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立志

经过几轮GDP主义的喧嚣，许多官员开始“文化”起来。一些地方争古人、塑古像、修古庙、建古城，良莠不分，真假不辨，甚至连孙悟空、西门庆这类或虚幻或丑恶的神话或文学人物，也成了竞相争夺的文化标的。这些年，仅因地名包含着文化元素，就闹出不少新闻。为旅游的，如南坪改为九寨沟、大庸改为张家界、灌县改为都江堰、中甸改为香格里拉……下面两例，大约属于求“吉利”、为“升迁”的。

骆马湖位于江苏省宿遷市区西北部，地跨徐州、宿迁两市，水域总面积三百七十五平方公里。骆马湖因龙马救子的美丽传说而得名。《宋史·高宗本纪》载：“绍兴五年（1131年）四月金将渡淮，屯宿迁县骆马湖。”可见，骆马湖这个名称已有上千年历史。然而，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未尽，没有文化的当地“父母官”因忌惮任职“骆马湖”而“落马”，在策划大师的忽悠下，竟将骆马湖改为“马上湖”。是升迁的急不可耐，还是“落马”的风声鹤唳，抑或信仰的迷信乖张？局外人不得而知。不要以为这是出于记者或网民“仇官”心理的传言，有该市曾经矗立的巨型广告牌为证：“游马上湖，马上有福，全力争创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山西的石膏山，位于灵石县城东南约三十五公里处。这里，奇峰耸翠，高入云表，风景奇特。不要以为石膏山盛产常见的医用石膏。《春秋玄命苞》曰：“膏者，神之液也。”这里的石膏，是指石中流出的乳白色汁水，遇空气凝结而成的钟乳石。自然遗产且又历史悠久，自然会引起官员垂注。灵石县委书记杨洪有文化，他竟然伪造《仕高山宋太祖赐名》之典故，假托赵匡胤的口吻，将石膏山改名“仕高山”，并且假传“圣旨”：“凡到仕高山者，无官者可以入仕，居位者可以升迁！”然而，“仕高山”并没有保佑杨洪官运亨通、步步高升，相反，刚刚改名一个来月，杨洪的仕途就戛然而止，他因腐败被检察机关查办了。

苏轼知徐州，职务不在宿迁官员之下，但他从来不曾改变九里山、云龙湖之称谓，倒是因其政绩与文章，在徐州留下了苏公堤、快哉亭与放鹤亭，成就了新的文化胜迹。滕子京虽遭弹劾而就职巴陵，但地位也并不在灵石书记之下。巴陵任上，他从未利用手中权力，把“洞庭湖”改为“提拔湖”，把“岳阳楼”改名“升迁楼”，以改变自己的窘境。

权力从来不是孤立的存在，它的正确运用，无疑是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基本保证。然而，权力的不当运用，必然贻害无穷。鬼哭狼嚎的整人，是用政治包装的权力；粗放浮夸的发展，是用经济包装的权力；毁真造假的复古，是用文化包装的权力。研究骆马湖的文化内涵，因害怕“落马”而改名“马上湖”；研究石膏山的文化渊源，为追求升迁而改名“仕高山”。地理易名，表面上是文化，其实是良莠难分的风水文化或八卦文化。然而，“马上”与“仕高”，却暴露出赤裸裸的“向上爬”的欲望。

权力有权力运行的法则，文化有文化发展的逻辑。动用权力促进文化发展，应当以尊重文化的逻辑为前提。如同前些年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的发展一旦成为GDP，就往往会沦为权力的奴仆。不仅文化本身会发生质的变异，附丽于文化的权力，也会暴露出粗鄙、低俗、暴虐、野蛮的本质。而这才是文化发展应当警惕的。

【原载2012年11月26日《齐鲁晚报·青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