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雪莹

【摘要】论文结合小说文本和作家自身的经历对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创作的疯狂主题，特别是其中疯狂的女性形象进行了考察，试图探究其疯狂主题的形成和实质；同时论文重点分析了女性疯狂的实质，认为女性疯狂不仅与性意识的危机有关，更是男权话语压抑女性的结果，并且与女性作家身份有着直接的关系。

【关键词】弗吉尼亚·伍尔夫；疯狂；文学创作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她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现代主义文学潮流的先锋，也是十九世纪意识流小说代表人物之一。在其意识流的写作手法和女权主义写作思想倍受近代评论家关注的同时，随着对其作品的纵深研究，当代评论家开始关注伍尔夫的人生经历与其作品的相关性。

伍尔夫疯狂人生经历以及她的作品中的“疯狂”和“死亡”意象，让我们21世纪的读者仍能受到强烈的震撼。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疯狂”这一主题与她的女权主义思想和意识流的女性话语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时代背景角度来看，吉尔伯特·桑德拉和苏珊·古芭在女性经典之作《阁楼上的疯女人：妇女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中指出：“疯女人”成为19世纪和20世纪女性作家笔下女性人物及女性作家自身形象的典型意象，反映出女性作家在表达真实自我与传统男性写作规范之间痛苦的精神抗争，伍尔夫的文学创作就是在这一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就伍尔夫自身的情况来说，传记和心理分析这些心里批评主义倾向的方式都占据下风，更能引起评论家和读者兴趣的是她对作为女性和作家这种本位身份的探索。

一、伍尔夫小说中“疯狂”主题表现方式

将伍尔夫本人的性格中的疯狂的因子与其作品的主题相比照，我们看到疯狂在其作品中人物身上的体现，如《海浪》中伯纳德的呓语，《达洛维夫人》中塞普蒂默斯的怪异行径。然而，通过这些人物及他们的行为，伍尔夫向我们展现了她的哪些方面的焦虑和疯狂呢？

1、婚姻焦虑

伍尔夫早期出现的一种强烈焦虑是婚姻焦虑。她刚成年时就在信中表示：“我想要找一个没有婚姻的世界——除非你碰巧爱上一个和贝多芬一样的人——不具备人的特征，只有艺术——除了理想的平静和沉思，别无他物”。在此信中，伍尔夫对婚姻的排斥一目了然。在20世纪初的社会背景下，女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要结婚生子，伍尔夫对此感到“厌烦和焦虑”。从1901年到1911年，她在信件频繁提及婚姻问题，表示自己“无比沮丧，自己是一个29岁、没有结婚的失败者，没有孩子、会发疯、无法成为作家”。

在《达洛维夫人》中，主人公达洛维在婚姻经历中的焦虑和伍尔夫早年在婚姻中的空虚、寂寞是类似的。在《远航》中的雷切尔·维恩雷斯，小说本质上是讲她的旅行、成长、遇到爱情和自己的性生活，后来患上热病，最后去世。小说特别讲述女性生活，提到一位年轻女孩长大成人之后，正当似乎找到爱情时，却过早离世。这与伍尔夫对婚姻的焦虑和对童年对死亡的感受相映照。

2、死亡焦虑

心理学家认为，自杀是疯狂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一些人在过度的社会压抑下必然采取的一种生存方式、姿态和话语。

这种焦虑直接反映在小说《达洛维夫人》中，主要体现在塞普蒂默斯、彼特、达洛维夫人身上。塞普蒂默斯常常自言自语地诉说着自杀的好处，并试图自杀。彼特则时时感到死亡的气氛，脑海里总是萦绕着“灵魂死亡之意念”。而主人公达洛维夫人无论是走在大街上或是呆在阁楼房间里，都感到衰老和死亡的迫近。而这些似乎也昭示了她日后选择自杀。

3、身份困惑

从伍尔夫的日记里我们感受到她的自我身份的困惑和虚幻。1926年2月27日，她在日记中写道：“我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在地球上行走似乎很陌生，而人类在宇宙的位置也很古怪；我是谁？我要干什么？”同样这种困惑也被伍尔夫放到小说中，放到所有读者眼前。《到灯塔去》中拉姆齐夫人选择了努力满足父权道德文化的期待的做法，想要兼顾完成“家庭天使”职责的同时实现在内在心理空间寻求自我，结果只能是迷失了女性的真正自我，从而不堪重负，溘然仙逝。《达洛维夫人》中达洛维夫人追寻私人空间的努力成功多了，她通过赛普蒂默斯的自杀事件对生死顿悟，找回了迷失的自我，在内心中回到了“克拉丽莎”而非“达洛维夫人”身份，继续生活下去。

可见女性面对困境，痛苦的抉择是坚守自己。主要依靠内心的力量来维护女性的自我独立。作为代价可能就是忍受无边的孤寂，这是一种不知道彼岸在何处的深刻孤独，难怪伍尔夫本人最终也没有迟疑、犹豫的选择了拥抱死亡。

二、伍尔夫作品“疯狂”主题形成原因

弗洛伊德指出“女性疯狂”的表现形式与男性不一样，其原因是女性对自己的性有自我危机意识。因此，多数当代研究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影响认为“性”是女性疯狂的根本原因。就伍尔夫的情况来看，引起其疯狂的因素远不止从精神分析层面所说的女性的性的自我危机，还包括其自身的特殊原因。

1、家族精神病史

通过对伍尔夫生平和自传文学的研究，伍尔夫的精神病源于家族的遗传。斯蒂芬家族存在着精神病不稳定的血缘气质。这种精神特质也是其作品中“疯狂”情结的起因。

2、对父母的特殊感情

根据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性意识是女性疯狂的原因之一，而“恋父情结”是女人性意识的启蒙，伍尔夫对父亲莱斯利·斯蒂芬的感情很特殊，一方面对父亲非常敬畏，但同时又对父亲的过分诚实刻板非常不满，这种矛盾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创作中都有着集中的表现，她的作品中“疯狂”主题也衍生于对父亲的复杂情感。

母亲的影响对伍尔夫一生的生活体悟和小说创造更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伍尔夫对母亲的情感可以分成依恋和崇拜、不满、怨恨三个方面，如此复杂情感表露出来就成了错综纠结的“疯狂”。对母亲的处事方式和大方举止的崇拜；对母亲过多关心男性成员的不满；最终，伍尔夫对母亲的不满上升到怨恨的程度还要归结于由于母亲过多地维护家中的男性成员，对女儿疏于照顾，伍尔夫遭受两个同母异父哥哥的性侵犯。由此，伍尔夫对母亲由起初的崇拜到最终成为怨恨，这种内心的煎熬最终在小说中以“疯狂”呈现出来。

3、童年经历

伍尔夫童年经历对其以后生活的影响非常深远。首先是亲人的先后离世——母亲、姐姐、哥哥、父亲……这接二连三的打击让伍尔夫的精神极端脆弱。然而在期间，弗吉尼亚还遭受了两个同母异父的哥哥达克沃斯兄弟的性侵犯，这给她的身心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使她终身摆脱不了性的“羞耻感”，从而扭曲了她人格建构的过程，并在她的潜意识里埋藏了对性的恐惧感，由此产生了她疯狂的第一方面体现——婚姻焦虑。这在《达洛维夫人》中的达洛维和《远航》中的雷切尔·维恩的经历中都有体现。童年经历染指了她日后的创作，由此影响了她今后小说“疯狂”主题的形成。

4、女性作家身份

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作家以及其原始女权主义者的身份是一直以来探讨其作品疯狂主题的一个重中之重，因为它是连接伍尔夫作品各个主题的枢纽。这导致了伍尔夫的“身份困惑”，它让伍尔夫的疯狂加深，同时她也在小说创作中反复提出这样的疑问。

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妇女作家与十九世纪文学想象》指出“阁楼上的疯女人”的文学形象的意义正在于她以“作者本人的重像”反映了所有具有独立思考与意志的女人在男权社会的必然命运。女性主义者们同时也意识到：女性作家怀有作家身份的忧虑，因为她们被迫用男性的话语来表达女性的感受，塑造男性幻想中的女性形象，她们越写越陷于自我分裂；因为她们使用的是象征着男性阳具的钢笔，这钢笔最终也就成了杀死女作家的凶器。

（1）女性疯狂是一种由文化导致的疾病。

女性的疯狂不仅与女性的性意识危机有关，更体现了女性在男权话语压抑下的失语。在现实生活中，男权对女性的掌控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女性被迫沉默或者用男性的话语去表达女性的愿望，她们因而被扭曲，变得不可理喻甚至歇斯底里。

在伍尔夫小说《达洛维夫人》中，作为塞普蒂默斯妻子的卢克丽西娅在和丈夫的对话中表面上占据了话语的控制权，因为她一直在说话。但是话语的数量多并不等于话语的质量高。事实上她说的话根本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她和丈夫之间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和沟通。可以看出，父权社会中男性和女性之间似乎根本无法相互理解，虽然女性人物不停地讲话，但并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更不可能在同男性的话语对抗过程中找到自主地位。

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在父权制道德观影响下女性被排除在知识和权力中心之外，女性既无权利又无地位。由此，吉尔伯特和古芭则更加明确地表示，在一定的意义上讲，女性作家是公认的狂人（妖怪），因为她们“必须是歇斯底里的人”。她们“有必要歇斯底里地要求摒弃父权制法律下的性区分的象征性定义”。

（2）“疯女人”形象就是“作者本人的重像”，疯狂的女性形象是作者的另一个自我，倾诉了作者本人的忧虑和愤怒。“每一部作品都朝那个虚构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上堆积一点，我则把它像假面具戴着在世上走”。正是这种“真我”和“假我”之间的抗争让作家陷入疯狂。

本位论是伍尔夫小说的主题之一，伍尔夫的一个主要关切就是寻求本我（本位）、寻求自我。她笔下的人物常有种很浅薄的本位感，但却无可避免的面对着“本为自我”和“社会自我”的分离。而本位感的遗失也是伍尔夫身份困惑的一种，伍尔夫对自身身份的困惑和焦虑，以致最后的自杀，这些在其小说中也有呈现。而这些的诱因即为女作家这种本位感的缺失，从而通过作品中“疯女人”的形象来呈现本位的自己。所以“疯女人”形象实际是作者的重像。女作家们以这种方式来获取自身的存在感。

伍尔夫的疯狂在其作品中主要表现为婚姻焦虑、死亡焦虑、身份困惑三个方面的主题，导致伍尔夫疯狂的原因，除了所有女作家所共有的男权文化下的身份困惑，还有伍尔夫的家族精神病史、童年经历、与父母的特殊感情等个人的因素，由此伍尔夫的特殊感受构成了其作品的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