒时代”已有一些时日，但自曲彦斌的《民俗语言学》和黄涛的《语言民俗与中国文化》之后，后续佳作不多，虽有各省市三套集成中“谚语集成”、“歌谣集成”，但都是公文式的指令性作品，未能从学理的层面去仔细考究。虹雷的《深圳民间熟语》之所以可贵，就是他在这方面下了些功夫，全书细分为九章:俚语、谚语、歇后语、口头禅、称谓语、禁忌语、隐语、绕口令和流行语，每章前都有简短的类别界定。估勿论此分类是否合理，界定是否确切，都已见出作者的努力。虹雷世居深圳，所操母语为客家方言，所录含客家话和广州话，而深圳的广州话又有公明话和都悦话之别，方音差别疏漏在所难免，并不妨碍它的价值，正如弗雷泽在《金枝》中引用了大量的资料，他也预计到，就中肯定有不实之处，但他确信书中的观点是有价值的。确实如此，我曾叫一研究生细读了此巨著，发现其中提到中国的事象就有29项有出入，但此书依然在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理，我们完全可以相信虹雷这部著作不仅对我们研究深圳的地域文化有所贡献，更启迪我们从语言资源、语言行为和语言意识等层面去深化语言民俗的研究，使这一学科逐渐确立起来，完成钟老赋予我们的使命。

［1］黄涛.语言民俗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马诺夫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