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方圆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沈从文的《边城》和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分别塑造了凤凰女子翠翠和威塞克斯女儿苔丝。翠翠和苔丝都是乡土孕育出来的真性情女子，她们都有着女性的纯洁、美丽和善良，她们对生活执著，对自我生命有着独特的理解，她们身上散发着未加任何雕饰的自然美。但由于作家所处地域不同，所处的时代、文化背景有着较大的差异，她们在自我价值、对男性的认知以及恋爱婚姻等方面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西女性的价值观。

一

《边城》描写的是发生在湘西古镇凤凰的一个渡船老人的外孙女和船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之间的爱情故事。主人公翠翠是全书之魂，她眼里流淌着茶峒的青山绿水，心里承载着溪边白塔和悠悠渡船。“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1]翠翠与勤劳善良的爷爷相依为命，在乡民爱的呵护下无忧无虑地生活着。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翠翠也有了青春期少女的忧愁心事，性格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往日的单纯少女多了一丝羞涩和多愁善感，爷爷更是为翠翠的终身大事操碎了心。

被公认为维多利亚时期三个叛逆女性之一的苔丝是哈代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中的女主角，“她是一个姣好齐整的姑娘——也许她跟别的几位比起来，不一定更姣好——不过她那两片娇艳生动的红嘴唇儿，一双天真纯洁的大眼睛，使她在容貌和颜色上，平添了一段动人之处。她头上扎着一根红带子，在一片白色的队伍里，能以这样引人注目的装饰自夸的，只有她一个人。”[2]“童年的神情，在她的面貌上，仍旧隐隐地看得出来。”[2]这样一个汇集美丽、勇敢、纯洁于一身的姑娘，怎能不叫人心爱。自然，这样的美丽俏佳人无疑是许多男人心中的梦中情人，她既有着女孩的调皮可爱，又不乏成熟女人的坚强勇敢。

在中国很长一段时期内，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封建正统思想决定着中国女性价值观。“三从四德”是所有女子必须遵从的基本法则，女性也只能是男性的附属品，这样的文化传统决定着中国女性根本无法在经济上独立，更不要说在思想上的独立了，中国女性这种几乎“无我”的生活状态，也就决定了她们对待生活和感情的态度普遍是内敛的、含蓄深沉的，既缺乏自我意识，又显得柔弱消极。翠翠生活的地方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其乐融融的世外桃源，虽然翠翠从小就没有父母的疼爱，但是爷爷对翠翠的呵护，纯朴乡民对翠翠的关心，并没有使翠翠感到孤独，她生活在一个什么事都不需要思考，更不需要操心的环境里，不知不觉便养成了依赖他人的习惯，这种习惯使得她一味地安于现状。她的沉默、不管不问的态度使得天保、傩送和爷爷之间的误会层层加深。“每一只船总要有个码头，每一只雀儿得有个窠。”天保托人来提亲，翠翠从一开始就对天保没有感觉，她自然是不想答应天保的提亲，可她那样的性格，就是说不出一个“不”字。面对爷爷的再三询问，翠翠并没有直白地表达心意，也没有拒绝，更没有同意，有的只是“不作声，心中直想哭”，爷爷也只好作罢，不再提这件事。纵然是翠翠听闻天保出事，傩送因为天保的死怪罪爷爷而赌气出走这一段时间内，翠翠也并没有做任何解释，连一丝着急的迹象都没有，就是这样一副不温不火、事不关己的态度。终于，操劳了一辈子的爷爷走了，傩送也赌气出走，本可以是绝美佳人的爱情故事终以悲剧收场，叫人惋惜不已。

与东方女性相比，西方女性的自我意识更强，对自己对他人更具有责任感，并且在思想、性格、人生价值观等方面相对独立。她们受家庭、社会影响或是约束较小，对自我独立、自由的渴望与追求意愿也远比中国女性强烈。这也是无论是在生活方面，还是在恋爱婚姻问题上，苔丝都表现得较翠翠独立很多的原因。苔丝有自己的想法，对待家庭很有责任感。她主动提出给酗酒的父亲赶车送蜂蜜，不料马车与邮车相撞，家中唯一的谋生工具“王子”死了，这让苔丝万分愧疚。在家庭经济陷入困境的情况下，苔丝违背自己的意愿，答应父母去亚历克·德伯家认亲，然而，苔丝永远也不会想到，这便是她恶梦的开始。后来，父亲突然去世，一家人陷入了流落街头的困境。无奈之下，苔丝第二次舍身救家，第二次做了亚历克的情人。虽然这样的遭遇让她无比痛苦，但想到母亲和弟弟妹妹们的生活问题，苔丝宁愿和这个毁了自己一辈子幸福的仇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忍辱负重。善良坚强的苔丝就这样早早承担起了维持家庭生活的担子，尽管她也只是一个柔弱的花季少女。在遭到亚历克的残忍强暴后，苔丝拒绝像当时的大多数女孩子一样，委身于亚历克，与他结婚，过富贵奢靡的贵妇生活，她毅然出走，逃离亚历克，独自抚养孩子。在当时，做一个单身妈妈的决定，无疑让苔丝走上了一条艰难无比的独行道，意味着苔丝要受尽别人的冷嘲热讽，更意味着她将要过上一种较之前更加贫苦拮据的生活。可是苔丝不怕，她要独立抚养这个孩子，坦坦荡荡地生活下去，不再受亚历克的控制，她渴望自己把握生活的主宰权。这里展现出来的苔丝形象是一个有着独立人格、对家庭负责的刚强女子形象。

二

不同的传统文化决定了中西方女性对男性的认知差异。在封建思想影响、自然经济封闭的时代，中国女性往往安于现状，对男性产生性别膜拜，女性在未出嫁时依附父母亲人，为人妻后则“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夫唱妇随”，“夫为妻纲”的思想使女性对男性产生了强大的、完全失去自我的依赖性。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的西方恰恰相反，强调女性价值、尊重女性权利、重视女性力量，提倡男女平等。正是这些文化的不同，导致了翠翠和苔丝对男性认知的差异。

翠翠是一个完全依附爷爷生活的小女孩，爷爷就是翠翠的所有，爷爷为她担负了所有的责任。她一刻都离不开爷爷的保护，一下子见不着爷爷，她便惊慌失措，没了方向，“从不想残忍的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这样天真烂漫的姑娘从来不会为生活发愁，也不会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她只要乖乖地选择爷爷为她铺好的路就好。她可以随时耍性子，发脾气：“爷爷，为什么不上来？我要你！”[1]因为翠翠知道，不管怎样，爷爷都会包容她，如她所愿。爷爷也只能感叹：“翠翠，我来慢了，你就哭，这还成吗？我死了呢？”[1]翠翠不作声。很明显，翠翠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面对爷爷的提问，她不是默不作声，就是流眼泪，俨然觉得爷爷不该把这样的难题抛给自己。直至爷爷的突然离去，翠翠变成了孤身一人，好心的老马兵毅然接了爷爷的班，欣然照顾翠翠。“我会安排，什么事都会。我要一个爷爷欢喜，你也欢喜的人来接受这只渡船。不能如我们的意，我老虽老，还能拿镰刀同他们拼命。翠翠，你放心，一切有我！……”[1]不管在何时，翠翠总是要依赖一个人而生存，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情感上。

苔丝的性格与翠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苔丝是一位具有叛逆精神的女性，她对男权社会的不合理现象坚决反抗。苔丝可怜的孩子夭折后，她曾苦苦哀求教父将孩子按教会的仪式埋葬，不料却遭到教父的拒绝，她便大胆地说：“我不喜欢你了。”“我永远再也不上你的教堂里去了。”[2]她鄙视教父的愚腐和无情，一个人亲手将孩子埋葬，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对封建男权宗教做了最大意义上的反抗与颠覆。苔丝喜欢克莱尔，但苔丝追求的是在人格平等基础上的爱情，如果克莱尔不能完全原谅和接受她的过去，她就宁愿一个人独自离开，决不接受克莱尔的施舍。在面对亚历克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和威胁时，苔丝坚定地拒绝他的无礼请求：“我不！”“我要是早知道是这样，我绝不会来的。”面对亚历克卑鄙的行为，苔丝哀求无果后，终于直白地怒斥道：“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你！我讨厌你，我恨你！”[2]并亲手杀了亚历克。苔丝杀死的不仅仅是亚历克，更是社会对女性的亵渎，她用尽全身力气，忍着遍体鳞伤为世人撕下了资本主义男权社会虚伪的面具。

三

不同地域文化形成不同的民族性格。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中西方人在表达爱情的方式上也有很大的不同。就中国女性而言，对恋爱婚姻的态度一直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谦，恭，信，敏，慧”一直都是东方女性的道德标准，即使是表达爱意，也总是被动、含蓄、羞涩的。西方女性则不同，爱情在西方女性的生命中占了重要的地位，而且西方女性要求爱情中男女平等的呼声明显要比东方女性高很多，西方女性往往以主动、大胆、开放、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心仪对象的爱意。

马克思说：“真正的爱情是表现在恋人对他的偶像采取含蓄、谦恭甚至羞涩的态度。”[3]翠翠的爱情便是如此。已长成少女的翠翠有了属于少女的心事，她好像自认为那是她一个人的事，她对傩送的爱也只是静静地藏在心里。当翠翠知道傩送关心她时，“心里又吃惊又害羞”，从不言说，从不表露。当爷爷询问她是否愿意给大佬当媳妇时，翠翠竟然莫名地生气了，爷爷问：“你试告我，愿意哪一个？”翠翠便勉强笑着，轻轻的带点儿恳求的神气说：“爷爷，莫说这个笑话吧。”翠翠站起身，“爷爷你疯了，再说我就生你气”，说着走出去了。面对爷爷的步步置问，翠翠急急忙忙引开了话题，“爷爷，看天上的月亮，那么大，那么大”。在翠翠看来，“做媳妇”这三个字足以让她面红耳赤。纵使她那么喜欢傩送，除了端午节偶遇，她竟然从头到尾没有和傩送进行过一次彻底的正面谈话，更不要奢望有什么表白的情话或者海誓山盟。面对傩送的再三暗示，翠翠不是没有察觉，但却不作任何回应。她从没有主动地向傩送表达过自己内心深处的真正想法，就连最亲近的爷爷问到她时，也是一味地闪躲逃避，甚至是沉默不语，让爱她想帮她的人捉摸不透。由此可以看出，翠翠对爱情的追求从根本上是被动消极的，也正是她的这种性格和态度最终葬送了她和傩送的爱情，傩送带着失望赌气出走，一对有情人最后却擦肩而过。

苔丝对待爱情的态度则完全不一样，她大胆、热情，敢爱敢恨。苔丝对自己钟爱的克莱尔的深情表白，坦率而直白，句句发自肺腑。“我也说不上来——真个的！——我想到做了你的人，能叫你快活——不由觉得喜欢。”[2]“要是你从那时候起就爱我，我就可以多得你四年的爱了！我从前的光阴，就不会白白地瞎过了！我就可以格外多有四年的快乐了！”[2]她不顾自己身份、地位、受教育程度与克莱尔的差异，抛开不堪回首的过去，大胆地向爱人表露自己内心炙热的爱。她向往得到真爱，勇敢追求真爱。为了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她不惜亲手杀死了纠缠自己的恶魔亚历克。“你知道我一路这样追你，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来报告你，我已经把他杀了！”[2]这就是苔丝，一个将爱情看得比生命都重要的女子，在寻爱的道路上，苔丝一直都是一个勇敢者，她大胆流露真情，勇敢表达爱意，誓死追求爱情，她是时代的叛逆者。虽然，她为那个社会所不容，但苔丝对待爱情的执著和勇敢在令人感动的同时又多了一份钦佩。

沈从文和哈代，这两位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作家，在他们的乡土小说里塑造的女性虽然有着许多不同，但都是文学艺术形象天空中的璀璨明珠。翠翠和苔丝她们各自的爱情故事，是两种文化的缩影，是沈从文和哈代对女性现实生活的深刻反思，承载着作家对于生命的希冀和理想的重塑。对两位女性形象进行比较，可以使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女性的婚姻爱情观以及对待命运的不同方式得到鲜明的呈现，并从中看出两位作家对于女性命运的思考和出路的寻找。

[1]沈从文.边城[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

[2]哈代.德伯家的苔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