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滨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 100872）

走向马克思分工论的深处
——王虎学《马克思分工思想研究》评介

王海滨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 100872）

现实生活世界及其产生的根本问题，是哲学理论发展的原动力。分工既是一个古老的社会现象，也是一个现实的生活问题。面向重大问题，那些富有历史使命感和现实责任感的学者们总是能够返本开新，通过“通晓思维的历史”，为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作出重要的贡献。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王虎学博士的《马克思分工思想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就是一部返本开新的学术力作。

这部著作从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处出发，集中阐释了马克思分工思想的历史发展、逻辑进程、本质规定和理论方位，并以分工视角切入现代社会的分化—整合与现代文明秩序建构，是一部具有强大的历史张力和深厚的现实意蕴的优秀著作。全书的主要旨趣所在，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从哲学的角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来理解分工，开显分工的经济哲学或社会哲学意蕴，阐明分工之于现代社会变革和现代人生存方式嬗变的重大意义，指向一种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从这样的学术旨趣出发，作者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仔细研读，以及对现实生活的体会把握，作出了一系列创新性解读，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观点，使本书呈现出建设性的创新特色。概而言之，这些创新性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 全书结构完整，内在逻辑严谨

这部著作以“分工论——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处”导入，围绕马克思分工论，向读者渐次展开了一幅幅迷人的画面。首先，从历时态的角度系统阐述马克思分工思想的历史发展。这里依次揭示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分工引起了马克思的兴趣）→《德意志意识形态》（分工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范畴得到了正面阐述）→《哲学的贫困》（在批判蒲鲁东的“超历史”的分工概念的过程中丰富了分工的内涵）→《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资本论》（通过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分工进行具体、实证的分析和研究，进一步补充、完善并发展了分工思想）；其次，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紧接着导入具体论证马克思分工思想的逻辑进程。这里集中揭示了从异化论、世界历史论到共产主义论的理论发展中，马克思分工思想的理论视域从初始论域、崭新地平到未来命运的逻辑进程；再次，在对马克思分工思想的历史发展与逻辑进程进行了系统阐释之后，自然过渡到马克思分工范畴的本质规定。这里既从分工是一个历史范畴出发，阐释了分工是劳动的“社会存在形式”、分工是私有制的“同义语”和分工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抽象”或“理论表现”这三个重要命题，又从分工是一个现实范畴出发，论证了分工是经济学与哲学“双重视域”的融合、分工具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属性”、分工包含着“分工一般”与“分工特殊”的“双重逻辑”，以及分工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与社会不平等的根源的“双重效应”；然后，在做了如此大量的历史与理论的铺垫之后，切入了重点问题或者说中心问题，即马克思分工思想的理论方位，也就是说，马克思分工论在其整个理论体系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这里通过对分工与唯物史观、分工与社会形态、分工与人类文明、分工与人的全面发展等问题的详细考证与深入分析，对于马克思分工论的理论方位作出了一系列重要且富有新意的判断；最后，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从分工视角切入现代社会的分工—整合和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这里深刻体现了作者返本开新的研究理念和学术旨归。总之，这部学术力作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本质、功能和地位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为我们呈现出了一幅关于马克思分工思想的壮观图景。

二 以问题为导向，分析学界颇具争议的相关问题

问题是引导理论研究创新的“路标”。正如马克思所言，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在这部著作中，王虎学博士以自觉的问题意识，围绕马克思分工论，不断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处，深刻剖析了一些颇具争议的问题。

其一，作者意识到，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处，首先要明确，进入历史唯物主义大厦的入口究竟在哪里，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入口。通过对恩格斯晚年书信、巴加图利亚的《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以及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分析阐述，作者得出结论，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处，就必须重视分工研究，沿着马克思所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行。其二，对于我们都很熟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作者进一步追问，生产力到底是如何决定生产关系的？生产关系又是怎样反作用于生产力的？这一运动过程是否存在一个中间环节？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作者指出，分工这一“中介”的发现，无疑使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现实化、具体化了。事实上，如果缺失了对于分工这一“中介”地位的应有重视，就很难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机的联系，更不用说揭示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了。其三，在详细阐述与系统论证了马克思分工思想的历史发展、逻辑进程和本质规定之后，作者提出了一个研究马克思的分工思想所不能绕过也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即分工思想究竟在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体系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以这个问题为导向，作者把分工问题放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域之中，发散思考了分工与唯物史观、社会形态、人类文明、人的全面发展等问题，又通过概括与提炼，使马克思分工思想的理论方位自然而然地呈现了出来：分工是唯物史观创立的坚实基础；分工是社会类型划分的科学依据；分工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杠杆；分工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路径。其四，在系统阐发马克思分工思想之后，自然会产生马克思分工论的现实性与时代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作者发现，分工与分化问题存有内在的相关性。具体来说，一方面，可以从分工出发阐明并揭示分化的根源；另一方面，应该从分化的视角去理解并说明分工的发展。因此，分工实际上可以作为一个与“人的分化”和“社会的分化”具有内在勾连的社会范畴。同时，有分化就会有整合。这样，通过把分工关联到分化与整合中，进而思考现代社会，就彰显了马克思分工论的现代意义。

三 以核心范畴为线索，梳理基本概念的历史源流

以概念为思考与研究的线索，也是这部著作的一个重要特色。首先，当然就是马克思的“分工”概念，全书都在围绕这一概念，进行历史追溯、逻辑分析、本质剖析、方位界定和当代阐释。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本书无疑是想要了解分工问题尤其是马克思分工思想的研究者无法绕过的一部重要著作。

其次，对于“唯物史观”及其相关概念。作者认为，就国内学界的研究现状而言，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至少有“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三种不同称谓，而且这些称谓似乎都是自明的。通过对上述三个称谓流变历程的考察，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作为马克思文本的最初读者和权威解释者，恩格斯也是马克思“第一个伟大发现”的最初命名者，“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这些称谓的最初使用者都是恩格斯。当然，唯物史观的主要思想，是马克思在一系列的批判、论战、斗争中得以阐明，进而发展起来的。这也是恩格斯本人曾多次强调过的。因此，一方面，决不能否定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中作出的卓越贡献；另一方面，说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小提琴手”是马克思，可谓实至名归。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唯物史观”及其相关概念的分析过程中，作者注重“名”与“实”的统一，既梳理了“名”的历史源流，又提炼了思想革命之“实”。在这里，作者指出，作为人类思想上最深刻、最全面的革命性变革，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革命之“实”也正是在“批判”中展现出来的，集中表现在历史观、哲学观、方法论三个层面，即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观的革命、哲学观的革命和方法论的革命。

再次，是对于“物质生产”概念的剥离。作者认为，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洞悉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分工的观点”。而正是根据这一重要视角和方法论指示，马克思才真正得以从纷繁复杂、错综交织的社会活动与社会关系中剥离出历史的奠基性和决定性要素——“物质生产”，进而从“物质生产”出发阐明了历史的出发点：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发现了历史的发源地：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揭示了历史的决定性因素：物质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最终创立了唯物史观。

最后，是对于“社会形态”概念的剖析。在作者看来，在经典作家的著作中，“社会形态”与“社会经济形态”通常都是在相同的意义上被交替使用的，因为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本质性的区别，其内涵与所指基本相同或相近。但是也不能否定或忽视二者之间的差异（其实也是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形态”与“社会经济形态”可以看作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前者是一个总括性的概念，是对人类有史以来一切社会发展阶段的统称，是“一般”；相比之下，后者就是“特殊”，是对社会形态中的主导性部分或决定性要素的特指，它强调的是社会形态的“经济”维度，具体而言，就是对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等的推崇。此外，作者还分析了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形态的两个层次，即原生的社会形态与次生的社会形态。在马克思那里，只有原始社会属于人类社会的“原生态”，除此之外，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属于社会的“次生态”序列中的一个阶段。从剖析“社会形态”概念出发，作者对社会形态及其演进的历史辩证法这个社会历史观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社会形态的演进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一观点体现了社会形态演进历史辩证法的真正自觉。历史唯物主义深刻表明，社会形态的演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和辩证发展的结果，“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形态演进的内在逻辑。“资产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个案生动地再现了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辩证法。

此外，作者还对诸多的概念进行了结构分析与发展研究，比如“缩小的人”与“全面的人”、“通才”与“专才”、“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等等。总之，紧紧抓住核心范畴或关键概念，可以说是这部著作的突出亮点。

四 以比较为方法，呈现对于分工问题的争论图景

比较方法即通过纵向比较或横向比较辨别异同。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曾经指出，只通过单纯的比较方法还不能最后满足科学的需要，比较方法所得的结果诚然不可缺少，但只能作为真正的概念式的知识的预备工作。然而，通过比较研究，确实可以清晰地呈现一些问题的争论图景，进而为理论创新奠定基础，这也是比较方法能够获得许多成果的重要原因。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多次运用比较方法，使对于分工问题的争论图景得到完整呈现。

其一，国内学界对于分工本质与“消灭分工”的争论。作者归纳了关于分工本质的五种观点：分工是生产力不可缺少的因素；分工是生产关系的组成部分；分工既不属于生产力范畴，也不属于生产关系范畴，而是一个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联结起来的、处于中介地位的范畴；分工是劳动的社会存在形式；分工作为劳动的社会存在形式，它既具有生产力的性质，也具有生产关系的性质。关于“消灭分工”问题，在作者看来，学界经过一轮又一轮激烈论战，达成了一些普遍性共识：马克思并不是要消灭一切分工，而是要消灭旧式分工，即压迫人、奴役人、支配人的自发分工，代之以由人类自身支配和掌握的自愿分工或自觉分工；马克思所要消灭的是一种束缚人的奴役性的劳动的社会分工，即劳动者分工，而不是作为生产力在技术层面的一种运作方式，即实际上不可能被消灭的劳动分工。进而，围绕“消灭分工”问题的争论逐渐演变为关于“旧式分工”的争论。这里，作者进一步比较了一些学者对于何谓“旧式分工”和“旧式分工”究竟“旧”在哪里的争论。

其二，通过比较研究马克思所企盼的“通才”与涂尔干情有独钟的“专才”，作者发现了二者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马克思的“通才”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片面化和异化而提出的；涂尔干的“专才”则是对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下人的存在方式最有力的解释。当然，这里也批判了涂尔干为了解决“限制人的范围”问题而设想的一个多种职能相互依存的“多职业社会”。在作者看来，当社会分化走向社会分裂，人自身的分化也走向分裂时，固定的分工和现实的职业都会阻碍人性充分而全面地发展。因此，如何在现代社会这个官僚制的“牢笼”中获得人性就成了问题。这时，马克思所强调的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再次焕发生机，因为这才是最符合人的本性的。

其三，在研究分工与现代社会的分化—整合的问题时，作者发现，马克思强调分工的对抗性质，而涂尔干则突出了分工的社会整合功能。这里，涂尔干看重分工的社会效应，又不同于斯密推崇分工的经济效应，即分工在优化经济、扩大生产、提高生产率方面的经济学意义。此外，作者还补充说明了韦伯揭示出的分工的“道德依据”，即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在对现代社会的历史性审视中为分工找到了“新教伦理”这一强大的道德支撑。最后，由于认识的差异与倾向的不同，马克思和涂尔干对于如何诊治分工及现代社会问题所开出的“药方”也不尽一样：生活在资本主义工业化早期的马克思，在面对分工导致异化进而造成社会的极端不平等和激烈的阶级对抗时，明确主张要“消灭分工”，强调诉诸革命；处身于资本主义工业化高潮时期的涂尔干，面对现代社会所凸显的社会失范、道德危机问题，指出必须诉诸于分工的“真正功能”，重建道德秩序，实现道德整合。在作者看来，在从分工思考现代社会本质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涂尔干的遗产无疑构成了两种互依互补的思想资源。

五 面向现实生活世界，建构现代文明秩序

在厚重的学术研究与深沉的理论沉思之后，作者的目光从理论深处转向现实生活，从分工思考现代社会。当然，基于深厚的理论奠基，这种现实关注也是深刻且富有新意的。

在作者看来，从分工的视角来看，现代社会正是基于不断专业化和细化的劳动分工而建构和发展起来的现代人类生活空间。分工必然导致分化，分化开来各个社会领域竞相争高，社会冲突、社会分裂随之日益加剧，进而危及到整个社会的统一性基础，维持社会稳定团结的社会秩序也日渐衰退。分裂必然呼唤秩序，建构现代文明秩序，推进现代社会持续良性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在这里，作者提醒我们，分工本身就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新的社会秩序将依据分工而建构起来。因此，既要看到分工的“社会分化”效应，又要看到分工的“社会整合”功能。通过解读涂尔干“分工既是社会团结的源泉，又是道德秩序的基础”的思想理论，作者认为，通过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团结感，从而更好地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功能性整合，这就是分工的社会整合功能。由此，就打开了分工理论研究与现代文明秩序建构之间的藩篱，进而架起了从理论到实践的桥梁。此外，作者还提醒我们，基于分工的社会整合功能探寻建构现代文明秩序之路，既要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高价值旨归，又要基于人类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对话、沟通。

在这部著作的最后，作者的目光又聚焦于“中国问题”：如果说在传统社会或高度集权的时代里，中国文明秩序的独特性就在于以政治秩序为核心的话，那么，在现代社会这样一个高度分化的时代里，如何建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明秩序也就成为一项时代课题。对于这一问题，作者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或具体的路径，当然我们从其对分工与社会分化—整合的理论研究和现实关注中，也可以体会到作者的一些思路。不过作者还是提示了我们：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我们别无选择，唯一的出路就是“现代化”。

（责任编辑：刘英玲）

2013-01-25

王海滨，男，河南鹤壁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哲学、人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