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凯敏

（河池学院 艺术系，广西 宜州 546300）

鼓吹署是鼓吹乐的专门性官方管理机构，它的产生伴随着乐府制度的发展及鼓吹乐礼仪化程度的提高。它的设立使得本是源于北狄，汉初边军以壮声威的军乐进入官方，并逐渐与礼结合经过官方的途径传承延续下来，也让鼓吹乐逐渐衍生成各地种类繁多的吹打乐用于士庶吉凶之礼和迎神赛会等礼俗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鼓吹署的建立是鼓吹乐发展历史上的里程碑。因此，辨明鼓吹署的建立时间与职能，对于研究鼓吹乐的传播途径、发展动力而言相当重要。

鼓吹署的建立要晚于鼓吹乐的出现。据《乐府诗集》卷十六引刘瓛《定军礼》载：“鼓吹未知其始也。汉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鸣笳以和箫声，非八音也。”[1]P436最早关于鼓吹乐的文献记载是班固《汉书·叙传第七十上》中提到的“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楼烦，致牛马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2]P3079。由此可知，秦末班壹效仿北方少数民族的马上之乐形成了鼓吹乐，后逐渐由边民或戍边将士传入中原。《周礼·大司乐》曰：“王师大献，则令奏恺乐。”[1]P436上古时代，我国就有在军队中运用类似的“凯乐”的传统。后汉蔡邕《礼乐志》曰：“汉乐四品，其四曰短箫铙歌，军乐也。黄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扬德、风敌劝士也。”[1]P436蔡邕在《礼乐志》中将东汉宫廷乐署使用的乐章分为四大类：“一曰《大予乐》，郊庙上陵之所用焉；二曰雅颂乐，辟雍饗射之所用焉；三曰黄门鼓吹乐，天子宴群臣之所用焉；四曰短箫铙歌乐，军中之所用焉。”[1]P436大予乐和雅颂乐是由大予乐令执掌的雅乐。黄门鼓吹和短箫铙歌可以统称为鼓吹乐，按场合和用途被用于卤簿、宴享、给赐边将、军乐等。由此可见，汉代对于鼓吹乐的引进和使用是相当丰富的，并对“鼓吹”进行了分类管理。但就此认为汉代出现了“鼓吹署”这样的专门性管理机构，依然显得证据不足。

对于两汉鼓吹乐管理机构的名称、职能，学界还有许多不同看法。袁行霈在其著作《中国文学史》中认为，在东汉就已出现了鼓吹乐的专门管理机构——“黄门鼓吹署”，他提出：“东汉管理音乐的机关也分属两个系统，一个是大予乐署……一个是黄门鼓吹署，由承华令掌管，隶属于少府。”[3]P75胡天虹、李秀敏在《略论汉魏两晋南北朝宫廷音乐官署的沿革》一文指出：“东汉时期使用新的宫廷乐署——黄门鼓吹署代替乐府。……是否可以这样推断，东汉的‘承华令’一职即为西汉时期乐府令的后身。”[4]P41-45两者都认同在承华令掌管下的黄门鼓吹署是鼓吹乐的管理机构。但也有观点认为“汉代黄门鼓吹署是不存在的。”如许继起的《汉代黄门乐署考》[5]P22-28及刘斌的《六朝鼓吹乐及其与五礼制度的关系研究》[6]P42。那么，究竟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呢？

笔者遍查典籍，均未见有“黄门鼓吹署”一词的出现。许多学者根据范晔《后汉书·安帝纪》记载：“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九月壬午，诏太仆、少府减黄门鼓吹以补羽林士。”[7]P140认为汉代已经有了“黄门鼓吹署”。从此处文献可见，“少府”对黄门鼓吹有管辖权，而且黄门鼓吹是可以补充羽林军的，并非普通的音倡。但据此认为建立了“黄门鼓吹署”未免牵强。那么，此时的黄门鼓吹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乐署呢？还是其中的一种音乐部类呢？黄门鼓吹真正的管理者是谁呢？要判断这些，只需识清主管机构的职能、权限，答案自然就水落石出了。

唐代杜佑《通典》卷二十五云：“东汉少府属官有承华令，典黄门鼓吹，属少府。”[8]P360又张九龄撰《唐六典》卷十四称：“后汉少府属官有承华令，典黄门鼓吹百三十五人、百戏师二十七人。”[9]P142根据这些文献，许多学者判断黄门鼓吹由少府属官承华令管理。事实究竟为何呢？对此，确定承华令的职责范围就显得至关重要。承华之名西汉有之，与帝王乘舆出行有密切的关系。《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言：“秦汉置太仆卿，下置承华监，掌乘舆路车。”《后汉书》卷六《顺帝纪》亦言：“（汉安元年）秋七月，始置承华厩。”李贤注引《东观汉记》曰：“时以远近献马众多，园厩充满，始置承华厩令。”[10]P272《文选》张衡《东京赋》记载：“驸承华之蒲梢，飞流苏之骚杀。”薛综注：“承华，厩名也。言取华厩之蒲梢，以为副马也。”[11]P41不难推知，起码在汉代隶属于少府的承华令之职主要是管理帝王出行所用的车马。这虽与主要用于帝王宴乐群臣的黄门鼓吹在用乐场合上有矛盾。倒是作为管理帝王出行所用车马部门，可能会管理帝王出行时卤簿中用的骑吹。

1.汉代黄门鼓吹分为黄门鼓吹（宴飨）和黄门骑吹，骑吹由黄门冗从仆射管理，也受少府承华令的安排

《后汉书·安帝纪》永初元年九月载：“壬午，诏太仆、少府减黄门鼓吹，以补羽林士。”[12]P208羽林士乃指禁军兵卒，从这里可以看出，黄门鼓吹并非普通的音倡，是可充当禁军兵卒的，除了作为乘舆的礼乐仪仗，还担负着持兵护卫之职。《宋书·乐志一》云：“而汉世有黄门鼓吹。汉享宴食举乐十三曲，与魏世鼓吹长箫同。长箫短箫，《伎录》并云：‘丝竹合作，执节者歌。’又《建初录》云：‘《务成》、《黄爵》、《玄云》、《远期》，皆骑吹曲，非鼓吹曲。’此则列于殿庭者为鼓吹，今之从行鼓吹为骑吹，二曲异也。”[1]P436把骑吹和黄门鼓吹的演奏形式、特点做了明确的区分：黄门鼓吹更接近相和歌的表演形式，娱乐性更强。而骑吹则主要是用于“从行”，必然声威宏大！东汉议郎卫宏《汉官旧仪》不仅言及官制，而且大量涉及礼制，如籍田、宗庙、春桑、酎、祭天等礼仪。其中卷上称：“黄门令领黄门谒者。骑吹曰冗从，仆射一人，领髦头。”[13]P59《后汉书·恒帝纪》亦称：“永寿三年六月，初以小黄门为守宫令，置冗从右仆射官。”注引《汉官仪》曰：“守宫令一人，黄门冗从仆射一人，并秩六百石。”[10]P308《后汉书·舆服志下》注引《东观书》曰:“建武元年,复设诸侯王金玺绶,公侯金印紫绶。……尚书、中谒者、谒者、黄门冗从四仆射、诸都监、中外诸都官令、都候、司农部丞、郡国长史、丞候、司马、千人秩皆六百石,……以上皆铜印黑绶。”[14]P3679《后汉书·百官志》：“中黄门冗从仆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黄门冗从。居则宿卫，直守门户，出则骑从，夹乘舆车。”[14]P3573由以上可以看出，汉代的黄门鼓吹应该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黄门鼓吹（宴飨），二是黄门骑吹也被称之为“冗从”，由黄门冗从仆射管理，用于出行时的乘舆仪仗。骑吹亦称为鼓吹，黄门冗从仆射实际上就是管理骑吹的官员。

而黄门冗从仆射则隶于少府。在秦代，少府为九卿之一，其职责主要掌管皇室“山海池泽”的税收供养和皇室的手工业制造，是皇帝的私府。西汉政权的少府仍为管理帝室财政的重要机构，在东汉，少府一职掌管宫中御衣、宝货、宴飨膳饮等事物，仍为九卿之一。少府之职皆由宦官主管之机构所掌握。[15]P136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卷十九上载：“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又中书谒者、黄门、鉤盾、尚方、御府、永巷、内者、宦者八官令丞。诸仆射、署长、中黄门皆属焉。……中黄门冗从仆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黄门冗从。居则宿卫，直守门户；出则骑从，夹乘舆车。”[16]P731可见，黄门冗从仆射的职责，就是管理夹乘舆车的从行鼓吹，平日还有宿卫之责。而黄门冗从仆射归属少府领导，因出行时要用到车马，也接受少府职官承华令的安排。

2.黄门鼓吹（宴飨）的管理者是小黄门

用于宴飨的黄门鼓吹管理者究竟是谁呢？《后汉书·礼仪志》中朝会注引蔡质《汉仪》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阳殿，临轩。公、卿、将、大夫、百官各陪位朝贺。……位既定,上寿。……钟磬并作。倡乐毕,作鱼龙曼延。小黄门吹三通,谒者引公卿群臣以次拜,微行出,罢。”[17]P3127卫宏《汉官旧仪》卷上：“黄门令领黄门谒者。”[13]P59《太平御览》卷五六九所引作“乐毕，作鱼龙蔓延,黄门鼓吹三通”。《后汉书·恒帝纪》：“永寿三年六月，初以小黄门为守宫令，置冗从右仆射官。”注引《汉官仪》曰：“守宫令一人，黄门冗从仆射一人，并秩六百石。”《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有六丞。属官有……中书谒者﹑黄门﹑钩盾﹑尚方。”由此可见，小黄门担任黄门令，并在宴飨上黄门鼓吹三通，且指挥黄门谒者引公卿群臣依次朝拜。其与黄门冗从仆射一样属于少府下属职官，二者分别掌管了用于宴飨的黄门鼓吹和用于行驾的骑吹。

3.黄门鼓吹（宴飨）乐人源自于乐府

《周礼·春官宗伯·旄人》：“旄人，掌教舞散乐，舞夷乐。”郑注：“散乐,野人为乐之善者,若今黄门倡矣。”[1]P23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四六：“此黄门倡,即习黄门鼓吹者。”《汉书·礼乐志第二》：“至成帝时,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属富显于世。”[16]P1072汉成帝时的黄门倡丙强、景武等皆为隶属乐府乐人，习黄门鼓吹，以歌舞、俗乐娱乐帝王。因而用于宴飨的一些黄门鼓吹乐人来源于乐府[18]P12-21。

综合以上资料，我们会发现，在汉代“黄门鼓吹署”还尚未出现。作为一个音乐部类，汉代黄门中的鼓吹包括宴飨中用的黄门鼓吹和行驾中用的黄门骑吹两个部分，分别由来自乐府的黄门倡和来自少府可充当禁军的黄门冗从组成。用于宫廷宴飨的部分由小黄令管理，骑吹则由黄门冗从仆射管理，并接受承华令的管理，二者同为隶于九卿的少府管理，在小黄令和黄门冗从仆射的领导下，二者同属少府，构成了后世对鼓吹乐进行管理的初步机制，也为西晋时正式建立鼓吹署管理鼓吹乐和百戏打下了基础。

尽管此时，作为东汉宫廷音乐的四大乐类之一的黄门鼓吹，拥有丰富的内涵，已经形成了比较严格的用乐规模和程序。但当时仍尚未建立真正独立意义上的专门性质的鼓吹乐管理机构，其建制、分工还不明确。所以，把少府对鼓吹乐的管理称之为鼓吹署建立的雏形会更贴切！

[1]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Z].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西安公司，2000.436.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3079.

[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75.

[4]胡天虹，李秀敏.略论汉魏两晋南北朝宫廷音乐官署的沿革[J].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2，（4）:41-45.

[5]许继起.汉代黄门乐署考[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2，(4):22-28.

[6]刘斌.六朝鼓吹乐及其与五礼制度的关系研究[J].天籁，2007，（1）:42.

[7]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140.

[8]杜佑.通典[M].长沙：岳麓书社，1995.360.

[9]李林甫.唐六典[M]. 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2.142.

[10]范晔.后汉书(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1.272.

[11]萧统.文选（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41.

[12]范晔.后汉书(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1.208.

[13]孙星衍.汉官六种[M].北京：中华书局，1990.59.

[14]范晔.后汉书(第十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1.3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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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班固.汉书(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2.136.

[17]范晔.后汉书(第十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1.3127.

[18]孙尚勇.黄门鼓吹考[J].黄钟，2002，（4）: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