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中国医药导报》记者 詹洪春 刘志学

据记者了解，由于城市化、工业化、老龄化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剧，生态环境恶化、职业暴露、食品污染、不良生活方式、生物学和遗传学因素的影响，全球恶性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呈上升态势，肿瘤已成为影响人类生命健康的重要疾病。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死于恶性肿瘤的病例约占全部死亡人数的13%。预计到2030年，将有1300万人死于癌症。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SMMU）主任、上海交通大学“癌基因及相关基因”国家重点实验室名誉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医学科学部主任、全国政协委员王红阳教授，在“两会”上提出了关于“改变我国肿瘤高发现状，必须更加关注肿瘤的全民预防和早期诊断”的建议。

现状：每分钟有6人被诊断为恶性肿瘤

采访一开始，王红阳院士就向记者介绍了我国目前恶性肿瘤的发病现状。她首先回顾说：“自上一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恶性肿瘤逐渐呈现出了年轻化的发病趋势，许多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也呈持续上升趋势。据一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肿瘤发病率以每年3%至5%的速度持续增长。到了2009年，我国的肿瘤发病率为每10万人中就有285.91人的概率，每年新发肿瘤病例约为312万例，平均每天8550人、每分钟有6人被诊断为恶性肿瘤！”

王红阳院士进一步介绍说：“在各类恶性肿瘤中，我国的乳腺癌、肺癌、结肠癌、肝癌、甲状腺癌等肿瘤的高发年龄段均在提前，已经呈现出了年轻化的发病趋势。2009年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当年全国肿瘤死亡率为每10万人中有180.54人的概率，每年因恶性肿瘤死亡的病例高达270万例。我国民众因肿瘤死亡的几率高达13%，也就是说，每7人至8人当中就会有1人因癌症死亡。而恶性肿瘤患者的平均5年存活率仅为20%至30%！”

谈到这里，王红阳院士感慨地说：“触目惊心的一组组数据，已经让老百姓谈癌色变，也常让医护人员束手无策。在消耗了大量卫生资源的情况下，许多恶性肿瘤不仅难以治愈，还使一些民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因此，目前我国的肿瘤防控形势极不乐观。”

短板：“重治轻防”的现状亟待改变

在采访中，王红阳院士提及了我国恶性肿瘤的防治现状。她介绍说：“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及相关部门十分关注大众健康，重视肿瘤研究和治疗，提出防控战略计划，并有相当的和逐步增长的资金投入。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肿瘤的终末期治疗方面消耗的卫生资源，大大超过肿瘤的预防和预测，而在肿瘤流行病学调查、发病基线确定和预防肿瘤的科普教育上的投入，更是捉襟见肘。与此同时，我国各类肿瘤发病数据的报告也时常有不统一、不准确的现象，这使国外专家多有质疑。”

王红阳院士继续介绍说：“近年来，‘降低肿瘤发病率、病死率必须注重肿瘤的预防和早诊’的观点，已经逐渐被认同，但是如何纠正‘重治轻防’的现状，有效推进肿瘤预防，使之成为国民的自觉行动，仍然是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08年，在中央财政支持下，我国全面开展了一项针对53万适龄女性的乳腺癌普查。其普查结果显示，通过普查检出的乳腺癌患者中，早期患者的比例达40.5%，但在同时期医院门诊诊断的乳腺癌患者中，早期肿瘤仅有17%。防癌普查和筛查明显提高了早期乳腺癌检出比例，治愈率和生存期随之大大提高。但是，由于经费和技术所限，其他多种恶性肿瘤高危人群的大规模筛查未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也较少有相应的队列研究。一份调查表明，同是肝癌多发的日本，其诊断筛查出的早期肝癌约占40%，而我国治疗肝癌的主要单位早诊率却比较低。因此，‘重治轻防’一直是我国恶性肿瘤预防和早期诊断的‘短板’。”

谈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癌症的早期预防干预问题，王红阳院士介绍说：“2011年，世界卫生组织即确认了包括吸烟、饮酒、空气污染、HPV感染等在内的9种肿瘤危险因素，并提出近40%的恶性肿瘤是可以通过改变或避免主要的危险因素而实现预防的。而且，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早在200多年前就提出了肿瘤预防的概念；上一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肿瘤预防工作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有关肿瘤病因和肿瘤预防及干预手段的研究成果使得一些发达国家的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开始出现下降趋势。我国台湾地区自1984年实施大范围的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计划以来，几乎所有的HBV垂直传播均已得到控制；预期到2040年，与乙肝和丙肝相关的肝癌将成为少见疾病。但在我国大多数地区，恶性肿瘤防治工作仍是‘重治轻防’，肿瘤预防尚未得到足够重视。针对我国经济尚不发达，着眼于我国肿瘤高发、且是个癌症大国的实际情况，从长远利益、经济效益和社会需求来看，开展肿瘤预防是我国控制肿瘤的经济而有效的途径，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呼吁：五项建议旨在尽快改变现状

基于我国恶性肿瘤高发以及防控方面的诸多问题，王红阳院士认为：“已经备受关注的问题如注射疫苗等，我就不再重复了；我只是从加强肿瘤预防的角度提出五条建议，以尽快改变我国癌症高发的现状。”

Therapeutic drug(Yupingfeng granules,Z10930036)and placebo(placebo granules)were manufactured by Guangdong HuanQiu Pharmaceutical Company(Guangdong,China).

接着，王红阳院士详细介绍说，首先，我们应加强肿瘤流行病学研究，完成发病率基线调查。因为“癌情监测”是防治工作的基础，是制定规划、评估防治措施与效果、引领科研方向的重要依据，既造福于当代人，也惠及子孙后代，必须予以加强。但目前这项工作在我国还相当薄弱，存在着机构不健全、经费不稳定和专业人员少等诸多问题。由于肿瘤流行病学和队列研究缺少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和训练有素的稳定研究队伍，我国正规和/或不正规发布的统计数据往往不够准确，发病率和病死率多以登记数据推算，大量未登记病例被遗漏；生存期的随访调查往往把失访的病人漏算,造成来自不同人群的数据误差很大；某些地区利益也影响真实数据的获得与发布……因此，加强基线调查既要求政府有稳定的专门资金投入，又要有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和制度法规，以保证规范化的监测能不间断地顺利实施。

其次，我们还要重视高危人群筛查，并提高预测、早诊水平。众所周知，肿瘤二级预防的目的是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防患于疾病初始。对高风险人群应进行队列、社区、高发现场的定期监测和筛查，提高肿瘤的早诊率。只有早期预测、监测，才能早期预防、阻断；只有早期发现，才能彻底治愈。在这方面，加拿大早就专门设立了“国家癌症筛查项目咨询委员会”，并在全国构建癌症筛查的研究和评估网络，定期出版监测报告，积极推进了肿瘤二级预防工作。建议我国也应加强肿瘤的咨询和预测,整合相关研究机构和临床医院，制定适于我国的标准、规范和实用的常见恶性肿瘤筛查方案，共同推进常见肿瘤的早期诊断和高危人群筛查工作。同时，还应改革公共卫生政策，加大医疗保障体制对高危人群的覆盖面，使更多的高危人群能够方便、免费、或低价地进行肿瘤筛查。

第三，我们还要快速发展适于监测、早诊的新技术，加强转化应用。在我国推进创新研究，加大科研投入的新形势下，各科研院所前期已发现和筛出一系列具有应用潜能的肿瘤检测标志物和新技术。国家相关部委应积极创造条件，开辟绿色通道，精简中间步骤，加快审批进程，使方便、有效的新方法不要长期滞留在实验室或耽搁在谈判桌上，尽快推向产业化和推广应用。

第四，要建立居民保健档案，推进信息化管理。因为目前国内肿瘤发病与死亡登记报告大都基于大医院，再用其他渠道数据加以补充更正。随着社区建设的日臻完善和城镇化进程，建议在乡镇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和完善肿瘤登记报告制度，并为居民建立体检保健档案和电子病历，逐步使肿瘤流调数据、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数据更加准确详实，实现实时动态的全国联网监测与报告体系。

最后，我们还需要加强科普宣传，推动全民肿瘤防控。在这方面，肿瘤防治研究机构在肿瘤防控知识的社会普及，政策的规划和建议，措施的组织运行和指导监督，以及管理协调等方面均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美国癌症学会1980年就出版了《癌症早期发现指南》，近年来不断加以修订和对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力图使全社会充分认识早期发现对降低肿瘤死亡率的作用。我国肿瘤预防工作发展很不平衡。部分肿瘤防治机构并没有完成所在地的癌症筛查、评估和监测工作，更没有切实开展全社会防控肿瘤的科普宣传。当然，科普宣传是全社会的任务，因此建议政府部门在建立、健全全国肿瘤防治研究的职能管理体系的同时，强调国家和地方的癌症中心、科研院所、医学院共同承担科普宣传任务，使广大民众懂得肿瘤可以预防，养成健康生活习惯，保护生态环境，与医护人员共同应对肿瘤挑战。

科研：发现早期肝癌分子标志物

采访前记者了解到，王红阳院士不仅是文职将军、还是我国最年轻的女院士之一，而作为我国著名的肿瘤学分子生物学专家，王红阳院士长期从事肿瘤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对肿瘤信号转导有重要建树。

王红阳早在第二军医大学毕业后不久，即远赴德国科学院马普生化研究所，在著名国际肿瘤研究大师和信号转导研究先驱乌尔里希教授指导下，开始生物信号转导研究。

对此王红阳院士介绍说：“所谓生物信号，就是基因的表达、介质与蛋白分子的相互作用，如同人与人交往时的语言。及时捕捉并理解破译这种信号，对人类认识各种疾病的发病规律十分重要。”

在当时，她决定从基因入手，弄清肿瘤的基因和分子水平的发病机理，并先后克隆了受体型和非受体型酪氨酸磷酸酶等多个新基因，揭示了信号调节蛋白介导生长激素信号途径的重要意义。

在取得一系列的科研成就后，王红阳院士于1997年回国创办了国际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和综合治疗病区，形成基础与临床结合的创新基地。她研发了新的肝癌诊断标志物及血清检测单克隆抗体，并获得国际和国家发明专利；她曾经克隆了4个新的肝癌相关基因并阐明功能；首次发现新的抑制性受体对肝癌细胞生长、凋亡的调控机制和癌基因P28调控肝癌的异常信号网络，为肝癌防治提供了新的靶标；分离新的磷酸酶3种，提出新的酶分类法；发现了磷酸酶PCP-2调控β-catenin介导的肿瘤信号通路，与同行合作提出新的抑制性受体调控机制在多器官存在的新概念。

而在此前不久，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国际合作信号转导研究中心王红阳教授率领的研究团队，经10余年研究、1000多例临床实验发现，人体内一种叫GPC3的蛋白聚糖物可作为检出早期肝癌的分子标志物。而且，该研究已获得了国际、国内发明专利，并进入诊断试剂研发应用阶段。

对此消息，业内人士普遍乐观地认为，这一发现将能够大幅提高肝癌诊断的正确率。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如果这一发现能够广泛推广应用于临床的话，那么，对于肝癌的早期诊断，不仅具有巨大的学科价值，还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

借此机会，记者希望王红阳教授能详细地介绍一下这项研究的相关情况。对此，王红阳教授首先对记者“科普”道：“我们知道，肝癌是恶性程度极高、异质性极强的恶性肿瘤，包括原发性肝癌和转移性肝癌两种，人们日常说的肝癌指的多是原发性肝癌。原发性肝癌是临床上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根据最新统计，全世界每年新发肝癌患者约60万，半数以上在中国。原发性肝癌按细胞分型可分为肝细胞型肝癌、胆管细胞型肝癌及混合型肝癌。以往的医学研究认为，肝癌的自然病程可分为4个阶段：一是早期亚临床阶段。即由发病到亚临床诊断成立，这要通过验血给予诊断。二是亚临床期。即由亚临床诊断成立至病患者有症状出现这个阶段。三是中期。即由症状体征出现至有黄疸、腹水或远处转移阶段。四是晚期。指出现黄疸、腹水或远处转移至死亡。”

王红阳院士继续阐述说：“和其他恶性肿瘤一样，肝癌的最佳治疗时期无疑也是发病的早期阶段，因此尽早诊断对肝癌的治疗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部分肝癌患者只要肝癌初始，他们血清中的甲胎蛋白就已经开始升高。目前，甲胎蛋白作为唯一一个应用最广的血清学标志物，在肝癌的诊断和监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其对早期肝癌的检出率并不令人满意。”

王红阳院士告诉记者，与所有的肿瘤诊断标志物相同，作为理想的肝癌诊断标志物必须具备四大要素，即对肝癌具有高度特异性，在不典型增生结节及其他肿瘤中检测不到；敏感性高，能够在肝癌发生的早期被检出；检测方法简便、结果稳定，重现性好；取样检测创伤小，便于医生操作，患者依从性好。

基于上述因素，王红阳院士说：“GPC3基因定位于人染色体X26.10，参与了生长、发育以及细胞对生长因子的反应等生命过程。”而王红阳带领她的团队历经10余年的研究揭示，GPC3作为特异的肝癌诊断标志物，对早期肝癌的敏感性为72%，特异性几乎可达100%，在患者小于3厘米的肿瘤组织中仍可检测到GPC3的存在，而甲胎蛋白检出率仅为22%；34名肝癌患者中有18名血清中检测GPC3为阳性，而20名肝硬化病人仅有1名检测结果呈阳性。更为重要的发现是，如果GPC3与甲胎蛋白检测联合应用，其肝癌敏感性可提高到72%。

王红阳院士最后阐述说：“由于肝癌这种疾病的病因复杂、病程较长，如仅依赖一个诊断标志物肯定是有缺陷的，因此，需要有一组能够互补的标志物来发现早期肝癌已成为世界各国科学家的共识。所以，GPC3不仅有助于早期发现肝癌，而且具有很强的肝癌特异性，如作为甲胎蛋白的补充，能够大幅提高肝癌诊断的正确率。它是一个具有良好应用前景、非常有潜力的肝癌早期标志物。”

采访结束了，王红阳院士走进了即将开始的政协分组讨论会会场。望着她的背影，记者衷心期待王红阳院士包括GPC3在内的诸多科研成就，能够造福于更多的癌症患者，并期待她“改变我国肿瘤高发现状，做到全民预防和早期诊断”的愿望，能够早一天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