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雪

(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尤金·奥尼尔是20世纪美国最杰出的剧作家。以自己的家人为原型，他以“眼泪和鲜血”写成《长日入夜行》，该剧作被奉为“奥尼尔和美国戏剧两方面的最高成就”[1]。评论家们从多角度对该剧进行了分析，美学家从中探察剧中的古希腊悲剧遗风及其对斯特林堡作品的影响;社会学家直击美国的社会问题和大众心理;实证主义者以之佐证奥尼尔的家庭背景与生活经历;心理学家分析四位主人公的性格。这些研究各有千秋，但都未触及作品的深层叙事模式，难以深入悲剧的中心。本文试以A.J.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模式为依据，分析作品的内在结构，解读其中主要语义素间的二元对立关系。

一、《长日入夜行》中的符号矩阵

符号矩阵是法国结构主义大师格雷马斯的符号叙事学理论的核心概念，借用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的矛盾与对立命题，格雷马斯提出了分析作品内在叙事结构的符号矩阵模式。如图:

根据二元义素的逻辑，矩阵中对立的两项呈反义关系，每一项都映射出一个与之相矛盾的新项，两个相矛盾的新项又各自与另一反义项形成预设关系，格雷马斯认为该结构提供了一个恰当的符号模型，可以阐明意义在微观语义域中最初的分解[2]169。图中语义素X是各项存在的基础，决定并评判着其余语义素的性质，处于矩阵的中心。《长日入夜行》中玛丽即语义素X。首先，玛丽始终处于场景的中心，幕起时，“玛丽·蒂龙和她的丈夫”而非“詹姆斯·蒂龙和他的妻子”一同上场;幕落时，玛丽在舞台中央“大声自言自语”，众人坐在舞台周边静静倾听，成为背景，这种设置颠覆了20世纪初美国文坛视女人为男人附庸的书写定势。其次，玛丽控制着情节的走势，父子频起争端，玛丽的只言片语甚至其出场本身便足以平息干戈。再次，玛丽掌握着众人的情绪甚至命运，她的返家使詹姆斯“好像进了天堂”，她的吸毒使艾德蒙顿感“人世间一切都是腐朽堕落的”，从此自暴自弃;杰米亦“寄望于“只要她能戒掉，我也能”;最后，几乎剧中所有蕴涵悲剧意味的话语都出自玛丽，玛丽无疑已成为奥尼尔的代言人，因此本文将玛丽设为语义素X。

格雷马斯认为，人们对对立物的感觉构成了符号指示的基本结构的基础。由于二元对立，“我们感觉到差异，世界因而呈现在我们面前，并为我们的目的而存在”[3]。剧中玛丽与詹姆斯的对立成为产生叙事文本意义的深层结构。表面上的相敬如宾之下是妻子深深的怨愤，“女人要成为好母亲，就必须有自己的家”，提到丈夫出于吝啬，请庸医治病，导致自己染上毒瘾，玛丽心怀刻骨的恨意，“詹姆斯，我们人人都清楚，你为什么喜欢哈代!就因为他要得钱少!他是个不懂医道的白痴!……我恨医生!他们出卖病人的灵魂，而病人却一无所知，等你明白过来的时候，你已经下了十八层地狱！”因此本文将詹姆斯设为语义素反X。

反X詹姆斯映射出一个与其相矛盾的新项——杰米、尤金与艾德蒙，与之呈预设关系。作为二人婚姻的“闯入者”、婚后矛盾情感之见证人、玛丽悲剧的替罪羊(艾德蒙出生使母亲一夕白发并染上毒瘾)与受害者(对母亲的失望使杰米自毁前程)，三人在客观上推动了情节的进程，却无法扭转玛丽命运发展的方向，因此本文将其设为语义素反X。

格雷马斯认为，“感性世界直接呈现在语言形式中，它参与语言的构造，并给语言提供了一个表意的空间”[2]54。蒂龙一家不停搬家，然而36年来，玛丽却始终保存着结婚礼服，礼服承载了其过去、现在乃至将来，具有丰富的隐喻意义，设为非X。至此，剧中的符号矩阵模式为:

由此可见，玛丽与詹姆斯呈直接对立关系，构成文本的基本矛盾;反映这一矛盾的核心因素和焦点是结婚礼服;三个儿子则是激化矛盾的因素。以中轴线为界，四个主要语义素分处于两个对立的世界。玛丽与礼服在A世界中构成矛盾统一体，与蒂龙呈直接对立关系，与儿子们成间接对立关系。父子虽对玛丽持不同态度，却同属B世界，在本质上相统一。玛丽的悲剧源于语义素X的本体性矛盾与A、B世界间的对立。

二、玛丽——语义素X

格雷马斯认为，“投射在我们眼前的视象世界并不是一个形式一致的银屏，它更像犬牙交错，甚至是重重叠叠的多层能指”[2]50，换言之，格雷马斯将人看作世界上的某种形象，又把人当作一种复合的机制加以检查，这个具有能动性的机制集合了各种必要条件以生产能指的示别性间隔，意义便自这些间隔中涌现[2]61。玛丽是一个典型的多层能指，“玛丽·蒂龙，54岁，有雪白的头发和苍白的面容，有时甚至会变成一个愤世嫉俗，忧心忡忡，满腹牢骚的老妇人”[4]192，可谓韶华已逝，然而人们却常“从她脸上忽然看到少女时代的那个姑娘，带着迷人的羞涩，这并非已经死去的幻影，而是活生生的她”。意义便涌现于这种青春与老朽的“间隔”中。

为了达到对多层能指的最充分解读，格雷马斯将神话当作参考的叙述单位，“不能排除任何对上下文的参照，并且不得不使用神话等非文本信息，少了它们我们无法建立叙述同位”[2]193。对玛丽的解读必须参照西方的神话象征体系。一方面，玛丽“崇拜她父亲，永远忘不了他”，在当时男性中心权利话语既定的美国社会，父亲等同于上帝;玛丽“在一个体面的家庭长大，在中西部最好的修道院里受过教育……父亲惯坏了我，我要求的一切事情他都愿意帮我办到”[4]188，玛丽无忧无虑，对父亲充满爱与敬仰，宛如夏娃徜徉于伊甸园中，其自我得到最完美的发展;终有一日，夏娃被禁果诱惑，“第二年春天，发生了一件事……我爱上了詹姆斯·蒂龙，那段时日，我是多么快乐啊”;夏娃身负原罪，玛丽“老觉着自己有罪”[4]174;夏娃受罚“受怀孕的苦楚，分娩时的阵痛，依恋她的丈夫，受他的辖制”，玛丽随詹姆斯流浪迁徙，生下三个孩子，健康受损;夏娃念念不忘重返伊甸，玛丽沉浸于向家人甚至女仆讲述过去之事;夏娃流落人间，玛丽婚后与“父亲的家”失去联系，这一极端的情境转化为玛丽的形象蒙上了浓郁的“失乐园”色彩。

另一方面，格雷马斯认为“能指的物质实体是一个凭借，它帮助我们感知意义，这种感知给物质实体赋予信息，在逻辑上早于被认出的间距。能指的形式——曾被我们理智地摆在能指和非意义层面上的关于表意之条件的问题，在意义涌现的心脏部位又冒了出来”[2]6。因此读者往往可以凭借主人公名字窥探其命运，正如命运女神常通过命名定下人类的命运。玛丽的名字源出圣母，注定将抛弃自我，成为自制、谦和、温驯、慈爱的妻子与母亲——她爱儿子，脸上时时泛起“母爱的微笑”;她尤爱丈夫，跟着他“坐没有卧铺的火车，住下等旅馆的肮脏房间，吃糟糕的伙食，在旅馆生孩子”，而不发怨言;丈夫诉说孤单的信使她立刻丢下儿子去陪他，导致小尤金夭折;她发誓不再生孩子，丈夫的要求又使她轻易破誓。“很久以前，我发现我不再是我自己灵魂的主人了”[4]179，玛丽的本真性存在被深深掩盖，偶然的几次展现均在丈夫的提醒、儿子的呼唤、对圣母的畏惧中寂灭。

至此，语义素X是一个双层能指，是圣母与夏娃形象的重叠，玛丽亚式的超我受到丈夫、儿子、圣母的认可与支持，而夏娃式的自我则被逐入潜意识领域，以联想、独白等形式存在。“主体在对丧失自己统一性的无知中，终生背负着由夺取自己权利的人烙上的烙印，但被侵害权利的人的愤怒不会消失”[5]。于是玛丽总觉得“我知道我丢了一件东西，只要我能找到”[4]254，她五次去找眼镜的举动显示了追寻自我的迫切。这种执着成就了永远年轻的玛丽，也造成了她的悲剧，通过语义素X与其它语义素的相互作用，玛丽的悲剧扩展成为家庭的悲剧。

三、语义素间的关系

结婚礼服(非X)与玛丽(X)共存于A世界，呈预设关系，并在更高层次上达成统一。身穿结婚礼服的女子处于待嫁女与他人妇间的临界点，这种双重性隐喻了玛丽自我的分裂，这种分裂导致主体精神紧张，“一阵突如其来的紧张携住了她，她心里展开了一阵殊死的斗争”[4]141。礼服由玛丽亲自收起，寓示玛丽自我的失去源于自发的疏离，“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既像是被迫做的，又像是你自愿做的，而你也就永远失去了你那个真正的自我”，凯瑟琳“真心喜欢女主人”，却被玛丽称为“笨蛋”，并多次“冷漠”地打断她的话;玛丽希望“有个女朋友跟我聊聊天，不谈正经的，只是东拉西扯说说笑笑，把一切烦恼全忘掉，除了笨蛋凯瑟琳，什么人都行!”，然而，当布丽奇大婶来找她时，她却“想骂她，觉得简直没办法脱身”;玛丽对此亦有所觉察，“他们总是对我很好……但同他们在一起，我总觉得不舒服，你一心想摆脱他们……他们走了，你才高兴哩”[4]180。礼服被“用绵纸包起放在阁楼一只旧皮箱里，连玛丽本人也记不清楚了，”隐喻玛丽狭小寂寞的处境及对自我的不确定。可见，礼服寄托了玛丽的情感，凸显了玛丽的隐象欲望与矛盾存在，与玛丽互为指涉。

玛丽(X)与B世界呈对立关系。根据女性主义者维吉尼亚·伍尔夫的论断，自己的房间代表女性的自我，玛丽数次提到蒂龙与杰米打呼噜“像雾笛，吵得她无法入睡”，提出“我但愿能有个地方，能让我去躲上一天，哪怕是半天”[4]138，众人却拒绝了她的要求，且反对她独处，“你们一天到晚盯着我”[4]113，进一步挤压了玛丽的生存空间，“使她心神不安”，玛丽对B世界的交流以失败告终。这固然是为了防止她吸毒，但更深层的原因是詹姆斯对“丈夫和妻子应该在一起”的固执，因此悲剧早已发生在36年前那个“堕落”的时刻。

玛丽(X)与詹姆斯(反X)间的对立尤为尖锐。玛丽念念不忘于做钢琴家与做修女这两个愿望，詹姆斯却表示讽刺，“弹钢琴喽，当钢琴家喽，这都是那些修女奉承她……她有点淘气，爱买弄风情，天生不适合做修女”;詹姆斯对玛丽的家庭亦颇有微词，“她那个了不起的家庭其实很平常。他父亲并不是她所吹嘘的那样伟大，他也有他的弱点”。在奥尼尔的笔下，美好而不切实际的幻想往往成为主人公生命的支柱，通过否定玛丽的回忆，詹姆斯否定了她的自我。

主体似已无路可走，绝望赋予她勇气与力量，“将来总有一天，我将重新成为我灵魂的主人……我必将听到自己痛苦的呐喊，同时我必将放声大笑，因为我必定又由我自己主宰，我又成为我自己的我”[4]179，她选择了吸毒，“我非用那种药(毒品)不可，别的药都止不住我的痛——所有的疼痛……她的神态不时出现一种不可思议的欢乐和无拘无束的青年人气息。好像她在精神上已经不知不觉地获得了解放，又变成了那个天真无邪，幸福愉快，爱说爱笑的女学生……脸上显得异常的年轻，纯真，她大声地自言自语，嘴唇上泛起羞涩而信赖的微笑。”玛丽的自我复活并夺回了统治权，无视丈夫与儿子的呼唤，“一刹那，艾德蒙似乎惊醒了她。她战栗着，表情显得很惊恐。她心慌意乱地叫了一声，好像对自己下命令似的，‘不!’立即又飘走了……现在我觉得心也不慌了”[4]149。但这只是暂时的安宁，剧末，玛丽“脸色渐渐不平静了，不错，我想起来了，我爱上了詹姆斯·蒂龙。”玛丽的社会性正在苏醒，悲剧永无止境。

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模式关注文本的基本语义素，对其进行二元对立分析，对考察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关系及其背后的深层内涵具有重大意义。《长日入夜行》中的四个语义素中，玛丽(X)与詹姆斯(反X)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是故事的基本线索，与詹姆斯的婚姻导致了玛丽自我的迷失。结婚礼服(非X)是玛丽矛盾性存在与自我疏离的象征体，三个儿子(反X)则导致了矛盾的激化。语义素X内部的矛盾、各义素间的二元对立、两个义素群间的对立表现了主体在坚守与迷失之间的激烈挣扎，构成了文本悲剧性的根源。

[1]于乐庆.梅洛迪的意识流动——读《诗人的气质》[G]∥廖可兑，编.尤金·奥尼尔戏剧研究论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200-207.

[2]格雷马斯.论意义——符号学论文集[M].吴泓缈，冯学俊，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3]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M].蒋梓骅，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88.

[4]尤金·奥尼尔.漫长的旅程[M].欧阳基，蒋嘉，蒋虹丁，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5]福原泰平.拉康:镜像阶段[M].王小峰，李濯凡，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