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福岩，张红梅

（1.沈阳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沈阳 110034；2.辽宁警官高等专科学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辽宁沈阳 116038）

1835年，马克思在中学毕业时的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表达了为全人类幸福而工作、献身的崇高志向。作为一个在思想开明、进步的家庭和学校环境中成长的青少年，马克思很自然地有可能会形成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远大理想。以后布满荆棘、坎坎坷坷探索人类社会理想的风雨历程，既是马克思青少年时代理想的展开过程，又是一个理想和现实逐渐结合的过程，直至马克思以哲学的方式论证了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这一过程贯穿于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发展的始终。

一 马克思早期社会政治哲学思想的发展轨迹

（一）从抽象的社会政治理想到现实的社会政治批判

马克思在波恩大学学习期间，醉心于莱辛长诗中的自由主义思想，以一个热血青年常有的方式展现其社会政治理想。在柏林大学初期，马克思曾倾向于康德和费希特哲学，并把它们应用于自己的文学和法学研究，但结果发现，康德、费希特把“应有”和“现有”、理想和现实对立起来了，“康德和费希特喜欢在太空遨游，寻找一个遥远的未知国度；而我只求能真正领悟在街头巷尾遇到的日常事物”[1]736。马克思就此转向了对“应有”和“现有”做辩证理解的黑格尔哲学，以自我意识哲学为思想武器，致力于研究古希腊晚期的哲学，并于1841年写出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借用黑格尔哲学的理性概念形式，马克思言说与追求的“定在中的自由”[1]50，是社会交往中的、现实的、具体的自由，是思维与存在统一的运动，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运动。马克思更强调哲学与现实的联系，“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1]76。《博士论文》不仅反映了马克思的学术观点，而且也反映了他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想。

1842年10月至1843年2月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跳出了单纯研究理论问题的圈子，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去，这一举动为他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政治思想激进的马克思注定不能实现当大学教师的愿望。于是，他转向报刊工作，直接投身现实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尖锐地揭批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以及封建制度本身，认为自由是人类的精神特权，积极倡导出版自由。1842年10月，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更进一步触及了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问题。他站在社会下层劳苦大众的立场，公开申明为在政治上、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和权利辩护，揭露了国家机关和议会为封建贵族、地主阶级服务的本质。1843年初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马克思进一步揭露了普鲁士封建政治制度的反动本质，指出当地农民贫困状况的根源在于现存社会政治制度本身。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开始关注共产主义这一社会政治理论主张。他在1842年10月《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指出，共产主义在法国和英国已是引人注目的事实，且在欧洲具有普遍的意义。但是，马克思不赞同当时流行的种种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认为：“只有在长期持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构成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实验，而是它的理论阐述。”[1]295同年11月30日，马克思在写给卢格的信中也表述了类似的想法：“我认为在偶然写写的剧评之类的东西里塞进一些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条，即新的世界观，是不适当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我要求他们，如果真要讨论共产主义，那就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切实地加以讨论。”[2]42这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态度的初次表述，也是他研究共产主义的开端。

与此同时，费尔巴哈哲学对马克思也发生了深刻影响，但“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强调自然过多而强调政治过少”[2]53。马克思从激进的民主思想出发，借鉴费尔巴哈人的类本质思想，尖锐地抨击德国的封建制度为“最完善的庸人世界”即“政治动物世界”、“非人化的世界”，指出专制制度不管其形式如何，其总的原则都是蔑视人，“使人非人化”，而人的本真状态却是“社会的动物”。在这期间，马克思“从社会退回书房”，第一次批判了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批判地分析了黑格尔在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论证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想。这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大转折，从而开辟了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

（二）人类解放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想的初步确立

1844年初，马克思同激进自由分子卢格创办了《德法年鉴》。马克思认为，创办此刊的任务是，对旧世界无情、彻底地批判，为世界阐发新的原理，进行社会斗争，“并积极建立新世界”这一“只能是联合起来的力量的事业”[2]67，以表明自己当时的政治态度和哲学主张。为此，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两篇文章。

《论犹太人问题》一文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等人把犹太人问题归结为宗教问题的错误观点。马克思指出：犹太习气以及追逐金钱、利润的思想是由“做生意”的资本主义现实决定的；产生社会压迫的根源不在宗教中，而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要实现人的自由，就要消灭宗教产生的社会关系；“政治解放”（资产阶级革命）不能解决犹太人问题，“人类解放”（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把人从私有制和金钱统治下解放出来，真正解决犹太人问题。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已初步找到了根本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钥匙，即其社会政治哲学——“人类解放”的理论。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借用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理论，对宗教进行了批判：“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但他对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的分析又超越了费尔巴哈：“人不是抽象的蛰居在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因此，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3]199-200马克思还初步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形成和历史使命，这是包括德国这个落后国家在内的现代国家的无产阶级下一步的世界历史任务，即实现“人类解放”。无产阶级随着工业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这个阶级的地位决定了只有彻底解放全人类，才能获得自身的彻底解放。无产阶级是人的本质复归的重要物质武器与物质力量，它要彻底宣告旧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否定私有财产。马克思在探索实现“人的解放”的道路时，论述了“批判的武器”同“武器的批判”的关系，指出要把二者紧密结合起来，要创造能掌握和引导群众的彻底的理论，即能抓住事物根本、关心人、关注人类解放的理论。这样，才能实现理论和现实的密切统一，即“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一旦一切内外条件成熟，就能实现人类解放。《〈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从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完成了政治上的转变。

由此可见，马克思哲学并非是一种注重理论静观的哲学，而是一种紧密联系社会政治历史发展实际的哲学理论，注重变革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的哲学理论，是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强大精神武器，是一种科学的社会政治哲学。

多年来，国内外学界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这部未发表作品的研究一直很热，对这部手稿的学科属性与中心问题争论不休。在笔者看来，这部《手稿》的中心问题是从政治经济学、哲学方面出发论证共产主义这一中心问题的，体现了马克思新的整体性的哲学世界观。其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异化及当时错误的四种共产主义思潮进行了批判，首次以唯物的、历史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论证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3]297可以说，这是马克思批判继承了当时欧洲国民经济学、空想共产主义理论，尤其是批判继承了黑格尔否定之否定之精神辩证法的一个结果，标志着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初步确立。

二 研究马克思早期社会政治哲学思想的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更完整准确地阐释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与精神实质

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想不同于以往及他同时代的哲学家们，他们在以静观的方式探讨脱离现实社会生活的本体论、认识论等问题，试图建构宏大的解释体系。而马克思首先是个革命家，力图把“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相结合改变世界；其全部社会政治哲学的终极旨归，是为人类解放谋划现实的解决方案，而且要付诸于行动。

1844年之后，马克思哲学的每一次进展都是以论证共产主义这一社会政治理想为中心的，其精神实质是实现人类解放。共产主义是建立在大量历史发展的经验事实即历史科学的基础上的，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社会发展理想，是现实性与理想性相统一的学说。在此意义上，我们同意施特劳斯把马克思看作专门为某一种特殊的社会政治主张服务的政治理论家，但非他所说，马克思之于共产主义就像柏拉图之于理想国式的乌托邦。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作为社会政治哲学大师，他是在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即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奴役关系的意义上，理解一部客观的、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现实的人类发展历史的。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既不是近代西方启蒙理论家们所梦寐以求的资产阶级自由理想国这个所谓千年王国，也不是现当代西方学者如福山等所宣扬的历史发展到像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人类历史就终结了。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人类历史包括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都是人类的史前史，即不是真正的人的历史；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真正的人的历史才开始，而不是历史的终结、终点。

（二）有利于研究、创新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

研究马克思早期社会政治哲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当今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至于如何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是要全面完整地梳理研究马克思理论发展的轨迹，而不是割裂其思想发展的联系，更不能制造人为对立。为此，研究、创新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要遵循的三个重要方法论原则。

其一，要把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思想看成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整体，看清楚其思想的发展轨迹与阶段。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地发展、完善着自己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想，他全部社会政治哲学思想的历程可以概括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1837年至1843年2月退出《莱茵报》编辑部之前，马克思是个理性的自由主义者；1843年3月退出《莱茵报》编辑部之后至1843年底，马克思成为了激进的民主主义者；1844年1月后，马克思转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我们还要看到马克思早期的很多社会政治哲学思想蕴含了后来马克思整个社会政治哲学思想的萌芽与雏形，是理解马克思全部社会政治哲学思想的发源地与秘密所在。马克思在后来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中，一直在不断丰富、发展、完善着自己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想。

还需注意，不要把马克思早期文本中未成熟、不太科学的思想当作成熟的、科学的思想来加以阐述和运用；也不要像某些西方学者那样贬低马克思1845年以后文本中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想，认为那是马克思思想力衰退的表现，而把马克思早期文本看成是其思想力深刻的标志，进而误读或否定马克思乃至马克思主义整个科学理论。西方乃至中国有一些学者抓住马克思早期作品中谈论人权、民主问题的个别词句不放，抓住《手稿》中马克思关于人道主义论述的个别词句不放，提出全部马克思思想就是在宣扬人道主义，说马克思就是一个人道主义者。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围绕《手稿》进行的讨论，就带有这方面的倾向，至今它还有一定的影响。毫无疑问，马克思早期思想受到了伴随启蒙而来的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但马克思决不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而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这在马克思1843年的文本中有明确的证明。1843年9月，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批评当时流行的各种形式的共产主义理论时就说：“这种共产主义本身只不过是受自己的对立面即私有制影响的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2]64这里很显然，私有制和人道主义是同一的。后来马克思提出公有制必然战胜私有制，公有制与共产主义是同一的。

其二，要把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思想与当今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像马克思那样现实地、历史地、辩证地思考问题，思考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问题，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与创新，进而达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理论旨归。理论研究与实际紧密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方法论原则，这在马克思早期关涉社会政治哲学文本的研究中就已开始。在1841年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在肯定伊壁鸠鲁宣扬自我意识的内在自足性自由时，也批判了伊壁鸠鲁追求的自由不能在现实的定在之光中发亮，他说：“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规律。”[1]751843年9月，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就批评了理论研究和现实相脱节、在象牙塔中孤芳自赏、自娱自乐的理论家，他说：“以前，哲学家们把一切谜底都放在自己的书桌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等着绝对科学这只烤乳鸽掉进来就得了。”[2]64马克思早期每一部作品以至后期作品都充满了现实的针对性，从现实问题出发，辩证而历史地解决问题，才能够实现彻底的理论革命，也才能发现新世界、创立新世界。马克思研究社会政治问题的方式，为当今中国的理论工作者树立了光辉典范。我们应有理论自觉、文化自觉，自觉深入现实生活，发现真问题，寻找现实的即建设性批判的解决方案，而非是不负责任的没有思想教养的进行批判甚至制造思想混乱，要在人民群众和政府之间架起科学理论的桥梁，自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服务，从而实现文化自强、文化强国之目的，提升整个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力。

其三，要完整把握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思想的两个重要维度：理想性与现实性，并把二者适当结合起来，创立当代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范导当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的理想性维度是十分清晰的，就是要建构一个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新社会，并把未来新社会的发展过程描述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争得民主，在这一阶段还不得不实行资产阶级法权原则。现实的社会主义在苏联与中国的实践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列宁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创新为社会主义，邓小平又把社会主义创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高级阶段，都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破解了长期困扰人们关于“过渡时期”从哪一阶段到哪一阶段的问题，也为现实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哲学建构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据此，陈晏清、王南湜、王新生、阎孟伟教授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思考：当前理论工作者的一项重大使命是构建适应于现实生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是从经典马克思主义致力于理想社会的理想性政治哲学到依据现实生活的现实性政治哲学的转变，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哲学理论；我们要和自由主义共享某些权利原则。

总之，当代中国现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应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中的真问题为导向，积极实践以人类解放为旨归的政治解放，继承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宝贵资源，借鉴现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哲学的积极成果，摒弃民主社会主义与形形色色自由主义思潮的诱惑，不断使政治向人类社会生活世界前行，稳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坚决践行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本的价值观。这样才能建构起当代中国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也才能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