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赵孟頫到董其昌:古典绘画规范的量变与质变
2013-02-18曹院生
江西社会科学 2013年5期
■曹院生
谢赫“六法”在中国美术史中的意义不只是为中国画提出了审美标准,更是确立了以形象为中心,笔墨服务于形象,意境出于形象的古典绘画规范。但是从元代到晚明,从赵孟頫到董其昌,古典绘画规范逐渐发生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衍变。
一
古典绘画规范的确立不仅促进了中国画的发展,也促进了许多杰出人才的涌现,赵孟頫就是其中之一。他既是古典绘画规范的捍卫者又是革新者,他的三类作品都可以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
首先,在人物画、界画、青绿山水、工整花鸟中,他仍以形象为核心,笔墨服务于形象。如其《秋郊饮马图》、《红衣罗汉》、《幼舆秋壑图》卷、《浴马图》等明显取唐人之遗意,可以窥见其“作画贵古人意”的复古思想,工整而又非“用笔纤细,敷色浓艳”,都以仿晋唐人风格为主。这皆说明赵孟頫的绘画作品还遵循着古典绘画以形象为中心的规范。
值得注意的是,赵孟頫在一画跋中评曹霸、韩干画马时说:“唐人善画马者甚众,而曹、韩为之最,盖其命意高古,不求形似,所以出众之上。”[1]曹、韩皆是以形象塑造为中心的写实画家,赵却说他们“不求形似”且“出众之上”,此为何意?为的是“使全画达到一种‘古拙’的感觉,这种特色是从古人的作品中来的,因为即使山形、树木、茅舍、船只和人物牲畜等,虽都写得不全合乎比例,也不具那种媚人的艳丽,却有着独特与纯真的地方,使我们在一般景物的外形之外,还可以深入领略到古人的意境”[2](P122-123)。这与那些因造型能力不足而提出“不求形似”欲盖弥彰的文人迥然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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