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和谐及其伦理实现
2013-02-18赵一强
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3期
关键词:主体
赵一强
(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61)
为什么要谈契约和谐?原因有二:一是契约行为已经成为重要的行为方式,二是在契约领域还存在某些失范现象。在文化生态建设之中,既包括纵向的科层文化设计,也包括横向的契约文化启蒙。契约自古有之,中外皆然,今天契约行为或合同行为的流行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30多年来,法治建设成就斐然,尤其以私法建设最为突出。私法的核心是民商法,民商法的枢纽是合同法。合同法经过3次修改,从1981年到1999年历经28年的时间日趋成熟,2009年还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制定了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确立了情事变更原则。反映市场交易关系的合同法的逐渐成熟,标志着契约行为的扩展和频繁,也使得纯粹依靠法律手段调控契约行为的局限性逐渐显现。法律作为硬性规范的一般属性,不可能与实践现象逐一对应,因此会出现法律空白与法律漏洞;法律作为成文规范的特殊属性,又使其存在相对的滞后性,于是契约领域出现的某些新现象,例如基于自由意志的网络婚姻等,便无法用传统的法律手段予以调整。法律的优势在于规范行为,行为之外的意识活动则超出了法律规范能力。这时就出现了软约束或弹性规范,软约束不采用强制的手段,而是通过引导教育,激发行为人的主体性,自觉依照合理途径去行为。这种调整内心意识并通过调整意识而至于意志的规范方式或劝导方法,就是道德的引导或伦理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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