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 文

（华南理工大学 思想政治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0）

众所周知，侵华日军在中国建立了大量的生化武器研究、制造基地，违背1928年9月26日在日内瓦签订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总议定书》，悍然使用生化武器，造成多国军队、平民重大伤亡。目前被揭露得比较多的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队。而在华南地区，日军也建立了规模空前的生化武器部队及基地，荼毒整个太平洋战场。由于日军保密工作严密，相关战犯利用战胜国之间的矛盾掩盖罪行，日本南方军波字第8604部队的罪行较少为人所知。罪行被掩盖不但是对人类历史的侮辱，更将深远地影响世界和平与稳定，因此，揭露侵华日军波字第8604部队的生化战罪行意义重大。

一 基本史实

（一）侵华日军波字第8604部队

波字第8604部队的前身是昭和十三年（1938年）9月7日在日本大阪创建的“第21野战防疫部”，大约有150人。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岭南大学医学院（今中山四路中山大学医学院）被日军占领，作为华南派遣军司令部直辖的“防疫给水部”（波字第8604部队)本部驻地。波字第8604部队从此成为继关东军659部队（其设于哈尔滨平房区的本部称731部队）、驻长春的关东军100部队、驻北京的北支甲1855部队、驻南京的荣字1644部队之后侵华日军的第五支生化战部队。

该部为师团级单位，编制1 200人，专业将校军官达百人。部队长先后为田中岩、佐佐木高行、佐藤俊二、龟泽鹿郎。下设6个课：总务课、细菌研究课、防疫给水课、传染病治疗课、鼠疫培养和病体解剖课。另外，在广州越秀小北大石街附近的广东省立广州女子师范学校、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今华南农业大学）、今中山大学肿瘤医院等处也都设有其分部机构。除广州本部之外，该部还将兵力分派到福建、广西、徐州、香港九龙以及广东省的一些地区。他们打着“大东亚共荣”的旗号开展所谓的“防疫”和“救护”，背后却进行着研制病毒、生产病毒、施放病毒、活体解剖、生化屠杀等反人类的罪恶活动。

在日本战败投降近五十年内，外界对这支部队生化屠杀的罪行几乎一无所知。直到1995年8月13日原波字第8604部队第四课病理解剖班的井上睦雄发表了被称为“井上睦雄证言”的《第四课解剖室和昆虫室饲养跳蚤工作时的见闻》，波字第8604部队存在的史实及罪恶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二）《第四课解剖室和昆虫室饲养跳蚤工作时的见闻》之见证

对于当年战争情绪狂热、军纪严苛的侵华日军而言，生化战组织和活动都是绝密工作。早在1933年在东京千叶县习志野成立研究毒气战和培养训练实战人员的陆军化学兵学校时，第一任校长中岛今朝吾少将就强调：“凡是不能保守秘密的人都要受到公正而严厉的惩罚。”整个战争期间，日军在疯狂使用生化战手段的同时也高度重视对生化战信息的保密。战败前夕，日军对相关证据的销毁工作更是进行得足够彻底，致使波字第8604部队生化屠杀的罪恶居然尘封了半个多世纪。

“井上睦雄证言”呈现的重要史实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井上睦雄在波字第8604部队的基本情况：

在1943年2月，作为本队的卫生兵部队，在千叶县陆军医院组建。后随队在广州的黄埔港登陆，嗣后搭乘火车进入了市区。因为蒸汽火车是以木材为燃料的，速度很慢，满车厢都是炭灰。出发时，日本还是大雪纷飞，来到中国广东，却已觉溽热难耐。估计是同年2月下旬，我们进驻了中山大学 （其时应为中山大学医学院）。之后半年，我们进行了一般性的军训及卫生兵训练。所用的教课书《卫生教程》很厚，里面有对人体构造的描述，我们针对此做了试验，一丝不苟，颇为严苛。这种训育搞了半年时间。

训育完成之后，我们分配到了各个课室。我分到的是第四课病理解剖班。这一课包括有病理解剖班、昆虫班、疟疾班。在这一时间段内，担任波字第8604部队长的是龟泽（龟泽鹿郎）军医大佐，担任第四课课长的是山内正通军医大尉，他后来升到了少佐。[1]

我们从证言中可以得知，此时，佐藤俊二已经调离了波字第8604部队，到了南京。而他已在广州主持这支细菌部队有一年之久，且是一段历史关键时刻，即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难民大量涌入广州的1942年整整一年，也就是香港第一波“归乡”潮的时间段内。应该说，进入1943年，已是相对稳定的时期，所有的罪行业已开始且有条不紊地进行。至于接替佐藤俊二的龟泽鹿郎大佐，我们没有在伯力大审判中见到他的名字，即便是伯力大审判，由于佐藤俊二刻意的隐瞒，在波字第8604一案中也成功脱罪。

病理班的卫生兵有六七名，还有一名台湾的文职人员。昆虫班主要是培养鼠疫跳蚤，卫生兵约有十名左右，再加上多名中国劳工。疟疾班的班长寺师勇，战后还当过熊本县荒尾市市长。

第一科的金光克已，战后担任了厚生省的医务局长。第一科中的马场准尉，则进行马、猪、鸡霍乱的研究。[1]

这是令人吃惊的，这些参与细菌战并担任相当职务的官员，战后竟可以担任厚生省（相当于国家卫生部）的高层官员（医务局长）以及地方行政长官，这就不难解释后来发生“艾滋丑闻”的“绿十字”为何会得到当局的庇护了。

第二，关于细菌战病理解剖：

在病理解剖班中，解剖的主刀总是桥木，其余的人只能当助手。常常当助手的有我，有佐藤吉已、高杉等人，佐藤吉已是住在长崎的。

用福尔马林把取出的脑部泡制成标本。福尔马林浸泡有两项功能，一是不腐烂，二是可凝固。脑体凝固后可做切片标本，那是用近乎厨具的刀片切成薄薄的一片，再贴在玻璃板上，放到显微镜下，加以染色。当标本切片上染有疟疾细菌，则会沾上染色液。这一来，从染色上就能判断样品感染疟疾的程度，还有疟疾的类型。

常常每天有四五具尸体送到病理班，整天也解剖不完。

解剖的要求，有简单的，也有复杂的，故一天最多只能解剖三具上下。解剖一具得三个小时左右。从1943年8月至1944年美机空袭期间，我在病理班时，一天只能解剖约1.5具尸体。这样的进度，一直持续到我离开这个班。解剖不完的尸体，送进冷藏库保存。为保证不腐，我们每每把脸盆大小的冰块，放在了尸体的腹部上面。[1]

第三，关于活体解剖：

我们认为，是中国劳工向外面泄露了第四课的秘密，即这里的昆虫班是专门生产鼠蚤的。这事发生在我奉命调入鼠疫跳蚤培养部门之际。是我察觉了一位苦力偷偷地收藏了“波字第8604”部队的图示，而我则因此被授予勋章，日本战败之后，我把这枚“殊勋乙级”的勋章付之一炬。

病理解剖的对象中，则听说有间谍或者是游击队员。可他们是从哪里抓获的诸如此类情况，则视为军事秘密，规定不得打听，甚至不准在同事间相互传播。其实，尸体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额头被击中的，定是宪兵所射。因为额头里有一处系两层骨头重叠的，所以，每每被子弹射中，会引发脑震荡却不会一命呜呼。

坦率说……那不是尸体，而只能是活体，心脏并没有停止跳动。我们用钳子钳住血管以止血，好把血管挑出来放在显微镜下观察，能看到红血球、白血球都聚集到了一堆，心脏跳动时它们就翻滚。

我们不曾进行过鼠疫的病理解剖，较多进行的是疟疾的病理解剖。地下室里水槽浸泡的是病理解剖后的尸体。中山（医科）大学的带圆形座位的教室被改造为解剖室，解剖用的台子就设在中间。地下室里边的水浸的是尸体，那里还有不少用福尔马林浸泡的罐子或大玻璃瓶，里边则是头颅、内脏的标本。大概不足100个，但至少在50个以上。

1944年，美军空袭，病理解剖就因此终止了。[1]

我们为之感佩的是，地下工作者为了绘制出这支细菌部队总部的地图，不惜冒着杀头的危险，打入到了该部队的劳工当中。可见，当时日军细菌生产的罪行，已经引起了地下工作者的严密关注与警觉。很可惜，他未能完成自己的任务，而这一罪恶也因此被隐瞒达半个世纪之久。

只是这位勇敢的劳工，恐怕到死也未必知道，自己竟成了这伙法西斯分子活体解剖的对象，临终前还要忍受非人的痛苦。

第四，关于鼠疫跳蚤生产：

我是1944年调入鼠疫跳蚤生产部门的，我的专职是把握温度，使之恒常，当然，也打打别的杂活。第四课昆虫班的卫生兵大约十名左右，还有数名中国劳工。昆虫班就在现在中山医科大学的北门与东门之间，饲养老鼠是主职。在直径2-3厘米的圆形液量计中，放入的鼠疫跳蚤的刻度也是2-3厘米，数不清总计有多少只跳蚤。白色的野鼠被跳蚤吸干血之后，只剩下一张皮似的，成了木乃伊，旋即便被置弃，再补充新的，源源不断，大概每只老鼠养个5-7天便被扔掉了，所以我无法弄清培养了多少鼠疫跳蚤。我们轮班上岗，每回4-5个人当班，这是提高产量的命令所决定的，我还记得，每个房间的煤油罐都有100个上下。

1944年，美军的空袭变得频繁之前，我记得上峰发出了增产的命令，而当时的部队长仍是龟泽军医大佐。增产则是原需要的鼠疫跳蚤是10公斤，现在则要15公斤。说是空袭后，美国若不久在中国南方海岸登陆，这种鼠疫战役将发挥最大作用。

几乎是每个晚上，美军飞机都有轰炸，B-29一来时，铺天盖地。及至1945年6月24日，“波字第8604”部队的一栋老鼠饲养屋和一个混凝土建筑——那是鼠疫跳蚤的培养机构，终于为25-26架B-29编队的美机炸毁。

第四课生产的鼠疫跳蚤被运往什么地方也一无所知。

1946年我回国，乘的是一艘排水量为1.3万吨的大型船只，船上发生了霍乱，200人死了。同年9月，在浦贺上岸。此时九州的久留米，还余下朝日屋百货店，其他已烧成一片废墟。[1]

郭成周在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书中说：

去年曾来广东作实地调查的日人糟川良谷先生最近给我寄来了他写的论文，他据原第23军司令部军医部、8604部队成员、香港占领地总督部副部长、731部队第三部部长江口丰洁所著《防疫给水和香港的卫生行政》一书中指出，近年来的原（东京）军医学校旧址发现的大量人骨也极可能就是从广东送过去的“检验体”。

据华南防疫给水部的报告提到，他们饲养1万只老鼠，每月可生产出10公斤鼠疫跳蚤，并增加到2万只老鼠。在中大医学院图书馆附近的第四课早已进行了鼠疫跳蚤的制造，并从白云和天河机场用飞机运走，其进攻的目标是昆明、丽水、玉山、衢县、桂林、南宁6个地区。

《井本日记》1942年9月12日有关于“昭和17年木号指导计划”的记载，所举攻击目标有昆明、丽水、玉山、衢县、桂林、南京等6处。其中昆明、桂林、南宁距天河机场颇近，可说是最短距离。该日记7月26日条又有“对赣州、建瓯等的攻击可于开战以前从低空实施，但是（对桂林、衡阳的攻击）可与战斗轰炸同时实行”，这就是说，1942年浙赣战役时从空中向玉山、衢县、丽水等浙赣铁路沿线散布了细菌。[2]

（三）与“井上睦雄证言”互证的史实

1.屠杀香港难民。日军占领香港后，逼迫大量香港居民内迁。大量内迁至广州及周边的香港难民给日伪政府带来安置压力。日军便通过在广州南石头村设置的检验所、难民营投放伤寒、副伤寒细菌的方式毒杀大量香港难民并利用难民传播病毒；同时也藉此研究样本、检验细菌战成果。

井上睦雄到广州的时候，已进入1943年，是香港难民潮持续一年之后。相关的细菌罪行仍旧有条不紊地进行。证言中，井上睦雄所在的小组一天最多只能解剖三具感染疟疾的尸体。而如此持续、大量地获得死于疟疾的尸体的原因何在，揭露者也可能不甚了解，但从我们的调研中则可得知，大批难民被羁留在南石头难民营中，相当一部分人被分门别类专门作为疟疾细菌感染试验的对象，换句话说，他们是在日军实施细菌研究时被蓄意毒害的相当一部分“符合研究条件”的样本……波字第8604部队在广州逾三年，最保守估计，仅这个小组解剖的死于细菌屠杀的尸体，就超过两千。那么这支建制1 200人的专门军队，该屠杀了多少人？

2.太平洋战场的鼠疫战。日军多用鼠疫武器扰乱、摧毁对手的后方，屠杀平民。如1940年东北“新京”鼠疫，1940～1944年引起多次鼠疫、霍乱、伤寒等的浙赣细菌战，1942年常德鼠疫战等都是日军鼠疫战的罪状。从流行病学观点来看，鼠疫的流行先是以动物流行病为基础，即是先有大量的鼠间鼠疫发生，鼠疫菌在鼠体内必须要经过潜伏期及繁殖，再通过跳蚤等媒介传播给第二宿主(牲畜、人)，造成人类鼠疫。鼠疫武器具备施放隐秘、传染速度快、发病致死率高、容易造成社会恐慌情绪等“优势”，因此成为侵华日军倚重的细菌武器。

1942年3月，日军参谋本部的作战参谋井本熊男中佐在马尼拉与日本南方军参谋部第一课长石井正美大佐协商菲律宾战事，准备实施细菌战。18日的《井本日志》关于巴丹半岛的“保号”作战，有如下具体记载：“东京1月300公斤——要使用必须在东京制作‘八’（混入鼠疫菌的榴霰弹）。南京能力小；需要MC或其它的运输飞机两架，需要相应的飞机必要人员十几名，派50～100名前往‘马尼拉’（来自总，东京，关东军），1 000公斤需要10次左右吧？炸弹应有300枚左右。”[3]这是一个对据守巴丹半岛的美菲军队制定的细菌战进攻计划。因为机密工作日志为保密使用了隐秘代号，语言简略，我们把该计划译转则为：对美菲军队投掷1 000公斤细菌（感染了鼠疫的跳蚤），共投掷10次左右，总量为10吨。为此要有300枚炸弹。进攻需要中型运输飞机（MC）或其它的运输飞机两架，需要机组人员十几名、后方的马尼拉需配备50～100名生化战人员。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哈尔滨）、中支那防疫给水部队（南京）生产细菌的能力较弱，因此需要在东京每月生产300公斤的细菌。虽然这次细菌袭击因为美菲联军提前投降而取消，但是战争需求使得日军各生化基地开足马力运转。广州居民也发现驻穗日军大量捕捉老鼠的活动。如证言所述，其后井上睦雄所在的波字第8604部队的鼠疫菌月产量由10公斤迅速增加到15公斤。

在广东省内，非日伪控制区如韶关、湛江雷州半岛等地多次发现疑似鼠疫战的痕迹，也都可以从“井上睦雄证言”里找到来源。尤其是战争后期，为了防范美军在华南登陆，日军多次在湛江雷州半岛投放鼠疫病毒。从1940至1949年，广东位列全国鼠疫疫情严重区域第四位[4]，雷州半岛及周边地区就是重灾区。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大力组织开展灭鼠防疫工作以后鼠疫才得以基本根治。

3.1942年滇西细菌战。1942年春，日军为了切断对缅甸军援的通道滇缅公路，进而侵入到云南省，对无法攻占的保山城大量使用了霍乱菌和鼠疫菌作战。“据保山市志记载，保山境内霍乱流行日期是从1942年5月15、16日在县城附近村寨渐次蔓延，到6月10日左右为发病最剧烈时期。坝区各村寨几无幸免之家，甚至有绝村绝户者，有的村寨死者过半，事后统计约死六万余人。而且六畜也遭此劫，牛马死亡最多。”[5]“侵华日军在滇西实施的细菌战，范围包括滇西沦陷区以及保山等地区，日军侵入滇西长达两年零八个月之久，致使这些地区霍乱、鼠疫等疫病流行，连年不断，先后死亡达‘数十万’人之多。”[6]

4.“夜樱花”行动。1995年5月18日《参考消息》上有一篇报道，题为《夜樱花，激怒美国人》，文称：按计划，日本海军的一架飞机应在1945年9月22日飞临加利福尼亚上空，将黑死病病毒（按：即鼠疫菌）撒向美国大地。战斗机飞行员应在这一夜晚带着千万只受病毒感染的跳蚤向圣迭戈俯冲，使敌人感染黑死病。这一死亡小分队的代号为“夜樱花”。但这一行动没有进行。在这一日期前六个星期，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

半个多世纪后，太平洋战争的这一章几乎仍未引起人们注意。

二 反抗斗争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对日寇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华南地区，波字第8604部队进行生化战期间，反波字第8604部队的斗争也在开展。华南广东区域隶属国民政府第四、第七战区。第四战区司令为张发奎，1940年8月分出第七战区，司令为余汉谋。

国民政府在抵御生化战方面暴露了许多缺陷，如人才不足、资源缺乏等。在广东多次发现日军投放生化武器，但受到客观条件限制，无从研究，也导致我们难以掌握波字第8604部队生化战的第一手证据。但是，相关人员也进行了充分的努力。如“井上睦雄证言”中所涉及的被他发现的“地下工作者”。我们相信地下抵抗组织其余人员尽了最大的努力。在战争后期，正是他们点燃了引导盟军轰炸机炸毁波字第8604部队鼠疫基地的烟火……

正面战场上，国民政府的防疫部队也承担着繁重的防疫抗敌任务。其中一个杰出人物不得不提，他就是著名的现代防疫医学泰斗陈安良。

陈安良，1909年生，今广东深圳观澜人。从小在德国教会学校读书，中学毕业于著名的梅县乐育中学，被保送至上海同德医学院学习，后转入广州公医医学专门学校（中山大学医科前身）。1935年，成为广东第一名法医研究生，写成第一本著作《毒瓦斯的防御及其中毒后的救治》，该书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该书是我国第一本进行毒化学防治的专著。日军编写的臭名昭著的《毒瓦斯用法及其战例》、《特种发烟筒用法及其成果利用法》等第一批相关书籍则在1938年才出版。1937年，陈安良获得洪堡奖学金资助公派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医学院留学。1939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即回国参与抗战。他先后担任正面战场第五防疫医院院长、卫生试验所所长，军政部军医署第三、第七、第八防疫大队技正，后升任技监兼大队长，上校军衔。在粤、赣一线统领繁重的防疫抗敌工作。

1942年，日军飞机在粤北（韶关）翁源、乐昌一带撒放麦粒、棉花絮，上边沾有跳蚤及不明液体。陈安良在韶关中国军政部医属第八防疫大队工作，由于工作条件有限，没有培养基，无法查出附着细菌类型。但是他敏感觉得是烈性细菌（最有可能就是鼠疫病毒），他迅速组织安排人员采用“土方法”：在日军投毒区域以播撒大量石灰、焚烧投放物品、捕杀老鼠等方式严加防范，防止了疫情的发生。正是严格防疫防范，战时华南地区国民政府所辖粤北、粤东及赣南等地，较少发生相关疫情。他凭借这方面的经验，认为日军短期内不会谋取粤北韶关，否则，就不会撒放细菌（果然，自1942年至1944年间，日军未图韶关，直到要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才于1945年春打通粤汉路，进犯粤北）。他还因此判断得到嘉奖。

建国后，作为广东防疫专家的陈安良，大力推行灭鼠运动，广东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基本消灭鼠疫之患。也正是陈安良，在1994年，与谭元亨等学者参与确证日军在南石头设立的检疫所、集中营所在地，第一个指出，日本老兵揭发的用细菌杀害大批粤港难民的所在地误读的“滩石头”是南石头，附近就有日军的检疫所，从而有力地证明了井上睦雄所述的真实性。

三 离奇审判

（一）战胜国的利益争夺

对日本的审判权掌握在美苏等大国手里。在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审判利益等都有着重大差异的战胜国之间，对战争罪恶、战犯的审判成为美苏等大国利益博弈的平台。

美苏都遭受过日本生化战的危害，但是对这些国家而言，为了更有效地“威慑”对方，日本生化研究的“资料”远比揭露其罪恶的价值要高。美国陆军细菌化学战基地佛都·戴多利库研究所的艾都温·西鲁和吉塞夫·宾库塔两位博士，专门为免除石井四郎（731部队长）及其属下罪行请愿道：“石井部队的资料是长时间积累的研究成果，花费了几百万美元，这样的资料是我们的实验室根本得不到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搞人体实验。为了搞到这些资料，我们只用了700美元，连731部队花费的零头都不到，这笔买卖太廉价了。”[7]

在美军统帅部和国防部限量分发的备忘录里，还有学者们这样的劝告：“日本细菌战部队的技术情报几乎没有散落到苏联去，如果进行战犯审判，这些情报必须对苏联公开。仅从美国的防卫和安全考虑，也应该设法避免公审。石井一伙为全面协调美国，正在准备大量的报告书，还愿意提供八千张用人和动物进行细菌实验的幻灯片。它们对美国国家安全是极为重要的东西，其价值远远超过了用它们来揭发战犯。”[8]美国一方面加快从日本收集情报，一方面强烈警惕日本向苏联提供有关细菌战的情报。据美国公开的1948年4月的情报显示，当时约有30名731部队有关人员“在莫斯科近郊从事细菌武器研究项目”。在美国的干扰下，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中，苏联要求美国移交有关细菌战证据受阻。

围绕免罪问题，石井要求得到文字的免罪保证。美国国防部为了避免今后的麻烦，提出通过情报系统向日本方面转达，一定保证免罪得以落实。双方会谈议定了一项“浮士德式的契约”：日方交出一切实验纪录，交换条件是美方对相关人员不予惩罚、予以保密。美军驻日本东京司令部1947年4月27日和5月6日致美国陆军部A·Waitt少将来往电文（C-82423）的批复是：其一，日本的细菌战经验，对美国的细菌战研究计划具有重要价值；其二，第731部队的细菌战资料对于美国国家安全保障方面的价值，远比利用它追究石井等人的战犯罪重要；其三，如果审判战犯，731部队的情报将被公开，这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是极为不利的；其四，从日本方面得到的细菌战情报提交谍报系统，从石井等人那里得到的细菌战情报不得作为追究战犯罪的证据。由此，731部队的全体人员获得豁免释放[9]。

富有“契约精神”的美国政府在其把持的战犯审判中保护了大量的细菌战战犯。臭名昭著的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的生活无人打扰，直到1959年死于喉癌。

（二）理性与实用理性的斗争

逃脱审判、逃脱惩罚，逍遥法外的罪魁石井四郎，在不同的场合乃至集会上都宣称：“是细菌部队拯救了日本国家。”[10]战争当中，是细菌部队起到了“拯救了日本国家”的作用，还是战后细菌资料的交易“拯救日本”呢？不管是战中，还是战后，至少对他自己的“拯救”是完成了的。

日本人野田正彰所著的《战争与罪责》一书指出：“日本的战后医学同战时直接相连，对过去没有进行丝毫反省。例如在中国展开细菌战，进行人体活体实验的陆军防疫给水部有关人员，战后却成了医学系的教授（京都大学、京都府立医科大学）、公立医院的院长，或是在行政卫生部门供职，建立了像‘绿十字’那样的血液制药会社。不尊重个人的传统，仍然被发生了艾滋丑闻的‘绿十字’的企业文化，被厚生省和医疗工作者相互勾结而承续着。”“同样是杀人事件，发生在日常中就不会有什么收益，但如果放在科学研究上，就有可能从中获得新的发现，产生划时代的突破，从而给全人类带来利益。”“用活人作试验品，促进了日本医学的进步。”[11]这些“混蛋逻辑”无疑也真实反映了日本国民典型的实用理性思维。

在大量活生生的平民身上实验鼠疫、霍乱、伤寒、炭疽……这些战犯居然是“为全人类做出贡献”！打着科学实验的幌子而进行的罪行，在战后却让相关人员大发横财、安居乐业！一大批战犯摇身一变成为“白衣天使”，许多人还成为政治领袖！

在“倡导公义”的理性与“为了利益无所不用其极”的实用理性之间的斗争中，我们看到了来自日本的回答。

四 历史反思

生物化学武器是战争中对人类和自然伤害极大的破坏性武器。因此，国际社会对以这种武器进行战争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尽管后来具体实施战犯“赦免”的美军代表默里·桑德斯上校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现在看来，当初放纵那批犯了罪的日本人是一个错误。”美国谢尔顿·H·哈里斯（Sheldon H.Harris）更完成了巨著《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美国司法部亦禁止涉嫌对人类犯有罪行的日本人入境……可这些毕竟太迟了。

波字第8604部队的罪行在半个世纪里被“成功”隐瞒，与整个日本社会没有对那场侵略战争进行深刻反省，且一定程度上容不得反省是紧密关联的。刻意隐瞒与拒绝反省，本就是历史逻辑的一致。没有公正的审判何谈反省，何谈认罪与赎罪，更何谈警醒与惩戒？

愿意和魔鬼进行灵魂交易的必然也是“魔鬼”！获得了日军生化武器研究的“成果”，由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军”在朝鲜战争中也曾悍然使用生化武器。据1952年朝鲜战争期间调查细菌战的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当时美军飞机在中国辽东辽西散布炭疽菌就使用了禽类羽毛[12]。这显然就是美军借鉴日军在浙赣地区细菌战使用禽类羽毛投放炭疽菌的技术[13]。

给罪恶打开一扇逃生之窗，也就意味着给人类留下一道毁灭之门。

今天，我们揭露罪行，是希望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共同追求一种人类和谐的境界。这种追求的起点，必然是对人的尊重、对人的理性的尊重。让人成为唯一的尺度。

[1][日]井上睦雄.第四科解剖室和昆虫室饲养跳蚤工作时的见闻[N].朱林，译.东奥日报，第37296号版，1995-08-13.

[2]郭成周，廖应昌，编著.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3.

[3][日]吉见义明，伊香俊哉.日本军的细菌战[J].战争责任研究季刊.1993（2）：16.

[4]杨林生，等.1840年来我国鼠疫的分布规律[J].地理研究，2000（3）:243-248.

[5]张力.日机轰炸保山的前前后后[J].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九辑）：105.

[6]谢本书.日军在滇西的细菌战 [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4（1）：32-36.

[7][日]森村诚一.食人魔窟——日本关东军细菌战部队的恐怖内幕[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2：240.

[8][美]Tien-wei Wu.A Preliminary Review of Studies of 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 and Unit 731 in the U nited States[EB/OL].[2000-04-16].http://www.zzwave.com/cmfweb/wiihist/germwar/731rev.htm.

[9]郭成周，廖应昌，杜凤荷.侵华日军的细菌战[M]//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1991：6-12.

[10]转引自谭元亨.来自南石头——东方奥斯维辛的追诉[J].岭南文史，2005（9）:1-5.

[11][日]野田正彰.战争与罪责[M].朱春立，译.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12.

[12]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课学委员会报告书（之五）[N].人民日报，1952-09-17.

[13]徐浩一.侵华日军浙赣细菌战中的炭疽攻击[J].中共党史研究，2002（2）：9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