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敬忠，刘照中

（遵义师范学院 人文与传媒学院， 贵州 遵义 563002）

回顾经典、纪念经典，是促进当下文艺理论发展的重要一环。作为东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经典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称“讲话”），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仍然显示出强大的影响力与生命力。七十年弹指一瞬间，但“讲话”之音依旧回荡在人们耳边。文艺为时代而存，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仍是不能改变的。

一

“讲话”是东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经典之作，是毛泽东思想在文艺领域的集中体现。2012年5月19日至22日，在伟人故乡湖南省湘潭市，中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与湘潭大学联合主办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七十周年暨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二零一二年学术年会”。举行这一纪念活动，充分展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学术研究团体与伟人故乡高校的社会职责和学术影响力。笔者作为遵义师范学院（贵州省唯一代表单位）派遣的参会代表，应邀参加了这一盛会。亲临会场，聆听学术界名家学术观点，并参与会议交流发言，感受颇深。第一、代表范围广，参加会议的会员和代表，来自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河北、山东、山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浙江、上海、江西、广东、贵州、广西、重庆、四川等二十一省市区。第二、代表单位档次高，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中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湘潭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南民族大学、湖南科技大学、江南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济南大学、黑龙江社会科学院、河北社会科学院、成都大学、淮北师范大学、浙江省作家协会、湖南省作家协会以及有影响的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第三、参会知名专家学者多，如陆贵山、刘中树、董学文、季水河、马驰、欧阳友权、李志宏、黄也平、马龙潜、周波、胡家祥、赵炎秋、龚举善、王维国等。

与会者一致认为：“讲话”作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领域的经典文献，显示了那个时代党的文艺主流倾向，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为抗战胜利奠定了良好的思想文化基础，指明了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前进方向。即使时间过去七十年了，却仍然具有鲜明的文论史价值与美学意义。其中一些重要观点，在不断发展中依然成为我党宣传文化战线的指导思想。

刘中树（会长）在致辞中指出：中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作为全国唯一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学术团体，成立三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发、研究和传播。2012年是“讲话”发表七十周年，各位专家学者专题探讨“讲话”的精神实质和时代内涵，挖掘其历史价值，将进一步促进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学术年会鼓励各位会员和代表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进行充分的学术交流、争鸣。

李志宏从“‘文艺与政治关系’再认识”的角度，提出了如下学术观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分为两个方面：一、文艺和政治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形成不同事业或工作之间的关系：文艺事业必须直接或间接地适应政治事业的要求。二、文艺自身内部又可以形成政治性内容与艺术性形式之间的关系；其政治性内容是经过艺术加工而形象化了的，可以同艺术形式一道构成文艺的审美性；在完美艺术性的前提下，具有鲜明政治倾向的作品仍然是审美的。“讲话”的论述完全符合艺术规律和文艺实践。过去我们强调了文艺对政治的直接适应而忽略了间接适应，并且因此而不恰当地要求所有作家和作品一定要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对艺术性则重视不够。但以为文艺可以摆脱政治，以为文艺具有了社会主义政治性内容就一定不具有审美性的看法，不符合审美原则和艺术规律。这个学术观点，回应了当下文艺界某些偏执的观点，即过分强调文艺的审美性而贬低了文艺的社会功能。从文艺发展的历史来看，文艺与政治是始终存在联系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理解“政治”这一核心范畴。如果把“政治”读解为政治体制与政治方针，文艺无疑不能成为政治的附庸。显然，这样理解“政治”是有些偏颇的。“政治”范畴应该在更宽泛的范围理解，“政治”应是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的现实体现。从这个角度看，“讲话”的文艺政治方向永远不会过时。

“讲话”的经典的历史意义与文献价值，在于毛泽东结合抗日战争的实际，准确地把握时代脉搏，提出了文艺的几个重要问题，“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标准问题”等等，解决了抗战以来困扰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创作的方向问题。马龙潜结合“讲话”的时代背景，理性分析了“讲话”论述的几个关键问题，谈到“讲话”何以在经历了七十年后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和理智的原因所在时认为，不管时代如何风云变幻，党所倡导的文艺方向、文艺对象是不可能改变的，因为党所领导的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大众的文艺。七十年中国文艺发展的道路证明，凡文艺坚持了正确方向就能赢得广大人民的喜爱，凡文艺偏离了为人民的方向就可能使文艺走向迷失，从而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上述发言，表达了与会代表的共同心声。大家一致认为，以遵义会议为转折点，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从此，中国共产党逐渐走向成熟。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也在不断发展中，取得应有的话语权。“讲话”是党的文艺思想的集中而系统的表述，是党的红色经典文献和纲领性文件。同时，“讲话”的发表，也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美学在遥远的东方产生影响，使得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新民主主义时代文艺紧密结合，为马克思主义当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

站在时代高点，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发展的眼光，科学阐释“讲话”精神，用以指导当代文艺发展，是文艺事业必须坚守的原则和路径。以“讲话”发表七十周年为契机，我国当代文艺正在经历新的历史转折与创新机遇。

面对二十一世纪，党中央高度重视文艺事业，对文艺事业做出了重要指示。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只有与时代同步伐，踏准时代的鼓点，回应时代风云的激荡，领会时代精神的本质，文艺才能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才能产生巨大的感召力”。强调了文艺应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应该予以大力发展。胡锦涛进一步指出，文艺发展应坚持其“人民性”，“工农兵方向”，因为“文艺创造的历史活动是文艺创作的丰厚土壤和源头活水。一切受人民欢迎、对人民有深刻影响的作品，从本质上说，都必须既反映人民精神世界又引导人民精神生活，都必须在人民的伟大中获得艺术的伟大”。“人类文艺发展的历史表明，只有经受人民群众检验、又给予人民群众美的享受和深刻启迪的作品，才能成为隽永之作，只有既具有高尚精神追求又具有高度艺术才华的文艺家，才能成为人民群众推崇的文艺大师。”[1]总书记讲话精神所指，是对毛泽东“讲话”的继承和发展。温家宝总理对文艺当代发展也做过精辟的阐述。早在中国文联第七次、中国作协第六次代表会期间，在《同文学艺术家谈心》中提到，文艺从“当代中国文艺功能和艺术家实践层面上，追求真、善、美。我们讲真，就是要反映真实，表现真情，追求真理……今天强调善，就是要求人与人之间友善相处，团结互助，讲信修睦；就是要提倡每个人要为他人，为社会，为人民谋利益，树立有利于社会稳定的道德规范。……我们讲美，就是要在真和善统一的基础上，满足人们对美的追求和需要，给人精神上的愉悦。”[2]文艺创作“应该促进国家变革和社会的开放包容，鼓舞人们刚健自强，艰苦奋斗，给人以真善美的启迪合享受，应该反映社会的现实，人民的意愿，歌颂先进事物鞭挞丑恶现象，鼓舞人们团结向上，把国家建设好。”[2]

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文艺的论述，是科学发展观在精神文化领域的具体体现，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发展。围绕落实这一时代精神，各位代表表达了很多精辟意见。董学文认为，当代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处于尴尬境地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时代发生了巨大变革，二是思想观念的转变。看“讲话”的人少了，创作者更少了，一些地方举办纪念“讲话”的活动，是为了忘却的纪念，而不是真正将之作为指导文艺创作的方向。那么，今天纪念“讲话”发表七十周年，我们到底应该做些什么呢？我们应该做的是，领会“讲话”的精神实质，在文艺发展的当代背景下，创作出符合人民群众喜爱的文学作品。对此，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中不是盲目去靠政治标准，盲目追求宏大叙事，而是贴近现实，贴近生活，因为“讲话”的重要特征是紧密结合时代要求，我们今天要继承和发展的也是这个精神。欧阳友权发言中指出，尽管“讲话”已经不是“显学”，但我们的学会能坚持，已属不易。那么，今天我们如何看待“讲话”及其魅力？我们应坚守的原则是，第一要回到原点，二是要尊重历史，三是要回应现实。回到原点，就是要站在“讲话”的历史语境里，高度肯定“讲话”的经典价值。至于从今天的实际情况来看，一些观点已不太适合表述，那是时代发展的结果，但“讲话”的精神是值得继承的。尊重历史，是要尊重“讲话”发表的历史情境，不能割断历史地去批判“讲话”中一些看起来偏执的观点。那些观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适合文艺需要的，也是必须的，但今天不这么提了，就不意味着否定“讲话”。回应现实，就是要结合文艺发展的时代特点，探讨文艺发展的现实规律。在当代，文化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一翼，文艺作为文化产业之一，其审美价值与经济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同时，当代新媒体的出现，为文艺的多元化和产业化创造了条件。大力发展文艺事业，实现文艺双重效益，就是对“讲话”的发展。

毛泽东文艺思想不仅仅是毛泽东本人的文艺思想，而且是第一代党的领导核心的文艺思想，是党的文艺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具体体现。它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与时代发展相结合，不断塑造一个开放的形态和体系。“讲话”作为经典，是这一体系的基础，它蕴含着符合文学艺术自有规律的核心性的理论抽象和价值判断。阐释经典魅力，就是要不断根据新时代的新情势来解读补充完善发展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科学表述，以推进一个科学化的具有普遍真理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的形成。这一体系，在新中国成立后显示了巨大魅力。体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文艺思想，倡导美学界大讨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弘扬现实主义启蒙精神，加强西方文艺思潮的吸收和引进，重视方法论研究。九十年代掀起人文精神大讨论。二十一世纪，文艺界倡导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新千年文艺发展实践紧密结合起来，阐释中国当代文艺的新变化、新特点。

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思想界和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显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巨大活力。其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一翼，在文艺宣传和文艺政策方面发挥功用。而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东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艺思想体系的典型构建，也在文艺的发展中，越来越显示出其影响力与生命力。换句话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的中国化进程，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与时俱进的历程。站在这一角度来看“讲话”，我们就不是仅仅看“讲话”在当年说了什么，还要看“讲话”获得了怎么样的发展。基于此，“讲话”具有无穷魅力。

三

“讲话”在当年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力，除上述因素外，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阐述和宣传。周扬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笔者作为参会代表，就周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述与发展，尤其是晚年周扬的文艺思想，在会议期间与各位代表进行了交流。

一九四九年七月六日，毛泽东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期间，亲临会场，做了重要讲话。毛泽东说：“同志们，今天我来欢迎你们。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的组织者。你们对革命有好处，对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3]讲话连用七个“人民”，表明毛泽东在新中国即将成立前延续“讲话”精神的内在意向性。周扬对毛泽东讲话及时进行了阐述和深化，在《新的人民的文艺》的发言中，周扬指出：“毛主席的‘文艺座谈会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政治服务的，具体地说，就是为战争为生产服务的，那么文艺就应该推动战斗、生产。”[3]这个发言，实际上进一步规定了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应坚持的路径和方向，也就是把“讲话”精神作为指导新中国文艺的指针。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文学创作实践，事实上显现了“讲话”的重大影响。农村题材，工农兵方向，无产阶级世界观，人民大众立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等，在文艺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中得到了充分贯彻。

周扬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路线，使他取得了在文艺理论方面的主导话语权。但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和文化思潮，文艺过分地与政治靠近，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美学标准，从而在文艺界引起争鸣和讨论。如果这种争鸣局限在文艺本身的范围内，也许是好事。事实上，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展开的六次大讨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主观战斗”思想的批判，对《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批判，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讨论与批判，对“写中间人物论”与“现实主义深化”的讨论与批判，都在一定程度上越出了文艺与美学争鸣的边界，沾染了“政治斗争”色彩。文艺政治化和政治文艺化的过度表现，将产生较大的消极后果。周扬作为当时文艺界的重要领导人，无疑在这些运动中出现了很多失误，以致遭致了他以后曲折的经历和命运。文革中，周扬惨遭迫害，失去人身自由近十年。文革结束后，周扬虽恢复了职务，重新活跃在文艺舞台上，但仍然遭受误解[4]。尽管如此，晚年周扬反思了自己走过的道路，对新时期文艺理论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独到深入的思考，传达了一位文化老人的声音和希冀。

晚年周扬仍然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立场上，坚定维护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性和指导性。与过去不同的是，周扬不是一般地阐释马克思文艺经典，而是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当下文化思潮紧密结合，以发展的视野和创新精神分析问题。他敢于突破理论盲区，体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战略眼光。晚年周扬对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创新与发展有三个方面。第一，突破“左倾”路线的局限，消除“两个凡是”在文艺领域内的消极影响，主张恢复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原则，以科学的、客观的、公正的态度看待和评判作家世界观和文艺创作之间的关系，将文艺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有机统一起来，反对把文艺问题上纲上线，避免文艺工作者遭受政治压制。第二，突破禁区，研究了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的地位和影响。“讲话”是在抗日战争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发表的，难以对文艺中的人道主义进行阐述，在当时“文艺是为政治服务的”。因之，人道主义一直成为我国文艺领域中的一个禁区。但如果排除战争条件，理性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文艺的深刻见解，人道主义显然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应有之义。周扬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人道主义，或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具体体现在文艺中，就是文艺中的人道主义。文艺中的人道主义，贯彻到文学艺术创作中，就是写出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把人物的思想、情感以及内心冲突真实地刻画出来表现出来。文艺中的人道主义，落实到文艺批评中，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史的批评相结合的方法，把文艺的思想深度和美学价值深入挖掘出来，把文艺的人文情怀充分表达出来。周扬的这些思想，是新时期以来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第三，反思“左翼”文艺运动，制定新文艺十条。“左翼”文艺运动在文艺史上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新时期的历史背景下，怎样看待“左翼”文艺的得与失，关系到如何理解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问题。“讲话”发表比“左翼”文艺运动时间晚，但“讲话”的文本内涵里贯彻了“左翼”文艺的精神实质，从一定程度上说，也是“左翼”文艺的历史性总结。那么在历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对“左翼”文艺是否像以往那样完全肯定呢？或者说，反思“左翼”文艺存在的问题是否就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否定呢？周扬深刻地反思了这一问题，鲜明地指出,“‘左翼’文艺运动受到当时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王明的左倾路线的影响，也有不少弱点和幼稚的毛病”。周扬自己也是“左翼”文艺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在新时期能够对“左翼”文艺运动做出如此深刻的反思，是需要有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反思精神的。而这一勇气和精神来自于实事求是的观念。为此，周扬制定了一个新时期文艺“十条”的讲话稿，对新时期文艺的发展规律和方向做出了全面、深入的谋划。

文艺经典是以时间尺度和美学标准双重要素来衡量的，但经典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事实上，世间还没有完美无缺的东西，完美无缺只不过是人们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的最高境界。同样，经典只有在不断传播中加以补充和完善，才能不断散发出经典的魅力和芳香。“讲话”作为文艺经典，拘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也有一定的局限和缺憾，需要不断诠释不断完善，使之不断经典化。晚年周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深入思考，无疑凝聚着对“讲话”经典研究的心血。周扬无愧为“讲话”的经典诠释者。

[1]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9.

[2]温家宝.同文学艺术家谈心.炎黄春秋[J].2007，（1）:3，5.

[3]於可训，李遇春.中国文学编年史（当代卷）·毛泽东《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讲话》[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2，3.

[4]熊静忠.晚年周扬及其理论贡献[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