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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妙玉乞红梅诗》中的文化意象翻译

2013-01-31何婧媛

遵义师范学院学报 2013年1期
关键词:霍克译者译文

何婧媛

(遵义师范学院 大外部,贵州 遵义563002)

引 言

《红楼梦》里诗词曲赋占了很大比重,这类中国特有的传统文体,有极为独特的表现形式和表达效果,对于人物形象塑造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诗词曲赋丰富了《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为我们打开了解读人物独特个性以及思想内涵的一扇窗户。同时,作者还通过诗歌中大量草蛇灰线的隐喻和铺垫,暗示了人物的命运。[1]可见,诗词是解读《红楼梦》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红楼梦诗歌英译的表现形式和准确程度,对再现书中人物的文化形象与了解人物命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时,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也是中华传统文学形式的一个缩影,是源远流长的诗歌大国风采的展示和儒道互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映射。诗词翻译中的难点之一就在于源语和译语之间的文化细节的传递, 也就是由文化传统、社会背景、宗教信仰、民俗及风俗习惯组成的文化意象的再现。

文化意象往往与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民俗或图腾等因素密切相关,是某一地域历史、传统和宗教等等的积淀,并逐渐成为一种具有固定引申含义的象征符号[2]。作为象征着民族智慧和历史文化的一种文化符号,文化意象往往是任何一种文化背景中的文化源流的凝缩, 对其翻译的准确与否,将关系到文化意象的各种细节能否准确传达。

一般来说,要想传达文化意象的引申含义,除了音译或字面直译加注解这种处理方法之外,其余的处理方式注定只能是某种“转换”,总会导致原文中文化意象的变形或失落[3]。

《红楼梦》一书中包含了诸多中国传统文化意象。本文选取《红楼梦》第五十回的《访妙玉乞红梅诗》[4],对诗歌的文化负载以及霍克斯(David Hawks)的翻译展开分析,通过霍克斯在翻译过程中对中国古诗的理解及其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把握,分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英译技巧与文化意象再现。

1 首联

在整部《红楼梦》中,男主人公贾宝玉的诗少有佳作,作者往往安排他在黛玉、宝钗的诗作面前起烘云托月或是插科打诨的作用,而这首《访妙玉乞红梅诗》却是宝玉诗作中少见的上品。

这首诗产生的背景是“芦雪庭争联即景诗”,众人即景联句,宝玉忝居末座,被罚去栊翠庵向妙玉讨一枝红梅,没想到踏雪寻梅归来,又被众人催作一首梅花诗。宝玉作毕道:

“酒未开樽句未裁,寻春问腊到蓬莱。”

黛玉首句道:“起得平平。”至对句始见工巧,方才“有些意思了”。对句的 “寻春”之“春”与“问腊”之“腊”,都代指梅花。如南朝陆凯《赠范晔》中“聊赠一枝春”,亦同此意。

我们再看霍克斯对这句的译文:

Wine not yet broached nor verses yet composed

In quest of spring I sped to Elysium,

霍克斯将“寻春”与“问腊”合二为一,译作“In quest of spring”,删除了“问腊”这一意象,只保留了“寻找春天”的一层含义,其文化意象上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这里丢失的不仅是“问腊”二字,还有原文附载的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信息:梅花与春天在意象上的指代与关联——折一枝梅,便也是折一枝春天了,而被丢失更多的是语篇信息。这首诗的体裁是律诗,律诗需按起承转合起笔和收笔。首联就是“起”,是诗的开端,这首诗首联便开宗明义,而这段译文已不能达到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的效果。

再看“蓬莱”二字的翻译,蓬莱原是海上名山,被战国时期的方士们推崇,奉为“仙山”。民间亦有秦皇汉武派人出海寻找蓬莱仙境,访仙求药而不得的传说。因此在汉语中,“蓬莱”一词的象征意义重于实际意义,多用于代指 “人间仙境”。在英译中,译者以Elysium取代“蓬莱”, Elysium源于希腊语,指善人死后所去的极乐净土。虽然一在人间,一在天堂,却都是人们向往的仙境,不失为考虑译文读者宗教背景的活译,充分体现出对译文读者的接受心理和审美情趣的考虑,也兼顾了译文的可读性和文化意象的传达。

2 颔联

“不求大士瓶中露,为乞嫦娥槛外梅。”

黛玉读了这句后摇头说:“小巧而已。”那小巧在何处呢?

古人作诗词对用典要求极严,须得切中身份,绝不可乱用。而颔联中上下句各用一典,俱切中妙玉的身份。“大士”,即“观音大士”,民间常见观音大士手持净瓶的雕塑,因此才说“不求大士瓶中露”,同时也点出了妙玉佛家弟子的身份。“嫦娥”是月宫中的仙子,清冷高洁如一轮秋月,暗合妙玉美丽孤傲的形象。

霍克斯对这两句的翻译是:

Twas not the balm from Guanyin’s vase I craved

Across that threshold, but her fl owering plum,

对观音这种已经渐渐为大部分西方读者所了解的东方神话形象,基本不存在文本理解上的困难,霍克斯采用了直译的方式,以期保留民族与文化特色。但是对于“嫦娥”,却仅仅在后两句中以“saint”一词代之,saint原意为圣徒、圣者,来源于基督教,指虔诚或道德崇高的人,这种以目标语或译文读者文化为归宿的“归化”译法在一定程度上使译文读者避免了文化冲突带来的困惑,在不严重影响主旨的情况下尽可能地传达原文的意思,但是也使译文缺失了对妙玉这一人物形象的孤高冷傲的特质的表达。

再看“槛外”,这是原作者的一处重要的隐喻和伏笔,在《红楼梦》第六十三回里,妙玉在给宝玉的拜帖里便落名“槛外人妙玉”,自谓处于铁槛之外,“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而宝玉在邢岫烟的提醒下,回帖落款“槛内人宝玉”,槛内槛外,含义深远。甚至连书中荣国府的家庙也叫做“铁槛寺”。译文中“槛外”被巧妙地译为Across that threshold。threshold在英语中是一个多义词,包含了门槛、阈值、开端、界限等意义,既可作为“门槛”的直译,又包含了多层喻意,一个“槛外”,一个threshold,皆照应了前后文,也传达出太多隐伏其中的对人物宿命的思考。

3 颈联

“入世冷挑红雪去,离尘香割紫云来。”

这两句具体地写到了折梅而归的景象,“红雪”和“紫云”用梅花颜色的特点代指梅花。“入世”、“离尘”一方面再次暗点妙玉出家人的身份,另一方面是化用佛家“出世”和“入世”的禅语。自栊翠庵折梅而返,宛如从蓬莱仙境再入红尘,也似从出世之境重回入世之境。而“冷挑”与“香割”更充分体现了汉语独特而巧妙的模糊性:究竟是“清冷地挑着红雪,芳香中割来紫云”,还是“挑着冷冷的红雪,割下芳香的紫云”,便由读者见仁见智,每一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的感悟,这是汉语言文化的模糊性所架构出来的歧义空间留给读者无尽的联想和回味无穷的独特意境。

再看译文:

A frozen worldling, for red fl owers I begged

The saint cut fragrant clouds and gave me some,

首先“红雪”被译为red flowers, 丢失了梅花“如雪”的特征,同时丢失了隐含的梅花“雪”般冷傲的特质;而“紫云”也和“香”合并译为“fragrant clouds”,丢失了“紫”这一颜色细节,对原作中的文化意象进行了转换,丢弃了原文中的大部分必须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方能意会的描写和微妙的隐喻,使得译文的表达方式直截了当,最大程度的适应了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读者的阅读和理解。正如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中“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中对这种译法评述那样:中国自然诗和西方自然诗相比,也像爱情诗一样,一个以委婉、微妙、简隽胜,一个以直率、深刻、铺陈胜[5]。

“入世”和“离尘”在翻译中被作者略去,显然也是译者为西方读者着想,对大多数西方读者而言,这两个东方宗教中的概念是他们无法体会和理解的,会因语言文化的隔阂造成累赘且费解的效果。这是“文化上的不可译性”,原文的情景特征在译入语文化中不存在时就会导致文化的不可译性[6]。而由“冷挑”与“香割”所构造的歧义空间,在译文中也完全无法体现,这是翻译中不可译性的一种具体表现,是语言上的不可译性,即译出语与译入语之间存在着形体上的差异在译入语中无法找到等值成份。

同样没能在翻译体现出来的是这两句的对仗。律诗作为汉语言文化中一种独特的诗歌体裁,其中颔联和颈联各应对仗,自成一联。颔联“不求大士瓶中露,为乞嫦娥槛外梅”和颈联“入世冷挑红雪去,离尘香割紫云来”都严格遵循了这一规定。这种严密整齐的对仗句式,在英译中是绝难做到的。霍克斯曾提出,汉诗对偶的英译必会破坏作为汉诗本质的简洁,因为西文文法严密,而中文字句构造可自由伸缩颠倒,使两句对仗工整。且中文诗句常无虚字,而英文鉴于其语法特征和文化传承却不可缺少冠词、介词、副词等[7]。因而中诗本质简洁含蓄工整,而英诗则更连贯,意义更确切。英诗里也有对句,即每行同长度、同韵脚的诗句,也叫“英雄双韵体”,但却只和韵脚有关,不求对仗。

4 尾联

“槎枒谁惜诗肩瘦,衣上犹沾佛院苔。”

梅在中国古代文人的心目中总是以冷峻傲然的姿态出现,其形态也以遒劲苍疏为美,“槎枒”一语双关,既形容了后文的“诗肩瘦”,又暗指梅花枝条瘦硬冷峻的形象。“诗肩”字面意思就是“诗人的肩膀”,实则只是一种风姿、风骨的象征,并不是说诗人皆瘦骨嶙峋,也不是描写自己如何消瘦。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意象。

这两句译为:

Pity my verse so angular and thin

For convent snow has soaked it to the skin.

译者将“诗肩瘦”译作“my verse so angular and thin”。Verse的意识是“诗歌”。这里译者恰到好处地运用了“重创”这种翻译方法,基于奈达的“功能对等”原则,翻译时不求文字表面的死板对应,而要在两种语言间达成功能上的对等[8]。“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9]。这里,霍克斯用“诗歌瘦”巧妙地置换了“诗肩瘦”,通过另一途径向西方读者创造出原诗中的文化意境,使译文从语言形式到文化内涵再现了原诗歌的风格和精神。另一方面,这两句译文也存在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原句的主语是“求梅之人”“写诗之人”,而译文的大幅度转换使得主语变成了“诗句”,主语由人而物的大幅度转换,虽在语言的表达功能上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对等,却基本上失掉了原诗描写的原始情境,这种手法在翻译过程中的运用,笔者认为有待商榷。

霍克斯曾谈起中诗英译时难以再现的文化特征之一,就是中诗的韵脚。中诗易于押韵,并且押韵是律诗的基本要素。而由于英文语言文字的特点,长诗中极难一韵到底,并且竭力在英诗一韵到底最后会贻笑大方。因为一韵到底的英诗常在喜剧中或以打油诗出现[7]。这也是英汉两种语言在文化上的差异。因此,在诗歌翻译中,尽管韵律在理论上可译,但译者对律诗中通常的五个韵脚的处理却是基于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慎重考虑的。每两句押韵的做法既顾及了中诗的特征又避免了让译诗贻笑大方。

结语

《红楼梦》这部作品中的诗作涵盖了宗教信仰、生活用具、动物、颜色等等在内的各种文化意象。 面对各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意象和意象组合,译者很难在英语中找到与原有文化意象的形式和内涵完全吻合的对应表达方式来确切传达意象所蕴涵的引申意义。因此如何跨越时空与文化差异对这些诗词曲赋进行翻译,不仅是对译者的中英语言水平的极大考验,也是对译者中西文化底蕴的一个挑战。

从《访妙玉乞红梅诗》一诗看出,霍克斯对《红楼梦》的翻译充分考虑到了西方读者语言文化上的承受度, 在尽量保证准确传达原语文化信息的情况下对原文作了部分归化处理, 以便让英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综上所述,译者在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时,应仔细揣摩词句中所负载的中西文化意象的内涵和差异,尽可能在翻译时最大限度地平衡“忠实”和“等效”两个原则,以求让阅读译文的读者通过对这些文化意象的理解,更好地了解和鉴赏中国文化。

[1]周汝昌.曹雪芹[M]. 北京:作家出版社,1964.14.

[2]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175.

[3]江帆.他乡的石头记:《红楼梦》百年英译史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7.94.

[4]Hawks D. The Story of the Stone. [M]. London: penguin books,1977.535.

[5]朱光潜. 诗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7.55.

[6]Caford. C. J.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M].Oxford: The University Press, 1965.665,666.

[7]Hawks, D. Classical, Modern and Humane. Hongkong, [M].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9.

[8]Ma Huijuan.A Study on Nida's Translation Theory [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325.

[9]Nida,Eugene A.Language and Culture [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s Education Press,200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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