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立荣

（湖南文理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湖南 常德 415000）

一 真理标准大讨论奠定了我国社会转型的思想基础

“文革”结束后在中国社会启动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其实质就是要重新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思想路线”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1929年毛泽东分析红四军中存在的种种错误思想时。他认为，这只是“历史上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上的最后挣扎”[1]。经过长期的斗争实践和理论探寻，毛泽东在1941年5月《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科学界定了实事求是的内涵：“‘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式确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就是在这一思想路线指导下取得的。但是1957年下半年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工作中开始偏离这一正确的思想路线。“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泛滥，“文革”结束后，“两个凡是”的论调继续沿着“文革”中的错误滑行。

我们党能不能拨乱反正，纠正“文革”中的错误，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重新恢复党的正确思想路线。对此，邓小平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认为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2]39。在邓小平的支持下，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从此，在全国范围内拉开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序幕。对于这场讨论，邓小平说：“这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2]143随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深入展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报告，标志着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重新确立。

思想路线问题就是思想方法问题，正确的思想路线是制定和执行正确政治路线的思想基础。政治路线是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奋斗目标而制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政治路线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党的事业成败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的政治路线必须建立在对客观情况深刻了解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此处的关键就在于以什么思想方法看待我们所处时代的客观情况，即能否以正确的思想路线为指导。邓小平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2]191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是，有人却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主张，危害甚大。从国内来说，“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从国际力量对比来说，“坚持社会主义，就要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优越于其他的思想，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2]191。因此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否则就不可能搞好现代化建设，显示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完成了思想路线拨乱反正任务的基础上，我们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政策。在党的基本路线和正确政策指引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顺利推进。以此为起点，我国社会全面开始了转型之路。

二 科学评价毛泽东是坚持真理标准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联接点

“文革”结束后，中国思想界有两股逆流。一股是“两个凡是”的错误，他们倡言：“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另一股是借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其实质就是要动摇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这两股错误思潮都与能否科学评价毛泽东有关。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就不能推动中国社会的转型与进步，因此，科学评价毛泽东就成为了坚持真理标准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联接点。

首先，坚持真理标准必须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及其指导意义。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邓小平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指出：“应该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我们党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发展。”[2]300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邓小平认为，如果不把毛泽东思想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过去和今后进行的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2]300。他还强调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历史决议中要“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2]300

其次，坚持真理标准必须客观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这一问题的解决，关系到如何看待党和国家过去几十年奋斗的成就，关系到党的团结、国家的安定，也关系到党和国家未来的发展前途，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这一问题上，邓小平展示出了卓越的智慧，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功过区分开来。他指出，被实践检验为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要坚持，对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初步探索要客观认识。对于毛泽东的功过评价，《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即邓小平所说的“七分功劳、三分过错”。邓小平把“文革”结束后我们对拨乱反正的工作理解为：“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2]300对毛泽东功过的态度分野，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局和社会转型的基点。

再次，全面评价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初步探索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起点。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认为：“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2]300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如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的协商式政党制度等，为以后中国政治的发展确定了基本架构和蓝本。但这些好的基本制度如何落实为群众的有效实践，尚缺乏体制层面的微观设计，因此政治领域出现了诸多乱象，高度集权与个人崇拜盛行。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开始具体体制层面的设计，如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建立基层民主体制等，由此开启了中国政治领域由制度设计到体制阐释的转型。

建国后，随着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国内主要矛盾转变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随着形势的变化，为促进生产力发展，毛泽东开始考虑对私有制进行改造的问题。从1953年6月开始，我们以“一化三改”为核心制订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底，三大改造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建立了以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地位的所有制结构，国民收入结构和工业总产值中，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都接近于零。与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相适应，资源的配置方式采取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虽然毛泽东本人也希望搞活经济，发挥市场和私有制经济的作用，但这都要在政府的计划指导下进行。因此，长期以来，经济缺乏活力，经济效率不高。改革开放后，我国进行了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各种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动得到了平等尊重。我国经济领域开启了由计划到市场的转型。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强调，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3]，“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4]109；他同时强调任何国家都要有自己的理论家，创造新的理论，不能单靠老祖宗，“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4]5。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以此为基础，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初步探索，取得了理论上的一些初步成果。但是，这些成果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的坚持，还出现了像“文化大革命”一样的严重错误。究其原因，在于我们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以至于把社会主义的某些表面特征，甚至是苏联的错误做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加以坚守。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重新思考，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2]143、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2]126。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坚持事实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思想解放大潮的带动下，我们跳出了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在思想文化领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地位进行两个文明建设，在教育领域坚持以“四有”为目标，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党的“十八大”把它进一步凝炼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至此，社会主义文化领域实现了由空洞到具体化的转型。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基本政治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我国城乡形成了一个个高度整合和低度分化的基本组织形态——单位。在单位制社会里，国家控制着绝大部分资源和机会，单位组织必须依附于国家；国家通过单位组织将资源分配到个人，个人必须依附于单位，这样就形成了三者之间强制性依附关系结构[5]。改革开放后，伴随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单位制先后遭受四次大的冲击波洗礼[6]，使得强制性依附关系结构有了很大改变，个人对单位组织的强制性依赖转变为“利益型依赖”，个人主体性日益彰显，而单位的大多数社会管理职能向社区转移，由此中国社会管理开始由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型。

三 坚持真理标准是推进中国社会发展的着力点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社会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的全面体制转型，这一转型过程至今仍在持续。30多年来，这一以经济体制为基础的转型解放了被束缚的生产力，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两番多，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水平普通提高；产业结构得到改善，能源、交通、通迅、主要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一、二、三产业发展比例协调；消费结构明显变化，居民消费水平逐渐提高，住房、交通、通迅、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消费明显上升；中国经济较快增长的制度环境进一步形成。30多年来，由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启的社会转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再一次验证了真理标准的科学性，也进一步证明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合法性。

中国社会转型完成后，面临的是如何实现更好的发展的问题，这一任务将更加复杂、繁重。因为，人民对中国社会全面转型之后过上幸福美好、公平正义的生活有更高的期待，因此，保持中国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任务更艰巨。中国社会要更好地发展，离不开对实践标准的坚持，即离不开客观地分析当前中国发展的实践环境，包括世情、国情和民情。从世情方面看，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力量严重削弱，党执政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当前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仍不时有所表现，西方国家通过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手段进行渗透和遏制，实行“西化”、“分化”，企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谋并没有变。从国情方面看，新的历史时期，利益格局的调整、风险社会的来临，要求党和政府提升应对复杂局面和处理危机的能力，以确保政权稳定和发展环境安全。从民情方面看，人民生活水平步入小康后，我国公民权利意识不断觉醒，维权意识不断增强，这对各级党委和政府协调和处理人民内部利益矛盾、处置突发事件以及掌控利益组织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社会转型带来的发展环境的变化，归根结底其影响在于对人的关照。社会是人的社会，社会发展离不开人的实践。因此，坚持真理标准，要求我们客观科学地分析人的属性，据此把握转型后我国社会发展的关键和重点。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具有二重属性。促进社会发展，必须关照人的二重属性即生物性和社会性，人既有求生和求乐的生物本能，因此，促进社会发展要关注民生问题。同时，人又是社会性的动物，有自我实现的现实需求，因此，促进社会发展要关注民主问题和人的思想引导问题。

促进转型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其重点要放在民生、民主和人的思想教育三个方面。首先，促进社会进一步发展要重视改善民生。要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优化教育结构，推进教育改革创新，坚持教育公益性质；要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推进就业体制改革创新，规范和协调劳动关系；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加大个人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使全体社会成员逐步共同致富；要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社保基金的监管和运营，保障人民基本生活；要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要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其次，促进社会进一步发展要重视民主政治建设。民主政治建设离不开决策、执行和监督考评环节。要建立民主的决策机制，为科学决策提供保证。社会转型时期，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不能简单地由决策者“拍脑袋”决定，而应该在重视民意征集的基础上，完善专家学者政策咨询机制；要建立民主的执行机制，保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不能由党和政府包办一切，而应当发挥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和作用，尤其是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政府作为公仆则应发挥组织、综合、服务的作用。政府在决策执行过程中，要通过多种途径公开信息，保证公民的知情权；要建立民主监督评估机制，使政府工作真正让群众满意。广泛的公共参与和严格的民主监督，是科学决策惠及全民的重要保证。

再次，促进社会进一步发展要重视思想教育工作。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思想容易受趋利取向的影响，表现为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嫌贫爱富；为富不仁；拜金主义盛行、心理失衡等等。为此，一方面我们要健全相关制度和法律，以制度和法律管人，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另一方面要重视人的思想教育引导工作，引导人们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取得现代化建设成就的制度根源，从而树立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引导人们正确认识社会，抑恶扬善，加强道德修养、提升道德水平；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财富观和价值观，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和运用手中的权力、财富，帮助他人，造福社会；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致富观，走合法致富、示范乡里的道路；引导人们辩证科学地认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关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必须改善各级各类教育主体的思想教育工作，重视思想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花大力气改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既要重视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功能，更要强调和增强其育人功能；同时，要充分考虑思想教育工作的连续性和侧重点，在各教育主体间形成有效合力，协同推进人的思想教育引导工作。

[1]毛泽东文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74.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沙健孙.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若干思想[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8）：1-15.

[4]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李路路.国家治理与组织机制变迁[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1）：11-14.

[6]华伟.单位制向社区制的回归——中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50年变迁[J].战略与管理，2000（1）∶86-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