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柳光强 阮 静

索菲亚大学校长波皮瓦诺夫教授给杨灿明副校长赠书

杨灿明教授在中外学生交流会上发表讲话

阳春三月，我们采访了著名财政学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杨灿明教授。

交流从十八大后开启财政经济工作新局面的大背景出发，在记者提问的层层推进中，杨灿明教授以学者的专业态度、清晰敏捷的思维，从容流畅且准确深入地解读着“大时代的大命题”。

当被问及如何平衡学术研究和行政事务、社会兼职时，杨灿明教授则洋洋洒洒从矛盾的对立和统一论及各类角色的转换与贯通，哲思丰沛，而其意更在“平衡”之外——社会大舞台与知识分子之间自是存在一门互相成就的大学问。

而说到求学治学经历，杨灿明教授则一板一眼地从少年时代的文学梦说起，历经选择与被选择，有放弃亦有坚守，具才智、懂方法亦扎实勤恳付出，终在财政学界中青年学者中站稳一席之地。

习字、摄影是兴趣所至、生活的调味品，教书育人亦是乐趣所在、生活的有机体。谈及生活、论及人生的杨灿明教授再展谦谦君子之风，与其书法作品中呈现的恢弘隽永精神相往来，书写出其睿智学者之魅。

大时代有大命题

记者：十八大之后，重启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改革财税体制” 等十八大报告中的部署规划为改革步伐的迈开进行了“顶层设计”。您从事财政学教学科研以来，一直以我国财政改革实践为研究对象，产生了很多对我国财政改革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的学术成果，在您看来，当前我国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在哪里？ 作为理论工作者，在推进财政改革方面应如何作为？

杨灿明教授（以下简称“杨教授”）：关于推进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如何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二是构建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主体功能区建设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系，三是完善地方税体系，形成一个有利于优化结构和社会公平的税收体系。谈及理论工作者的作为，实际上涉及到高校的功能。高校有着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等功能，其中社会服务功能就是指高校要为政府服务、为企业服务、为社区服务，高校的内在功能决定了作为高校的教师、学者，要给政府工作提供参谋建议、积极地建言献策，当然也要本着科学的态度和精神对某些政府官员、某些地方政府不恰当的决策和行为提出批评和建议。

记者：刚才您说到“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而以往的提法是“财权与事权相匹配”，“财权”换成了“财力”，这说明、强调了什么？

杨教授：关于中央与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问题，很长一段时间的提法都是财权与事权相匹配，但是实际上到了地方，特别是到了县乡是没有什么财权可言的，包括税收立法权以及其他一些权力。财权与事权总是没办法匹配的，只能谈财力，即便是省一级政府, 其财权也是小于事权的，很多省都要靠中央的转移支付保运转，所以后来就改为了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现在还有一种建议，即认为目前这个提法还是不妥，建议改成“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因为有时候地方政府的事权也是有限的，对其来说更多的是支出责任。

记者：您提到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这一公共财政体系的构建应注意哪些问题？

杨教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是个难点和重点，因为现在讲民生财政，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公共服务，强调建设服务型政府。针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我认为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要强调是基本公共服务，并非所有的公共服务，这一点应特别明确，否则政府将不堪重负；其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个过程，不能够一蹴而就。我个人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不取决于事先的人为安排，而是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与地方之间长期博弈竞争的结果，类似于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和地方会有博弈，地方和地方会有博弈，经过长期的博弈、长期的竞争可能会使得每一个地方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大体相当，形成一种相对均衡，在这种相对均衡里还包含着很多主观感受。为什么不能事先安排？ 因为事先无法安排一种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格局。就教育而言，西藏和上海，是不是拨同样的生均经费就是均等化？并不见得，物价指数、消费习惯、工程造价等诸多方面的因素都会影响教育均等化的水平，所以困难之一就是这里既包含主观感受，还涉及客观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每一个州的基本公共服务其实也没有达到均等化。均等化一定是相对的，它也会有地区差距。所以中国何时能达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实事求是。另外，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还需要发展和艰苦创业，所以现在也只能保基本，不能因此而导致国家背上沉重负担。比如欧洲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就应该引以为鉴，福利太高，债务就高，债务高到一定程度就容易导致主权债务危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要谨慎。根据政府特性，其提供的公共服务应该是对所有公民实行国民待遇，所以均等化理念肯定没问题，但是具体操作起来必须从实际出发。至于主体功能区建设，被划为主体功能区的地方特别是其中的限制发展区域，必须在观念上转换过来，以绿色GDP 替换传统的GDP，因为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就以追求GDP 作为主要的政绩指标，如果还是这样一个评价体系，就不利于主体功能区建设，所以对这些地方，为了其生态保护及可持续发展，我们首先要改变这个评价体系；其次在财政方面，要有足够的转移支付给其作为补偿，否则就不公平。因为限制发展区域具有外部性，改善其生态环境，受益者不光是它本身，像青海三江源地区，其生态环境影响着整个长江上中下游。

记者：您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之一便是从替代成本与收益的比较角度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探讨，十八大报告中亦明确指出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当前经济发展与改革背景下，您认为应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在“更加尊重市场规律” 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杨教授：我认为报告中这一提法非常到位，也抓到了问题的要害，从这些年的情况来看，我们取得的很多成就得益于改革开放，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得来的，而我们存在的很多问题是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还不到位。现在有两种提得比较响的观点，一个就是把我们存在的很多问题、出现的很多矛盾，归咎于改革开放，归咎于国有企业比重的下降，所以强调要提升国有企业的比重，强化政府的职能；另外一种观点是说我们的成就由改革开放带来，是推行市场经济的结果，而我们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不够深入，市场机制发挥不够到位，所以药方就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强调市场经济的地位。从十八大的报告来看，包括从最近“两会”的报告来看，我认为中央是正确的，不但强调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且明确提出了要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在这个基础上，才来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最近也在提“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是对的。

记者：您刚才说的那两种观点是不是都有些偏颇？ 现在的问题是不是一种结构性的问题，即存在政府有些应该管得却没有管，有些不该管得却去管了？

杨教授：我说的那两种观点主要还不是从这一角度来讲的，实际上两种观点更多地有其政治背景、更多地体现一种价值取向。但是如果换一个层次进一步探讨具体问题，两种观点里还可以细分。当然你说的结构性问题也存在，但是我认为大是大非要先搞清楚、就是要承认改革开放这一大趋势对不对，回过头去还是继续往前走。至于往前怎么走，这是另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现在把大是大非的问题搞清楚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讨论更为细化的问题，我即便强调深化改革、即便强调尊重市场，也有一个国情的问题，也存在如何分步推进的问题。每一个国家都不一样，市场经济国家也是五花八门，所以究竟哪一些该政府管，哪一些不该政府管，这个就需要我们好好来研究。但是大前提是我们要承认搞市场经济，如果这个大方向不明确就不谈了，明确了大方向我们再来谈第二层次的问题，那么肯定就是中央报告里面说的在更加尊重市场规律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记者：这话好像是很多年前提的，并不是新提法。

杨教授：对，现在重提非常有必要，实际上就是对于一些是非加以澄清，相当于最后做一个裁判，很有必要。我总体感觉是由于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自2008年底2009年以来，政府的作用范围在扩大，作用在增强，这里有可以理解的一面。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力度的把握方面是不是也有失之准确的地方呢？这是可以讨论的。在这种特殊时期，政府的表现不应该作为我们研究一般问题的全部依据，随着整个经济形势的好转，政府会调整这样一个政策取向。关键是从目前来看，全球的经济形势不能说已经从危机中走出来，因为新问题又出现，由过去市场层面的经济危机更多地转化为财政危机，包括美国的财政悬崖、欧洲的欧债危机，即危机转到政府这个圈子里面来了。由市场出问题导致政府出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市场失灵、政府失灵，而是经济危机转移了，开始危及政府自身。过去市场有问题政府可以出手相救，现在政府出了问题谁来救？ 所以现在面临这样的问题，即政府应如何自救？实际上这反过来给我们一个警示：就是如果我们救市场救得不当，这个火就会烧到自己身上。

记者：核心问题还是没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杨教授：核心问题就是我们应当看到，在正常情况下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在特殊情况下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方面它是不一样的，特殊时期可以有一些特殊方法、非常之举，但另一方面又有些东西一定是一样的，经济规律总是只有一个，所以不能因为是特殊时期，力度、方式方法就过多地去违背经济的内在规律，这点是行不通的，所以美国的财政悬崖、欧洲的欧债危机，不排除他们就是由于用力过猛或者用力不当造成的。中国在这方面好一点，平稳一点，这是我们的经验，但是对欧美的情况我们要引以为戒，所以现在提出来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除了是对前面我说的大是大非的几种论断的裁判之外，实际上也是在告诉我们：现在这一非常时期也要保持清醒、谨慎，同样要尊重市场规律，因为不管是处于什么时期市场规律总是不变的，正如水总是往低处流，太阳总是从东方升起。

记者：有没有人研究过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或者采取经济财政政策救市的退出机制？

杨教授：当然有人研究过，从凯恩斯提出这样一个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张，后来其反对者在相关方面都有大量研究，公共选择学派是一个，供给学派也是一个，还有其他学派与观点。为什么凯恩斯主义会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失灵？ 恐怕就因为其政策主张使短期的相机抉择措施成为常态，时间长了肯定就会出问题，所以最后出现了滞胀。这就说明应急办法一定只能应急不能成为常态。另外实际上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来救市，新建若干的项目，在短期来看确实有利于扩大内需，增加社会购买力，缓解经济危机，但是这些投资如果过多地转向于形成中间需求、形成生产能力而不是消费能力的话，时间一长就会火上浇油。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危机的主要特征就是生产过剩，在生产过剩的情况之下需求萎靡，经济不景气，于是进行大量的投入，但投入又在形成生产能力，一段时间过后就发现生产更加过剩，即政府政策跟经济危机在节奏上是不合拍的，存在一个滞后效应，因为很多投资要几年之后才能见效，但几年之后经济状况已发生改变，与此同时之前的投入开始见效，这时候麻烦就来了，所以要注意投资方面的时滞问题。因此只要明确了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大方向，我们就一定要尊重市场规律，不论是在正常时期还是在非常时期，都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在此基础上发挥好政府的作用。

隶书君问条幅

草书柳絮条幅

记者：您出版过16 部专著、教材、译著，在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有十多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级、省部级以上奖励，并且创造性地提出诸如“产业定位与产权特征相对称”的框架理论等在国内产生很大影响的新思路、新观点，可谓硕果累累。您认为不断推动您个人学术进步的最重要的因素有哪些？

杨教授：硕果累累倒不敢当，但是我有这么一个观点，即做学问一定要做到“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前一句就是说要潜心探索，不要功利、不要急躁；后一句就是讲要力主创新，一定要有自己的观点、思想。我同意这么一个观点，即只有种粮食的才是农民，吃粮食的不一定是农民，同样，只有创造知识的才是知识分子，只吸收已有知识的不算知识分子。

草书龙斗方

记者：正如您所说，潜心探索、力主创新才能有科研的进步，而近日一名北大研究生发出退学声明抵制“苦力科研” 的新闻引起热议，您如何看待这样一个事件？ 您也曾赴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在类似问题中，我国当今的高等教育、科研氛围又该进行哪些反思和改进？ 您认为现在的学生在学术道路继续深造时应做好怎样的准备、秉持怎样的科研态度？

杨教授：我非常理解这个学生，我去过很多国外的高校，他们对学生没有发表多少文章、提交多少论文才能答辩的硬性规定。国外对论文要求的确比较严格，但并非要求另外还要发表多少篇文章，而且我个人觉得研究生在读书期间不要过高期望其能出多少标志性成果，甚至还抱着能被政府采纳这样的想法。我总认为作为学生除非他个人有意愿和兴趣多发表文章，否则不要硬性规定。作为老师要更多地对其科研成果的质量把关，而非一味对其在读书期间发表论文的数量提出要求；而作为学校就不要有这些硬性规定。所以对北大这个学生我是理解的，如果我现在在读书，也可能会发表这样的声明，我也是有这个性格的。但是现在这种“苦力科研”似乎已成一种趋势，总而言之就是感觉到我们现在整个氛围浮躁化、功利化，而坐冷板凳的思想、打功底的理念却在不断淡化。

现在的青年学者我觉得要做好两件事，第一就是打下扎实的专业功底，不是简单地上好几门课，而是要花大量的时间阅读，要有吃草的精神，吃进去哪怕不理解也要先啃先读，读一遍不行读两遍。我在本科期间通读《资本论》原著，后来读研期间《资本论》又读了几遍，发现跟本科时候读来感受完全不一样，又有很多新的认识和领悟，现在都记忆犹新，所以现在对我比较看重的有培养潜质的博士生，我就要求他们再加一门课即看《资本论》，跟马克思的《资本论》相比，很多西方经济学著作都是很肤浅的，所以第一就是打下扎实的基础，就是功底要厚；第二就是学会研究方法，国外的导师指导学生首先是看方法、学套路，而不一定要马上出成果、出见解，引起副总理以上的领导重视，这不可能也没必要。所以更多的是要学方法、学套路、学范式，而现在很多博士生，说实话我首先要作为语文老师批改一遍他们的论文，这是很不应该的。我们当时写文章基本是不用打草稿的，因为原来有文字功底再加上训练有素。所以青年学者不一定要追求多少科研成果，学术功底与方法的锤炼更为关键。

大舞台有大学问

记者：您在当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院长和副校长期间，虽然承担了大量行政管理事务，但是您在学术方面也不断有所突破，请问您是如何协调学校管理事务和学术科研工作的？

杨教授：作为一个学者兼任行政职务，这个关系的处理本身就是一个难题，因为一个学者做好学问，既是个人的事也是学校的事，但是作为一个校领导班子成员，你又必须花足够的精力和时间来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因此必须要处理好这个关系。这些年来我担任了学校的行政职务，但是科研上没有放松，在处理这一矛盾上面首先要尽量地自我兼顾好。一个方面就是尽量用休息时间、业余时间来做学问，研读专业方面的一些文献，进行思考；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发挥团队的作用，学术研究不是单枪匹马的工作，要注重发挥团队力量，我的团队里面包括比较好的博士生、年轻老师等，所以我这些年的成果更多属于合作性的，我的主要任务是提供思想、划出框架然后组织、引领，以此发挥作用，反而感觉效果比过去自己一个人单干还要好，这也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趋势，多人合作有时会达到一种思想碰撞这一良好的效果，同时比较好地兼顾了这样一个矛盾。但是人的精力和时间总是一定的，不排除如果我不担任行政领导职务，我的学术会做得更好，也不排除如果我不做学术研究，我的行政工作会干得更好这样的可能性。

记者：在校园之外，您担任过诸多社会兼职：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兼财经委员会和预算工作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等等，您又如何看待社会兼职工作？ 如何平衡好您的各种角色？

杨教授：前一个问题我谈的是怎样兼顾行政职务与学者角色的矛盾面。但我几年前也就在讲不要把做学问和搞行政工作看得太对立，它存在矛盾的一面，而矛盾从来都是对立统一的，也不能忽视其统一的一面。我认为做行政工作也是一种学问，因为行政工作跟你的专业研究存在或广义或狭义的联系。从广义联系来讲，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为人处世、管理方法、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练就“领导艺术”这一过程中，充满了经济学中的博弈论、信息不对称等原理，即经济学研究的内容都能在行政工作里找到，比方说信息不对称，我管理一个处长，不可能知道他每天具体在做什么，但是他清楚我的想法，这就存在信息不对称，他是跟我博弈的，因此经济学的道理都可以用到我的管理工作中。另外从狭义来讲，比如说我分管资产、基建等工作，其中就有政府采购、预算问题，这不刚好契合我的研究内容吗？ 它反过来成为一个鲜活的科研案例，这样来看行政管理工作跟做学问又是统一的，即便有矛盾也是对立统一的，不是绝对相斥，这是一方面。那么范围再扩大一点，即行政工作之外的兼职工作、社会活动等，道理其实是相通的。我在武汉市人大任两届常委，人大的主要任务就是预算监督、审查等，这不还是我的研究范畴吗？ 我觉得这些更多的是帮了我，提供给我参政议政包括下去视察的机会，而这些都是平常少有、普通学者难有的机会。一次我带了几个年轻老师去人大旁听，他们很激动也觉得很有收获。因此，通过人大这一平台参政议政不也是做学问的一方面吗？不也在体现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吗？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个行万里路就是说到处去走走看看，而这些社会活动恰恰给了我不同层次、不同视野的平台与机会。

所以我想自己得以担任这些社会角色，也是因为各方对我个人及专业研究的认同，因此我更要把它当作机会，当作平台，以一种快乐的心态、专业的姿态参与其中。一方面我自己不觉得累，另一方面其他人也会对我的专注投入表示赞同，所以我在人大期间表现很好，现在还是湖北省政府咨询委员，是为数不多的能够连任多届的委员。这些工作我没有把它当作负担，而是当作宝贵的机会，包括其他各种社会活动，除非实在冲突、人难以分身之外我全部亲自参加，因为这对自己、对学校都没有坏处，学校也需要有丰富的社会资源。所以我觉得这些年参加的这些活动对我更多的是帮助，我总觉得这些东西也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我，倒不是说自己的学术观点影响了哪个领导，而是这些兼职、活动给了我学习和扩大信息面的机会，通过参加这些活动得到很多其他人难以得到的东西，这就有利于我的学术科研质量更高一些。总而言之，不能老是关在一个斗室里“躲进小楼成一统”。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而言，社会是一个大的实验室，是真正的大舞台，要走向社会，在这样一个更大的舞台上去实现个人价值。

未竟文学梦 始成财政学家

记者：毫无疑问，扎实的理论功底是推进学术创新的关键。您科研成果背后有着怎样的治学历程？ 就从您少年求学经历谈起吧，也谈谈您为何选择财政学专业。

杨教授：少年求学总体来说就是按部就班读小学、初中再至高中，在初中升高中的1977年刚好遇到改革，即由过去的推荐制改为考试制，如果是推荐还不见得轮到我上高中。因为当时要讲成份、关系这些因素，而1977年我外公还是官僚地主成份尚未平反，所以不是考试的话就不一定轮到我。在高中阶段第一学期就分文理科班，我分到了理科班且对数学和物理兴趣很大，成绩也不错，但是对化学兴趣不大，成绩也一般。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我非常爱好文学，整天就是写小说、写诗，虽然作品寄出去全部都被退回来了，但还是喜欢写。我的作文写得不错，经常被当作范文，这就更加激起我对文学的爱好。这件事后来被文科班的班主任发现，由于她跟我妈妈是小学同学，也一直关心关注我的情况，就找我谈话说：“你这样怎么考大学啊，在理科班整天写小说，干脆转到文科班来算了”，所以我就在离高考只差一学期的时候临时转到了文科班，这之后就面临很大的问题，因为考试的科目不一样，物理化学改成历史地理了，于是我就花了很短的时间首先把历史和地理两本书给背完了，背完了“吃”进去我就开始慢慢消化，最后高考还是历史地理分数比较低，数学、语文、政治分数比较高，但总分还是在全校文科班第一，也大大超过国家重点线。当时我填的高考志愿，第一志愿是北师大，第二志愿当时叫华中师范学院，现在是华中师范大学，而且都填报的是中文系，第三志愿才是现在这个学校，当时叫湖北财经学院。选择财政学专业的原因还是我文科班的班主任做的主。当时我并不知道什么财政学，他就说这个财政学要算账，而我数学比较好，所以就让我填报这个专业。这样看来我有两件事都是这位老师做的主，一是从理科班转到文科班，二是填报财政学专业，这对我求学历程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所以财政学并不是我自己选择的，但是我服从了老师为我做的这一选择，在第一志愿、第二志愿没有录取我的情况下，最终录取到第三志愿，当时对我这样一个农村的小孩来说，只要能录取，哪怕是其他更差的专业我也会去，当时不会想太多，只一心想着迈进大学的门槛。

杨教授：大学最开始我还是做着文学梦，对专业课的学习是应付式的，反正保证各科不低于80 分，但我也不得全优，也没当过三好学生、全优生，总之成绩平平，主要精力还是写小说、写诗外加一个写字，就是如此过了两年。但是到大三发现不对了，寄出去的稿件总是被退回来，我就一把火把所有的稿件全部烧掉了，同时也受到我在湖南医学院读书的表哥的影响，他写信告诉我他考上了研究生，这对我有所触动，于是我就开始准备考研，回到专业上来。专业本来也不是很差，尽管各科成绩并不突出，但我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都是优秀。因为数学基础比较好，在准备考研期间我就主攻两方面：第一是外语，我下了很多功夫，天天晚上背单词，我按照我的一套办法到最后一本八千多个单词的词典我全部背

记者：您刚才说报志愿时根本不知道财政学是什么，那么您最初的财政学根基是怎样垒起来的呢？ 谈谈您大学的治学故事吧。下来；第二就是通读《资本论》原著，我在本科就通读《资本论》并且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虽然不一定全都懂，但是一下子就把我带到另外一个领域。与此同时我看了《马克思传》以及很多伟人的传记，使我产生了浓厚的专业兴趣，并树立起了较高的理想，所以后来就上了研究生，数学成绩很高，英语也很高，当时划线40 分的英语我考了76 分，在六十几人中排名前几，专业课成绩也不错。所以从高考填报志愿到本科期间放弃文学梦的追逐，我觉得在关键时期要不就是别人替我做了选择，要不就是自己果断选择，反正回头看关键时刻的这些抉择都还是正确的。

记者：您说到了选择，选择放弃文学、选择考研对您都意义重大。那么“选择”在您读研以后的治学经历中还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杨教授：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文学梦还是放下了，但是正式开始研习书法。此时不像本科期间那么自由，导师盯得很紧，专业课程紧，更重要的是调查研究多。我会经常跟随我的导师梁尚敏教授到很多省市、工厂等做调研，是非常辛苦的。1984年底在广西呆了一个月，由于当时是冬天，气候不太适应，我就生病了，回来后一检查是肺结核，差不多1985年3月份就开始住院，由于我的情况还好，呈阴性，程度较轻，所以本来要住院三个月，我住了两个月不想住便出院了，接着休学一年回家休息，这样按道理就要推迟一年毕业，但我不想晚一年毕业，所以我在家里说是休息，实际上也在写作。当时在偏僻的农村，在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没有任何资料可查的情况下，我写了将近20 万字寄给导师，但是文章被“枪毙”了，后来我返回学校，导师说已经上报学校我要推迟一年毕业。我不愿意，导师也很了解我，他知道我的功底其实还可以，因为我当时在学校学报上发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他推荐的，他相信我有这个基础，所以他说除非我能够在一个月之内把论文拿出来并且通过答辩，就有按时毕业的可能。于是回到学校的我便放开手脚地写了，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便重新写了一篇文章，是关于预算外资金的问题，这篇文章我已找不到，虽然是不到一个月写成的文章，但现在看来还是有一定预见性的：我当时就提出这样的观点，即预算外资金只是一个过渡形式，随着财政体制等很多关系的理顺，预算外资金迟早要退出历史舞台。答辩时有些委员说我这一观点错误，其认为预算外资金肯定会越来越壮大。当时我坚持自己的观点，导师也同意我的观点，所以最后我顺利通过答辩，并重新调整了向教育部上报的毕业计划，最终研究生按时毕业。

但争取按时毕业的这一选择就扎扎实实决定了我后来的路。如果晚一年毕业，人生的道路可能就是另外一个走法。我是1986年研究生毕业，硕士毕业两年之后评讲师，也就是1988年我当上了讲师。如果晚一年则1987年毕业，我就要到1989年评讲师，可是1989年出现了动乱，整个评职称的工作全部暂停。试想，如果我1988年当不了讲师，1991年我就没办法破格晋升副教授，1995年就没办法破格晋升教授，也就不可能在1997年做博导，一切都会延误，不知道会是怎样的结果。所以这应该又是一种选择，就是自己坚持，冥冥之中就是觉得我应该按时毕业，休学期间我照样在写，照样在做学问，我并没有真的休息。当时我肯定不会想评职称的问题，但我总觉得不让我按时毕业对我是一种不公平，就是这样一个想法坚持下来，再加上遇到了好的老师，后来的一切都顺理成章。所以回头来看我的整个教育过程应该是很系统很完备也很流畅的，而且从整个过程来看，也表现出我是敢于决断的，关键时刻不含糊、不迷糊，选择对于人生来说并非唯一重要的因素，个人出身、努力、禀赋等等都很重要，但是人生经常在十字路口，此时如何选择就很关键，否则一步错步步错，当然选择的前提还是要靠努力做基础。

杨灿明教授向留学生讲授中国书法

记者：研究生毕业后，您又为何选择留校从教？

杨教授：一方面对于留校自己并不反感，觉得高校有其比较干净、清静、神圣和相对自由的一面，是我比较感兴趣且愿意待的地方，同时由于本科和研究生期间的这种训练，自己深受老师影响，愿意再做一名老师把这样一种师者风范传承下去。另一方面本身就是我的导师要求我留校，且留校后一些问题都为我解决，所以留校还是源于自己不反感、不拒绝、不抵触，而且还确实有兴趣。

记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湖北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湖北省宣传文化战线首批“五个一批”人才人选，两次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基金奖励与资助，一次获香港大学毕业同学会奖学金基金资助……作为一个中青年学者获得这些称号、荣誉等实为不易，为后来的青年学者树立了榜样。在您所获得的学术成就中，您个人最珍视的是什么？

杨教授：应该说最在乎的有两个方面，第一就是回过头去看自己发表的文章、出过的书，确实有一些还是有所见解，连自己也乐意回头看，读起来也还算洋洋自得，有种成就感；另外比较满意的就是来自圈里人及周围同事的评价，即对我人品、治学态度、研究风气等给予的肯定，因为如果有很多成果但充满非议，我就觉得倒不如没有，所以我自认为成就感的来源一方面是做人，一方面是做学问。我对青年学者要勉励的也是这两点。

但我还想说的是目前来看还是有很多遗憾，最大的遗憾来自两方面。其一，我本来外语很好，但是长期在国内调研，压力大且任务重，外语便慢慢落下了，特别是口语听力和英文写作本来有很好的基础，但现在在国际交流方面，这些成为我的短板，所以关起门来在国内做学问还可以，到世界舞台上就难以施展拳脚，顶多只能通过团队、通过合作的方式来发挥我的作用，即提供思想、理出思路、划出框架，这方面没问题，在语言方面我就有障碍，重新再去学我又没有时间精力，这是一大遗憾。其二，本来我的数学很好，从高中到本科到硕士一直成绩优异，可是后来也丢了，现在重新捡起来也困难。因为之前写文章不一定要有模型，而现在新的研究思维里的这种研究范式，我也只能通过合作，独立完成也力不从心了，这是第二个遗憾。之所以是遗憾，因为恰好是原本的两个强项，现在都成了短板。“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遗憾总会有，所以当下我会更多地发挥我的强项，即思想性、哲理性这些层面的东西，从抽象思维和思辨能力的角度多贡献自己的力量。

乐享教与学 谦逊书人生

记者：您曾说过把读书、教学、做学问当作一种乐趣、一种人生追求，方可成为 “大师”, 您心目中是否有这样的“大师”榜样激励您成为“大家”、“大师”？

杨教授：从读大学开始我几乎把伟人的传记都读完了，每一个人在当时都给我很大的激励，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鲁迅、郭沫若等都读了，这都是我的榜样。从他们的整个经历来看，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旁人看来感觉这些伟人很苦、很累，但其实他们是乐在其中的，所以我自己也是如此感受，我并不觉得这些年来做学问有多累多苦，现在反过来最苦的问题在于想做学问却时常被打扰、与其他事务有冲突，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做研究，这才是真正的苦恼。习近平同志说领导干部要把学习当作一种乐趣、一种追求、一种生活方式，其实我认为学者就是要把做学问当作一种生活方式，而不能是谋生的手段，这样才能乐在其中不觉得苦。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当然兴趣的产生会有很多必然或偶然的因素，但是一旦有了兴趣，就有了一大半。

草书(书谱)手卷(局部)

记者：谈吐优雅、放敛有度、充满睿智与才华是学生对您的评价。您应该是一位享受教学的人。谈谈您对教学工作的认识吧。

杨教授：对于教学工作，我有这样一种思考。即做学问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手脑并用，自己思考自己写出来，另一种就是把思考的东西讲出来，所以我从来都是把教学过程和科研结合在一起，我不认为教学和科研是分开的。教学过程产生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把过去思考的比较成熟的东西讲出来，这个讲的过程就是一个发表的过程，就是一个体会成就感的过程，就是一个让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让自己的观点得以“卖”出去、实现那种“惊险的跳跃”的过程。因为只有自己的东西给了别人了，就像马克思所说的自己这一劳动才能成为社会劳动，也就是说作为学者其观点有人听，听后有启发、感兴趣，并赞你讲得真好，这便是一种成就感。我还有一点深刻体会就是在教学讲授过程中突然会冒出很多之前没有想过的内容，包括我今天与你的交流很多都是即兴感触，所以后来我跟研究生讲课一定要有录音笔，床头也要有一个笔记本，随时记录下思维的火花、思考的灵感。因此对我来说，教学就是一个把储备在脑中的文件不断联通不断激活的过程，我从来都是这样对待教学，自己不会觉得枯燥，学生更不会觉得枯燥，我觉得讲授的过程是一种享受而不是应付。现在很多老师上课觉得累得不得了，我反而认为应该是快乐地去享受教学，不应该觉得是一种累。

记者：您怎样看待教师这一职业？

杨教授：从我个人经历感受来看，无论从高中还是到大学到读研，遇到好的老师太重要，也正因为如此我现在做了老师以后也要求自己这样对学生，不单是简单地上课，其他的一些事包括其就业、家庭等也要关心。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老师应像其父母辈那样关心关注学生的成长。

记者：您写得一手好字。研习书法练字是一项功夫活，跟学术研究一样，需要钻研，需要心无旁骛，更需要一番苦工。请谈谈您与书法结缘的故事。通过研习书法，您有哪些收获？

杨教授：从小接触的很多身边人都写字。我的家庭出身不好，我的外公当时打成官僚地主，我到他那里去印象最深的便是他整天趴着写申诉材料；文革期间我母亲常用毛笔写大字报作自我批评；我的姨父写得一手好字；家里打个水桶、木盆、扁担等为方便出借后归还，用毛笔在上面写个名字来 “界定产权”；一些红白喜事也都有人写对联。小时候对这些耳濡目染就产生了兴趣。当然我不是搞专业书法的，研习书法对我来说就是陶冶性情，是一种生活的调剂，对做学问没有任何坏处，对身体、对社会交往也更有好处，我就是通过这样一个爱好加强自我修炼，名利之心更加淡泊。

记者：摄影也是您的一大爱好。对您来讲，不仅读了万卷书、行过万里路，您还热爱用镜头捕捉沿途风景。谈谈您的这一爱好吧。

杨教授：摄影是我前几年才有兴趣的，原来没兴趣也买不起好相机，认为就是照相而已，接触很少。偶然的机会看了一些东西，发现很有意思，就对摄影起了兴致，也确实到了爱好这样一个程度。但是因为时间、精力总是有限，每年也难得有机会去搞摄影活动，只有利用出国出差的机会拍摄。所以也谈不上有什么好的作品拿出来，仅仅是爱好而已。

记者：您曾经说过，人生就是在编制一张资产负债表，资产大于负债的是成功的人，资产等于负债的是平庸的人，资产小于负债的是失败的人。当然人生价值也并非单纯以成败定论。您今年五十岁，是知天命的年龄，回头来看，您如何定义您个人的资产负债表？

杨教授：现在资产和负债差不多持平吧，因为我总觉得现在既有一些满意的地方，也有一些遗憾的地方，所以在圈子里影响也还是有限，到五十岁了还谈不上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学术人物，平平庸庸的，当然算资产负债持平了；但也可以说资产略大于负债，因为还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希望今后尽量让自己的价值得到更好地实现，资产、特别是无形资产得到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