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良文

（解放军陆军军官学院 十一系，安徽 合肥 230031）

众所周知，《帝京景物略》的编撰者为刘侗、于奕正，但是翻检康熙、乾隆、光绪和民国四朝《麻城县志》以及《台湾文献丛刊》第三○五种之《蕲黄四十八砦纪事》，发现此书的编撰者还有周损和曹胤昌二人，但他们竟湮没无闻，不为世人所知。本文即依据现有史料，考证周、曹二人的文学旨趣和人生经历，以揭示其文名不传的原因。

一 《帝京景物略》各种著录均不见周损、曹胤昌名

《帝京景物略》是明代记录北京山川风物、名胜古迹和民俗风情的专著之一，初版于明崇祯八年（1635年），为刘侗、于奕正在南京时所刊，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该刻本，均题：“遂安方逢年定，麻城刘侗、宛平于奕正修。”《明史·艺文志》著录，云：“刘侗《帝京景物略》，八卷。”此后，崇祯八年至明亡的九年时间，翻刻本有三种①。入清以后，顺、康之际和乾隆初年均有翻刻本，再后就是纪昀的刪订本。上述版本均只题“刘侗、于奕正撰”，此后，行于世的《帝京景物略》作者就一直仅题刘、于二人。

二 周损、曹胤昌亦是《帝京景物略》的编撰者

周损，字远害，号迂叔，与刘侗为湖广麻城同乡。《麻城县志》记载：“沙明寺在（县）西南四十里，邑人周损捐资建。茂林阴翳，弥望平沙，损与刘侗曾读书其中。”[1]“少与刘侗善，共砚席者十余年。”[2]

周损不仅与刘侗友善，而且与《帝京景物略》的另一个作者于奕正的交往也很密切。于奕正有《朴草诗》，周损曾为之作《朴草序》（见《诗慰初集》于奕正集卷首）。周、刘、于三人曾多次一同参加京城的各种诗文集会结社如长安古意社的活动，亦曾和于奕正同入北京西山做数日游。

史载“损博学善诗，文疾革时，惟勉子力学敦行，无一语及家事。”[2]“学问淹博，诗文皆有声，与诸生萧熙雅故”[3]44。因诗文俱佳，周损还被邀请参与《麻城县志》之编撰工作：“搜遗编，数则增入。周君巨公，重订次第，……”[4]康熙《麻城县志》还收录了他的散文《重修儒学记》、诗歌《同刘同人和道观山石上韵》等。

《帝京景物略》中有诗有文，而周损学问淹博、诗文俱佳，以及他与刘侗、于奕正的密切交往，均为他参与《帝京景物略》的编撰提供了可能。《蕲黄四十八砦纪事》明确地记载他参与了该书的编撰：“（周损）少与刘侗游京师，共著《帝京景物略》。”[3]43而《麻城县志》不仅明确地表明了周损参与了该书的编撰，还言之确凿地记载了周损的任务分工：“侗入北雍，损从之游，共著《帝京景物略》，选诗皆出其手。”[2]

刘侗、于奕正二人也明确承认周损是该书的编撰者之一。刘侗说《帝京景物略》：“所采古今诗歌，以雅、以南、以颂，舍是无取焉。侗之友周损职之。”他还感慨三人合作的辛苦：“三人挥汗属草，研冰而成书。”于奕正说：“景物而追昔游，征后至，则附以诗。编所得诗五千有奇，本集十有七，碑刻十有一，钞传十有五，秘笥十有二。奕正与刘子未暇选定，以属周子损。逸四千篇，存千篇有奇。”[5]由此可见，刘、于二人由于太忙、编选篇目太多，特邀请好友周损参与其中，具体负责诗歌部分，对五千余首诗歌进行推敲，保留其中的千余首精华。

曹胤昌，字石癖，一号石霞，“幼聪颖，为文仿徐、庾，不事家产，己卯举乡试第一，癸未成进士，授嘉定县令。放怀诗酒，不修吏治”[2]。

刘、于均未提及曹胤昌参与过《帝京景物略》的编撰工作，但是《蕲黄四十八砦纪事》说曹胤昌“在都，预刘侗《帝京景物略》之辑。”[3]44《蕲黄四十八砦纪事》的作者王葆心是近代著名的方志学家，与刘侗、周损、曹胤昌同为湖广黄州府人。他对此书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发箧陈书，耳治口讯，留心越二十年之久，采书积八、九十种之多，比类属词，神昏目倦，始克一二补缀。若有以钩其沈、启其键、发其覆而表其微”[6]，可见此书的著成，是文献和实地考察问询的结果，非常之严肃，加上同为乡党，王葆心的说法定有所本。

曹胤昌的交游和经历也能从侧面证明他参与过《帝京景物略》的编撰工作。曹胤昌与周损为同乡，同入崇祯己卯乡试榜，同于癸未成进士，周损授饶州推官，曹胤昌授嘉定县令。《蕲黄四十八砦纪事》记载：“麻城周损者，与曹胤昌为至交。”[7]19这里的“至交”，不仅限于文事，后面还要讲到他俩在政治上同气相求，一起返乡筑砦并肩抗清直至兵败的经历。

曹胤昌的文采出众，《蕲黄四十八砦纪事》载他常常与黄正色等人“以诗文相切，慷慨世事，所抱尤伟”。他在嘉定令上时，“会巡按考察，问刑名钱谷几何？应云：文章颇能几句，簿书非职所长”[7]20。可见，他对自己的诗文颇为自负。这样看来，刘侗、周损邀请这位老乡参与《帝京景物略》的编撰就毫不奇怪了。

那么，曹胤昌参与《帝京景物略》的任务分工是什么呢？《麻城县志》载有曹胤昌的散文《代邑侯刘公课士录序》，云：“麻贤公巨宗，比肩接武……古奥则景物燕京禹碑周鼓之笔……”[8]刘侗是竟陵派代表作家，《帝京景物略》的风格中确有“幽深孤峭”的“古奥”之风。曹胤昌不仅指出了其中有“古奥”之风，而且言之凿凿地把“古奥”之风落实到《帝京景物略》中那些专门写“禹碑周鼓”的篇目上，说明曹胤昌对《帝京景物略》有着非同寻常的熟悉，敝帚自珍之情溢于言表，从侧面证明王葆心说他“在都，预刘侗《帝京景物略》之辑”所言不虚。可惜的是，后来大学者纪昀删订该书时，把这些都删去了。

三 《帝京景物略》各版本不见著录周损、曹胤昌之名的原因

《蕲黄四十八砦纪事》、《湖北诗徵传略》、《麻城县志》等书明确记载周损参与过《帝京景物略》的撰写，刘、于二人在最早刻本的序言、略例中也言之凿凿地承认了这一点。《蕲黄四十八砦纪事》也明确记载了曹胤昌参与了《帝京景物略》的撰写，那为什么最早的刻本和后来的翻刻本均不署二子之名呢？

《帝京景物略》初版于明崇祯八年（1635年），为刘、于在南京时所刻，但是翻检目前所见的周损、曹胤昌二人的所有资料，均无他们在南京的记录，而周、曹二人同己卯（1639年）乡试，癸未（1643年）会试，或忙于功名亦未可知。本来周、曹二人在《帝京景物略》的编撰中所做的也仅仅是辅助性的工作，而刊刻时人又不在场，刘、于或出于私心，故未署名，有掠人之美之嫌。这是周、曹名不见著的最初原因。

第二，从文学上看，后世通行的刪订本中，周、曹二子所选编的诗歌和石鼓文被删，作为这部分工作的负责人名不见著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周、曹二子所选诗文为何被删呢？因为竟陵派在清代颇受压抑。清初钱谦益曾抨击竟陵派诗文：“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独君之冥语，如梦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国。”“鬼气幽，兵气杀，著于文章，而国运从之。”（《历朝诗人小传》）几乎要把明朝灭亡的原因归之于竟陵派的诗文，其罪名大得可怕。在代表着中国正统文学观念的《四库全书总目》中，竟陵派也受到很强烈的批评。刘侗的文章被评为“幺弦侧调，惟以纤诡相矜”。

作为竟陵派代表作的《帝京景物略》，其中选诗被删的命运首先就显示了竟陵派衰颓的趋势。张次溪说：“到了清朝，在纪昀的刪订本之前，其翻刻本有两种：一是较早的刪订本，大约刊于顺治末年、康熙初年之间（1661～1662年），正文未动，字略有出入，诗还保留了大部分。”①说明入清伊始，《帝京景物略》中所选之诗就被删减过。

到了乾隆年间，纪昀首先就把其中的诗歌毫不犹豫地全部删掉。他说：“初削是书，仅削其诗。迨粘缀重编，《太学石鼓》篇中，复削五百三十三字，……此《景物略》耳，石鼓，古迹也，……不类也。……去其不类者，而佳者益出，是又草头没夷翳塞之道矣。”[9]

从纪昀的跋文可以看出，他删文是因为“体例不合”，且删去的是少数。而每篇之末所附之诗则全部删去。在他看来，《帝京景物略》中经过周损精心选编的千余首诗歌毫无价值，反而认为删去之后“秽杂既除，神志开朗，逐外延赏，颇足流连”。

纪昀对《帝京景物略》的删改，宣示了竟陵派诗歌入清以后的命运。正如钱钟书在《谈艺录》“补遗”中指出的那样：“有清一代，鄙弃晚明诗文；顺、康之后，于启、祯家数无复见知见闻者。”《帝京景物略》中诗歌被悉数删除，诗的编选者周损自然就名不见于世了。

第三，周、曹名不能传，还有很深的政治原因。仔细分析光绪朝《麻城县志》周、曹二人传记及卷十四《选举》，周损崇祯癸未（1643年）授饶州推官，其经历止于此，入清以后未有记载。曹胤昌同年授嘉定令，后因放怀诗酒，不修吏治被贬福建，不久归故里，洪承畴入楚，聘之不就，专心佛事，顺治十年病卒，期间距明亡有16年，亦仅记入滇扶亲梓归而病丧途中一事。周损乃麻邑世家大族，曹亦为明朝礼部尚书周思敬爱婿，少有才名②。明亡之时，周、曹正值盛年，即使居乡因其才望，当有所作为，但县志记载至此为何戛然而止呢？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崇祯帝吊死于煤山，但明朝并未就此立即退出历史舞台，弘光帝、隆武帝、永历帝三朝朱姓皇族先后在江南苟延至1662年，是为南明小朝廷。南明史几乎是一部忠臣良将的血泪史，是整个清朝官方正史都十分忌讳公开讨论的话题。而周、曹二人入清后的所作所为，正是清廷所忌讳的。

《蕲黄四十八砦纪事》记载：“闽绍宗立，建号隆武。时以饶、广巡抚难得人，擢（周）损任之，颁给关防。旋饬损预先检整理兵船各项，备不时进发。又以按臣朱盛浓屡请陛见，令损任之。后盛浓标下兵将尽由损代为调度……绍宗谕损等曰：关外百姓谒望王师，李蘧、周损即星速前去，以慰徯思。五月，又以徽、宁一路，责损与制臣李蘧分任之。绍宗谓近臣曰：信抚五易而后得周损……”[3]43可见，周损十分受隆武帝的信任，无论地方行政还是军事后勤、指挥均委之重任，最终擢兵部尚书。

隆武朝覆亡以后，周损、曹胤昌自福建返乡，积极结砦抗清。

《蕲黄四十八砦纪事》记载：“本朝兵入，绍宗崩；损归麻城，与子羽仪结砦县西之朱山，有卒三百人，马数十匹，与四十八砦合。”[3]44“李有实等在东山应和之。”“（顺治）五年（明永历二年，鲁监国三年）……三月，周承谟连合英、霍之众，将图大举；……秋九月， 与胤昌率英霍黄兵复庐州，不守，转战蕲黄间，攻下英山，知县史良植死之。”[7]20需要指出的是，周承谟与周损为麻城同一巨族。

如果说周、曹此时依托蕲黄山砦抗清仅仅处于自发阶段的话，那么不久，周、曹就找到了“组织”，抗清成为了一种有明确政治目的的自觉行为。《蕲黄四十八砦纪事》记载：“（顺治六年）二月，三尖砦长张福寰以石城朱统錡命，来联络四十八砦。于是砦长中文职 、损、胤昌等……合各路砦长……等千五百人往谒（石城王），皆授职有差；分兵置各砦，损更以所部与宁国陈胡子、桐城范大、范二之鸟枪队百人合。石城王……进曹胤昌……等为佥都御使，……（七年）正月（败）……胤昌则转入云南。”[7]21

此石城王朱统錡非一般平庸之辈也。明亡之后，各地宗藩“曾据地假立名号者”反清，但大都“出于一时拥戴及流离草创之为”，“而石城王朱统錡势力特异，则王 诸人归之。”[10]5蕲黄周边除了石城王这股最大的反清势力之外，顺治初年，樊山王朱常炎等分别在太湖、蕲州起事，给清王朝极大震动。

而周、曹也非一般的山砦砦长，他俩一直以来就有明朝官方背景。“方山兵盛时，先则有启祯名臣甘肃巡抚梅之焕开之，继则有福王之三省总督张缙彦投身入之，唐王之兵部尚书周损亦率所部赴之；泊乎瓦解之后……周损与王 则始于黄麻之长，而终于英霍之图。”[10]5

可见，周、曹是在石城王的号令下，具体组织蕲黄英霍一带的抗清活动。

《蕲黄四十八砦纪事》记载：“乃归故里，连山砦，结义兵，与故福京兵部尚书麻城周损、嘉定知县曹胤昌相倚，统蕲黄三百余砦，而四十八砦最有名。”③[3]41

“明季蕲黄四十八砦事，始则御流寇，继则拒清兵，此蹶彼兴，历数十年不绝。”给南方清廷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即使周、曹、王等人领导的山砦抗清兵被洪承畴所破，但是它的影响深远，康熙十年、十四年震惊朝野的“东山民变”，“考其原始，实出自山砦余波”。“康熙十三年东山一役，犹是明季蕲黄四十八砦之遗，不尽关吴三桂滇黔之声应……”[11]

作为以山砦为据点与清为敌的军事首领，周、曹等人自然为清廷所忌讳。清代康熙、乾隆、光绪和民国四朝的县志均有周、曹传记轶事，但是均不记载其南明官事，亦不载其返乡组织山砦反清之事就是明证。

从上述可知，周、曹二子均为反清复明之志士，他们不仅追随隆武帝，亡归故里后，又矢志不移结砦抗清，事败之后，仍不与新朝合作。因此，纪昀在乾隆年间删订《帝京景物略》时，或因周、曹二人的“政治问题”而删诗。嗣后，二人更因所编之诗文不存，则其编撰之名亦不见存。

注 释：

①参见张次溪著，张淑文整理《〈帝京景物记〉的著者和它的版本》，载《北京史论文集》第二辑，1982年北京史研究会铅印本。

②乾隆年间《麻城县志》卷三《舆图考一·寺观》载：“大雄洞，明进士周思敬建，庙侧右有虎穴……后周婿进士曹胤昌于其地攻举子之业，甚赏之，多作碑文于庙中。”

③据《图书集成》引康熙《罗田县志》称：英、霍、黄府之众，迫胁起义，可知当时蕲、黄、皖、鄂各砦，必 与损等主持而联络之也。

[1]《麻城县志》卷四《建置志二》，光绪年间.

[2]《麻城县志》卷二十《耆旧志三·文学》，光绪年间.

[3]王葆心.蕲黄四十八砦纪事：卷三·山砦列传[M]//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辑.台湾文献丛刊第三○五种.台北：中华书局，1972.

[4]《麻城县志·曲振奇序》，康熙年间.

[5]刘侗.帝京景物略[M]//刘侗.帝京景物略·序，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2.

[6]王葆心.蕲黄四十八砦纪事·自序[M]//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辑.台湾文献丛刊第三○五种.台北：中华书局，1972：2.

[7]王葆心.蕲黄四十八砦纪事：卷一·鄂砦篇[M]//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辑.台湾文献丛刊第三○五种.台北：中华书局，1972.

[8]《麻城县志》卷三十四《艺文志三》，光绪年间.

[9]纪昀.帝京景物略·跋[M]//纪昀，刪订.帝京景物略.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金陵崇德堂刻本.

[10]王葆心.蕲黄四十八砦纪事：卷一·形势篇[M]//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辑.台湾文献丛刊第三○五种.台北：中华书局，1972.

[11]王葆心.蕲黄四十八砦纪事：卷二·鄂砦续篇[M]//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辑.台湾文献丛刊第三○五种.台北：中华书局，197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