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张炎《词源》研究述评

2013-03-19罗海燕

武陵学刊 2013年3期

罗海燕

（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天津 300191）

张炎是宋元之交的重要词人，其词学思想对当时及后世影响深远。所著《词源》一书则是其词学思想的主要体现，在中国词学史上有着极高地位。后人对《词源》的研究几乎从未断绝。20世纪之前，《词源》研究着力于考证其版本内容及其与《乐府指迷》关系，阐述其词学理论的承继与开拓，肯定它在词史上的地位。进入20世纪，《词源》研究被纳入现代学术研究视界，呈现出繁盛局面，取得了瞩目成绩，主要体现在概论词旨、考辨“雅正”、释解“清空”、考量价值及影响等方面。新世纪以来，张炎《词源》研究接续了上个世纪末的余绪，主要围绕以“雅”为中心的论词标准、“清空”境界的多重解读、《词源》价值的重新估衡等方面展开，并呈现出新特点，形成新的研究趋势。

一以“雅”为中心的论词标准

张炎《词源》分上下卷，上卷论乐，是音律论，下卷论词，是创作论。他的目的主要就是欲词复雅避俗，故以“雅”为中心提出“骚雅”与“雅正”的论词标准。后世研究者则围绕“骚雅”与“雅正”，不断地探讨这两个概念的具体内涵与外延。

方智范、邓乔彬等人所著《中国古典词学理论史》（修订版）认为，在下卷的创作论中，张炎确立了一个新的论词标准，即骚雅。而出于要划清与柳永、康与之的界限的目的，骚雅第一义为，言情而“稍近乎情”，要不忘“志之所志”，不能“为情所役”，“为刚所使”，要“摒去浮艳，乐而不淫”，切忌走上“邻乎郑卫”、“淳厚日变成浇风”之路。第二义则为，雅词非豪气词，非“戏弄笔墨为长短句之诗”，故又不能使词过于向“言志”靠拢，而应固守“缘情”之苑，不至于走向诗文一路。一言以蔽之：“骚雅”之义在于词作立意不忘天下大事，但在艺术上要比兴寄托，继承《离骚》“芳草美人”传统，取曲而不取直，取温柔敦厚而不取强烈激切[1]73-91。李岳、朱国林《论〈词源〉中之“骚雅”》详细辨析《词源》中三次出现的“骚雅”[2]，最后亦得出与方智范等人相同的观点。颜祥林《宋代词话的美学研究》一书则认为，“骚雅”一方面继承《诗》的“美刺”及“兴观群怨”美学理想，以及楚辞“芳草美人”“上下求索”的艺术手法；另一方面吸取王灼“中正则雅”的理念，进而赋予了“骚雅”新的内涵。词应既符合诗教，要“温柔敦厚”，又词用合律，不可“为情所役”[3]240-260。张萧绎结合姜夔词作成《从白石词看张炎〈词源〉中“骚雅”之义》一文。论文认为张炎所说的“骚雅”意思有二：一是与作品风格有关，即既不浮艳，又非豪放。它表现了这二者中间的一种过渡状态，即中正和平而又蕴藉深远的一种风格。二是在词的内容上，要“志之所之”，不为情所役。同时在词的句法上要抑扬中节，含蓄蕴藉，但又要不晦涩，不俚不亢，应“句琢字炼，归于醇雅”，要“平妥精粹”[4]。

与上述观点不尽相同，郭锋从诗词的互动关系出发，成《论宋代词学的“骚雅”》一文。他认为张炎“骚雅”意指两大类型词作：一是以诗为词，运用传统诗歌表现手法所达到的骚雅，如辛弃疾等人的词作风格；二是以词为诗，运用词自身特质所达到的骚雅，如姜夔的骚雅。在实现骚雅的途径上，他确立了姜夔的典范地位。张炎的特别意义还在于，他根据江湖派词人所处的特殊环境，给骚雅赋予了沉郁顿挫的深厚蕴涵，在词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5]。

《词源》下卷在论述词法时首先提出“雅正”，在词学史上贡献颇大。许海《张炎的雅词理论与创作实践》专门对此加以阐述。论文指出，张炎在理论主张上以“雅正”为中心，涉及核心理论、具体创作方法理论与对流行理论问题的批判三个方面。而在创作实践上，张炎以“求雅”为目标，从创作技巧和创作心态两方面作了极大的努力。但是，也正因此形成了张炎词学理论、创作实践的局限[6]。朱崇才《词话史》主要就实现“雅正”的路径而论，认为要做到雅正，需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一是雅词需要按谱协音，“虽一字也不放过”。二是作词须音律词章双美，须反复锻炼修改，于题目、意趣、词意、择曲、命意、结构、选韵、句法、字面等等，均应精益求精。三是词之风格境界，贵清空而不质实。四是用事、咏物、咏节序、赋情等均有讲求之处。五是填词的具体技巧和创作经验[7]141。

“雅”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审美范畴之一，更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历久而常新的题目。其本身就存在着多重解释的可能，而不同时空的人由于主客观条件有异，故在释解“雅”的标准时不免会出现歧路亡羊的结果。但是，经过数代人的梳理，到目前为止已经基本上探索出一条相对客观准确的阐释路径，即应怀有“了解之同情”，尽量回到张炎所处的语境中，将其词评与所评之词紧密结合起来去阐述。也唯有这样，方可有效避免讨论张炎以“雅”为中心的论词标准时千人千口千口千味的纠结与纷杂。

二 “清空”境界的多重解读

张炎之前，苏轼词与辛弃疾词大行其道，但是至宋元之交，受时势影响，词人多数不再直抒胸怀，高倡复国，更多的则是以委婉曲折与借题寄意的手法来表现特殊的历史环境中的复杂思想感情。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词源》正是对词的这一发展过程的艺术体认与总结。这是论词“清空”说的时代与文化背景。陶尔夫与刘敬圻《南宋词史》即指出《词源》是“适应时代需要而出现的理论著作”。

在阐述“清空”之义时，陶尔夫与刘敬圻《南宋词史》认为：“清”乃指词人品格高尚，胸怀宽广，心灵澄澈。所谓“空”，指境界空灵，词语超虚，所咏情景不着色相。认为这是传统诗论中“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与“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在词审美与批评方面的延伸和发展，是词史与创作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8]。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则结合“质实”与“意趣”来论“清空”。他认为词的艺术境界上，质实之词，较多在实境上下功夫，虽详瞻却往往因说得太尽、描绘过细反而缺少余味。而清空之词注重虚境作用，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善于启发作者的联想能力，使人进入一个广阔的幻想世界之中，给予人丰富的回味余地。前者以吴文英为代表，后者以姜夔为代表。同时，“清空”与“意趣”不可分割，有清空之要妙，始有意趣之盎然。而质实之作不可能有意趣。词“意趣”的实质也就是严羽所说诗的兴趣。意趣和兴趣都是就诗词意境所蕴含的审美趣味而言。意趣主要从作品方面来说，兴趣主要从作家方面来说。张炎提倡“清空”与“意趣”是和高雅联系在一起的，要求“骚雅古雅雅正”。所以他反对豪气词是不满其缺少含蓄，蕴藉不足，而并非是反对词要有宏大气魄[9]116。朱崇才《词话史》也将清空与质实对比而论。在他看来，“质实”并非一种境界，而是一种风格上、结构上、语义上的毛病。主要表现为“凝涩晦昧”与“拘泥现实”，堆砌词语，意义晦涩，过多过实的物象间缺乏有机联系。而清空并不意味着脱离现实，向壁而造，而是生活之坎坷，心中之幽怨而造成[7]161。方智范等人所编《中国古典词学理论史》认为，张炎的清空，即在“心炼”和“出笔”的创作过程中，选择与“清”情相应的景象事物，取其神理特征，写来欲擒故纵，有疾有徐，洁而不腻，不着色相，显得官止神行，虚灵无滓[1]73-91。李晓云《析张炎的清空论》则将“质实”与“清空”辨析得更为明确：“质实”侧重于词的内容(包括措词用字)，而“清空”则有两层含义：一为语言的清新空灵，二是意境的清空，而其侧重点则是由于语言的清新空灵而塑造出的词之意境[10]。

颜祥林《宋代词话的美学研究》一书专章论张炎词学思想，特别强调“清空”是张炎艺术审美理想的核心概念，是其美学价值取向，也是其判断词作的标准，还是其引导词之创作和欣赏的先行规定。对于清空的认识，颜氏跟朱崇才相近，认为“清空”不仅是一种风格，更是一种美德追求，一种超越人间俗世的精神遨游。但是颜氏还指出，“古雅”和“峭拔”是清空内核的两个基质。“古雅”为艺术文本所蕴含的情感内容，属于骚雅高远的心灵志趣，它承袭《诗经》和《楚辞》艺术传统的精神内涵，“峭拔”为显现在文本中的超越飘洒艺术境界与俊峭隐逸的语言意象，两者的和谐融合就构成“清空”的艺术境界和美学意趣[3]240-260。马丽娜《张炎“清空”观新论》解读张炎“清空”说时称，宋代词学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清空”：一种是苏轼的“清空”，以“清旷”的人生态度、天才的笔力以及无意为文、不凡绳削的创作风度突破文法束缚，直接传情达意。又以“诗语妙”的方法，追求空灵模糊而又难以言说的意趣，从而表现出作品的“众好”、“至味”。另一种是姜夔的“清空”，强调人力功夫，由法度森严趋向自然而然，由才学到“清空”。随心所欲而不逾越规矩，在法度所许可的范围内获得极大的创造。张炎的贡献是结合二者所长，既重视法度又不限制天才，建构了一种比较完整的“清空”思想[11]。

“清空”境界的多重解读客观上折射出学者们多元化的词学观，这种讨论的持续本身反映了张炎词学研究的兴盛。尽管解读存有诸多的不确定性，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张炎的词学世界里，“清空”只能有一种一以贯之的解释：还原历史语境，结合当时的词学观，方可更加真实地接近作者原意。孙克强《词学史上的清空论》在解读路径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孙文一是自“清空”字义进行分析，二是结合姜夔词对照而论，三是结合词的音乐属性以考量，最后整合诸家之说，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清空观。在其看来，“清空”具体而言就是：一指意境的清虚空灵，二指虚字使用使语言章法灵动流转，三是词乐的清淡疏徐。文章还指出了“清空”在词学史上的意义有三：“其一，作为词学的原创范畴，更能传达词体的内在气质；其二，‘清空’成为一个流派的代称，它记录了一个词学流派繁盛和衰亡的过程；其三，从南宋至晚清，‘清空’一直是词论家常议的论题，可谓词学史的‘关键词’。”[12]

三《词源》价值的重新估衡

前人论《词源》，评价颇高，今人多数依然。余传棚《唐宋词流派研究》认为：“《词源》二卷，为宋代暨中国古代词学史上继首部词学专著王灼《碧鸡漫志》之后的第二部词学专著。”[13]朱崇才则视《词源》为词学的第一部著作。他新出版的《词话史》，从词话史角度，指出《词源》的重大价值及意义：首先，前人之“雅”大多指具体的作家、作品，甚至是自我标榜，而《词源》之所谓“雅”，是指整个“词”这一文体在某些方面应该具有的理想品格。《词源》之“雅正”，已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抽象概念，由此而构造出具有一定规范的理论体系，从而使词话最终完成从记事体到理论体的转变。其次，《词源》从各个方面都进行了系统而较有层次的阐述。第三，《词源》一般不轻下评判之语，往往仅举例让读者自己体会。第四，《词源》的风格论，理论与实践较为统一，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可实际运用于创作。第五，张炎的雅正论，开始向美学层次的境界论发展。境界说是词话理论中最高之层次。张炎的“清空”论，实质上是词所独有的，或是集中地体现在词这种文体上的一种美学境界。第六，《词源》的词法论逐渐成为词学立论史上最具影响的风格理论[7]147-154。颜祥林《宋代词话的美学研究》也认为，“《词源》的出现，标志着宋代词话达到了理论成熟的阶段”[3]241。金诤《宋词综论》称：“《词源》是一部从理论上对整个宋词做出系统总结，特别是集婉约词创作理论之大全的重要的词学专著。”[14]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更强调，张炎《词源》是宋元时期最重要的一部词论著作。石兰思与张靖《从〈词源〉看张炎的词学观》亦称“在两宋词学论著中，《词源》可以说是理论性最强、学术含量最高的一部”[15]。

《词源》的理论价值，一方面体现在它对两宋之词作了一总结。王昊、张秋爽《〈词源〉片论》即指出，《词源》在入元之后对宋词作法经验方面的概括总结，这实际上也显示着词体文学高峰期的结束，所谓“嗟古音之寥寥，虑雅词之落落”既包含扶正示范的意思，更有为一代文学总结之意[16]。李建中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则同意袁济喜的观点，即张炎词学理想可以概括为：倡雅正，主清空，讲意趣，“成为唐宋词学的总结和后代词学的指南”[17]。再如张秋娟硕士学位论文《张炎词学思想探微》评道：“作为一部以探讨词形式为主、兼顾词内容的词学著作，《词源》既是前人词论的继承和总结，更为后世词论家所追捧和发挥。”另一方面体现在它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18]。颜祥林《张炎〈词源〉词学思想三论》曾总结称，《词源》提出一系列逻辑范畴和美学概念，深入具体地研究了词之创作与欣赏的诸多问题，使词之探讨进入到崭新的境界。因此，《词源》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为后世词话奠定了理论基础[19]。

不同于以上诸人视《词源》为具有理论体系重要词学论著，邹然《中国文学批评史》认为，张炎入元以后著《词源》“上卷介绍词乐源流，全系抄录古代及宋代音乐文献，意在整理和保存词的历史资料，便于学词者考察其源流。下卷是作者自己关于词学的历史资料”[20]276。这几乎是十余年来对《词源》最低之评价。实际上，从文学史、学术史、词学史、批评史或词律史等不同角度去观照《词源》的重要性，得到的结果必然不同。可以说《词源》的价值大小，根本取决于人们将其纳入何种体系中加以考量。

四词史及批评史等专著中的《词源》评论

论词史绕不开张炎，谈词学批评必提《词源》，所以但凡是词史及词学批评史必会对张炎的《词源》展开评论。这些评论往往具有对比性、整体性及概括性等特点。论及《词源》的理论承继情况，有学者认为其接续司空图、严羽的思想，如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认为，张炎《词源》中所体现的文学思想与司徒空、严羽相接近，可以说是司空图、严羽诗论在这方面的延伸[9]116-118。也有学者指出其与李清照词论的关系，如邹然《中国文学批评史》认为，自李清照词论强调五音五声六音以来，协音合律是南宋格律词派人谈得最多的一个问题，而张炎论词特别强调协音合律，其《词源》可视作是对这种探讨的一个系统而全面的总结[20]276。还有学者指出，张炎以“清空”“意趣”论词，清空带有虚之意，质实带有实之意，词虚而清空，从而有韵致意趣。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中国古代批评“虚”“实”对举之论的继承和发展[21]。

此外，王运熙、顾易生等人从格律角度评道，张炎论词强调协律、雅正、清空，强调明于用事，精于炼句和意趣高远，风流蕴藉，“表现出格律派词人的艺术观点”。朱崇才从词话史角度指出，《词源》从乐律、风格、题材、主题、创作技巧、用辞造句、作家作品等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则、方法、技巧，对两宋词话作了一个总结。称张炎提出清空，并加以简说，把词学从风格论拓展至境界论，实现了诗词学史上的一大飞跃。如果说，风格是艺术阐释学，而洁净则是一种艺术哲学。艺术之有境界，才是最终摆脱文章技艺这一实用工具格局，成为一种真正自由的“纯艺术”[7]147-154。颜祥林《宋代词话的美学研究》则是从美学角度加以观照，认为张炎对词审美本质的注意超过了对词起源问题的关注，他所思考的问题更为深入和具体，提升到了美学理论高度。“其合理内核在于从美学角度提升了词的艺术品位，对词的创作和欣赏进行了精湛的研究，强调了审美形式和艺术技巧在词创作中的作用。”[3]241

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许兴宝《唐宋词别论》一书，完全从禅理视角来评论张炎《词源》。他提出“张炎《词源》以禅理论词，与严羽《沧浪诗话》以禅论诗有相似之处，或为彼时文学理论以禅立论的双璧，应予重视”。并列举理由如下：其一，南宋末，社会上禅宗广泛流行，知识分子谈禅成风，张炎受此影响，灾难促使其皈佛。张炎是笃信佛教之人。四十三岁时去元大都写金字藏经。其二，家风影响，从其祖父起，即大力信佛。其三，词中“空”字出现103次，“清”频率也很高。总之，习禅的时代，事佛的家风，参禅的生活，以禅论诗理论的继承，论偈禅风的创作，为张炎以禅论词提供了丰富给养，对《词源》以自家面目出现产生了较大影响。张炎《词源》“雅正”与“清空”相结合体现出了儒禅合流的论词趋势。其“以儒作为旗帜，以禅作为旗手，集继承创新为一体，使《词源》下有根，上有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诚可赞誉”[22]。

五多元化的研究视角

上个世纪学者着重强调《词源》的外围研究，而近十余年来学者主要是立足词学学科本身，深入并广泛地探讨了《词源》的概念和体系。但是，学者关注的热点并没有转移，尽管研究得更为深入与细化，但总体上来看依然是围绕“雅正”观、“清空”说及《词源》价值估衡展开。新世纪以来《词源》研究趋势方面最大的特点是视角呈现出多元化态势。学者从比较学、接受学等不同视角对其进行观照，得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结论。

由于《词源》与《乐府指迷》关系密切，所以学者多将二者加以对比而论。方智范等人将创作论颇为相近的《词源》与《乐府指迷》比较，认为《词源》的长处在于论述更为详明。理由有二：一是《词源》对全局性的创作过程，对于不同形式、题材的作法，要较《乐府指迷》论述周详。二是《词源》不但予规矩，且教人巧，故举例甚多，授人可谓虚实并列[1]73-91。王雨容《〈乐府指迷〉及〈词源〉的论词范例之比较》则通过对论词范例的比较探究，指出：“《乐府指迷》是专尊清真的，而《词源》则有更大的包容性，它们是互有继承和发展的。”[23]

从接受学而展开的研究如傅蓉蓉《论〈词源〉理论在清代的接受》认为，《词源》的接受史折射出历代词学思潮发展和变化的历史轨迹，对于蓬勃发展的清代词学而言尤其如此：从清初云间派词学家对它的浅层接受，到清前期浙西词派在继承其理论的同时根据自身需要对其进行概念偷换，再到清后期常州词家为调和词学内部“言志与缘情”、“守律与破律”、“雅化与俗化”三对矛盾，对该理论进行了合理吸取与深化，并通过“意内言外”的词学理念，完成词体最终的复合建构。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词源》作为一个参照系和理论源，对清代各时期各流派的词学思想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并最终促成了词学向诗学的融合[24]。丘斯迈《试论张炎〈词源〉对后世词论的影响》主要讨论了康熙前期的浙西词派，以及嘉庆年间由浙西词派衍变的常州词派在《词源》接受方面的异同[25]。

此外，更有学者将《词源》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中进行考察，以确定其形成的根由或者对其它文体的影响。如尚慧萍《论〈词源〉词学思想形成与宋代文化的关系》认为，张炎《词源》中提出的存“骚雅”、有“意趣”、风格“清空”的词学审美理想，与宋代理学影响下宋代文人的人生态度，尤其是诗文审美取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并指出，张炎的词学观承继着苏轼、姜夔及杨万里人生态度和艺术态度的精神，尤其是“清空”、“意趣”、“骚雅”三大审美范畴更与两宋诗文理论有着清晰的内在传承关系[26]。叶露《略论〈词源〉对词体的影响》主要强调了《词源》对后世词体的影响。文章称，张炎从理论意义上倡导词的雅化，又用清空的意境来挽救过于诗化的词体，让词更具有文人特点，这无疑提高了词的地位，使之成为正统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7]。吴恋的硕士学位论文《〈词源〉美学研究》依然从美学角度对《词源》进行梳理和分析。而段炼的博士学位论文《诗学的蕴意结构》则是整合西方现当代文学批评理论、西方当代汉学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和文学史研究，从比较和相互参照的视角出发，研究南宋词人、词论家张炎的《词源》。

论及研究趋势，除上述所及的视角多元化之外，还有一个倾向即张炎《词源》研究趋向细化。如徐文武博士学位论文《〈词源〉及其词论史影响研究》以张炎《词源》的词论为研究对象,专门探讨《词源》对金、元、明、清以及近代词论产生的影响[28]。王翠菊硕士学位论文《张炎〈词源〉之“清空质实”说研究》则立足于“清空质实”说与“风骨”论的承继关系，以及对词味论，书、画、乐论的借鉴与创新，专门对“清空质实”理论进一步作深入细致的分析探讨[29]。张萧绎《张炎“清空”说简析》及马丽娜硕士学位论文《张炎“清空”研究》主要就“清空”展开[30][31]。后者分别从文化背景、理论来源、相关概念的辨析及文本分析等方面逐一进行阐述，意在对“清空”的本质特点作一个整体观照[31]。限于篇幅，其他论文不再一一胪列。

综上所述，新世纪以来张炎《词源》研究取得的成果是巨大的，并且伴随着词学以及词学批评的兴盛，研究趋势顺应了时代潮流：一是观照视角多元化，二是研究趋向细化。相信，这一趋势还会进一步增强。但是，就整体而言，张炎《词源》研究仍存有一些不足：一是《词源》的音乐，尤其是音律研究裹足不前；二是立足于词学本位的研究并不突出；三是《词源》理论解读与张炎词作分析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就研究成果而言，十余年仅出版一部专著（翦伯象著《张炎词学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06出版），这与研究对象本身的词学史地位很不相称，也表明张炎《词源》研究依然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这些都将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1]方智范，邓乔彬，等.中国古典词学理论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李岳，朱国林.论《词源》中之“骚雅”[J].长江大学学报，2004（6）：8-10.

[3]颜翔林.宋代词话的美学研究[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4]张萧绎.从白石词看张炎《词源》中“骚雅”之义[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6（1）：82-83.

[5]郭锋.论宋代词学的“骚雅”[J].济南大学学报，2005（3）：45-49.

[6]许海.张炎的雅词理论与创作实践 [J].五邑大学学报，2004（2）：29-32.

[7]朱崇才.词话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6.

[8]陶尔夫，刘敬圻.南宋词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9]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0]李晓云.析张炎的清空论[J].鄂州大学学报，2004（2）：52-55.

[11]马丽娜.张炎“清空”观新论[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1）：59-60.

[12]孙克强.词学史上的清空论[J].文学遗产，2009（1）：5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