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志强

山志是传统舆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实用与增长见闻的功能而备受历代学者与各级官吏的重视。[1]我国众多风景优美、文化底蕴深厚的名山多有专志记载。庐山是我国第一处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开发历史久远，既是一座文化名山，也是一座旅游名山，历代不乏专志记载。从笔者掌握的多种古代庐山志来看，其编纂、重修乃至发展演变均与旅游活动存在密切的关联互动，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古代庐山志的编纂与流传

古代庐山志的编纂与山区开发进程相适应，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庐山人文勃兴始于东晋，自高僧慧远而后，众多文化名流先后来到庐山，带来了地域文化的繁荣，一批专记庐山之作由此应运而生。其中，慧远所作的《庐山略记》(一作《庐山纪略》)被方志界认为是我国山志之始。[2]此外，东晋的王彪之、张野、刘遗民以及南北朝的宗测、周景式等人也分别著有《庐山记》。这些文献是庐山早期志书的代表，但可惜均已失传。

承东晋发展之余绪，唐宋时期庐山的宗教文化尤为繁盛。北宋晁补之有诗为证:“南康南麓江州北，五百僧房缀蜜脾。”[3]（卷十五《艺文下》，P218）宗教的繁荣助推了隐逸风气的发展，众多文人来到庐山隐居，对庐山知名度的提升大有裨益。同时，许多文人来庐山游览后写下脍炙人口的诗文，使庐山的文化底蕴不断积累，由此吸引了更多游人接踵而至。北宋王光远来庐山有诗云:“明朝山北山南路，各自逢人话胜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