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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当代定位

2012-12-23甘永宗

党史文苑 2012年5期
关键词:本质马克思现实

甘永宗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徐州 221008)

人的自由全面展是马克思主义人学关于人的存在和发展的科学诉求,是在不断变更的社会关系中人的发展的最高形态,是从哲学上对人的发展所做的最高层次的思考。但当代人的发展处于“对物的依赖”状态,人的实践活动还表现为异己的力量存在,还不能完全支配自己的行动。这一状况构成了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基础和背景。立足现实、尊重客观,将人的发展的科学诉求转化为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并确立好人的发展终极目标的现实定位,从而处理好人在发展问题上的目标性与过程性的矛盾,这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同时对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强调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精神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定位论题的提出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未来社会将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这一体现马克思主义人学最高命题的人的发展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人学视阈中经历了从抽象的人本主义发展观到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观的过程,这一过程使人的发展理论实现了从思辨走向科学,从偶然走向必然。然而,唯物史观的科学性需要建立在对必然的认识和把握,通过必然实现自由。换言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是人对未来社会发展的理性价值诉求,它的实现需经历科学向实践的转化,而实践水平和实践能力的高低既反映了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程度,也决定了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当代定位。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人本主义发展观向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观的转变。长期以来,人们对青年马克思人本主义思想对人学的关照缺乏足够的认识:要么将人的发展问题当成无需论证、不言自明而无视这一研究;要么认为人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而忽视这一研究;要么是马克思早期“人本主义”历史观的有待“发展性”的“缺陷”而回避这一研究。其实,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经历了从唯心史观到唯物史观的发展。相应地,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也经历了从人本主义自由发展到唯物史观自由发展。早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它既是对资本主义所有制基础上的雇佣劳动的批判,也是对将人从动物世界分离出来的体现人之为人的类本质的尊重,主张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劳动。换言之,人在本质上是自由全面发展的,但在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下,人的类本质异化了,人失去了类本质,进而变得不自由和片面化。人要重新回归自身的类本质,实现自由全面发展,就应消除异化。共产主义社会是消灭异化劳动,实现人对自我本质回归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在此,马克思以人本主义发展观为指导,从人的“类本质”与人的“现实存在”即类本质异化的矛盾出发来说明人的现实发展,这一人本主义分析范式无疑为人的发展提供了愿景。但这一愿景回避甚而否定人的感性世界的实践活动对人的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而使人的发展仅停留在思辨层面。

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马克思从人们的现实的、感性的、实践的生活世界出发来理解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历史的产物,是彻底消灭私有制和不合理的社会分工,进而消除异化劳动的产物。人们在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存在着私有制和不合理的社会分工,人们不能自由全面发展自己,只能以异化的形式片面发展自己。人们只有通过感性的、现实的生产实践活动彻底消灭了私有制和不合理的社会分工从而消灭个别利益和公共利益分裂时,才能自由全面地发展自己。值得一提的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是要绝对消灭社会分工,只是要消灭不合理分工。这种不合理的分工是自发形成并违背人的意愿,使部分人可以侵占他人的利益,甚至使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相冲突。在这种分工下,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是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至于如何消灭异己的不合理分工,从而消除个人力量因不合理分工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马克思主义认为,不能靠从头脑中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并形成合理分工的办法来消灭。而这又有赖于群体力量。“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1]P82当然,人在资本主义异化形式的片面发展并非完全对立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它是人的发展不可逾越的特殊发展阶段,并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理论形态向实践形态转化。马克思主义人学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人的价值诉求,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实践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2]P67这种区别于动物的生产实践活动就是人的类本质,实践的生成性决定了人本质的生成性,而“人的现实存在不过是人的本质的感性形式的现实表现”。因此,人的存在也是生成性的。人的存在并非静态意义上的可触摸性,而是人类本质的现实表现和反映,是人感性地、现实地和实践性地表征和促进自身生成性过程;这种“感性实践活动”是人之自然属性发挥功效的支撑人的生存之基,是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生活方式。就如同动物之于寻觅食物的活动。因而这种“感性实践活动”成为人的根本存在方式。由于人的实践水平和实践能力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人不能“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这种“绝对运动”既表征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促成人之生成,也反映了人对自身本质的不断占有,并随着实践活动的深入,逐步从偶然的个性体现向自由全面发展迈进。马克思曾将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形态给予了人学关照,提出了“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发展形态。变革现实人在发展过程中“物的依赖关系”的实践活动,一方面要求每一个现实的人摆脱各种内在的和外在的限制,从而在社会关系、能力、素质与个性等方面获得普遍提高与协调发展;另一方面现实的人在实践中不断提高社会化程度,人在占有自己类本质的同时不断丰富和展示人的社会本质。这样,人以一种全面的方面“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在生产实践基础上“把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使人的活动成为人之发展的本源性力量,进而实现对自身本质的全面占有。这一过程的完成是人的发展的终极目标,终极目标的实现又必须立足于现实的实践。那么,终极目标反映在现有实践能力的社会发展阶段应如何落实,其首要问题就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当代定位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定位的基本原则

人们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产生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认识。其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性。因为从逻辑上看,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认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科学性。其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虚幻性。因为任何科学的理论都从实践中得来并通过实践检验,而实践中“人的依赖性”和“物的依赖性”现实存在并将长期存在,导致人们产生理想化情节,认为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是推理的设想,是‘乌托邦’式的虚幻的理想,有空想的成分而无现实意义”。如果坚持了自由全面发展就会把马克思的这一学说 “引向理想主义、抽象化、神秘化”,就会把这一学说变成“一个想实现而又永远实现不了的目标”。这两种说法当然是错误的,其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形成的理论根源和科学根据,更不可能理解“现实的人”的感性的、现实的实践活动对于人的发展的价值,因而两种结论都是虚幻的、“乌托邦”式的幻想。尽管如此,这两种认识也给我们提出了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强调的一个核心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主张,人的存在方式在于人的感性的、现实的实践,人的生成、发展和完善归根到底在于人的实践活动的发展和完善。这决定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立足于当前“现实的人”的现实的感性的实践活动,即坚持现实性原则。

人存在的现实性。坚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一方面必须考虑社会的现实发展要求和趋势,另一方面要考虑人的现实生存境遇。坚持现实性原则的深层依据就在于人的现实性和社会性。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们往往对人作自然化、抽象化的理解,使人成为抽象的人,使人的全面发展也变成空想。在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中,“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3]P66这个前提既不是黑格尔的“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也不是费尔巴哈的“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是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即物质生活条件制约的人。这种人属于一定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是与现实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矛盾运动交融在一起,是具体的、经验的人。马克思主义人学突破了抽象的思维方式而从实践出发去理解人,人就是人的感性活动,人就是现实的人。人存在的现实性依据还在于人的社会性。人的实践活动是以社会中许多个人之间的相互协作与合作为基础的社会性的活动,它需要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借助于社会这一寓所和活动空间得以展开和发展。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指出:“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4]P344这种社会性的联系和关系构成了将不同的人、政党和社会关系区别开来的人的社会本质。这样,这里的“人”具有双重内涵,既以“现实”的形式与“抽象”相对立,又以“集合”的形式与“孤立”相对立,从而使这一理论的人本原则与西方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人文主义的抽象的“以人为本”相区别。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不是谈现实的人而是谈抽象的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会把青年引入歧途。 ”[5]P41

人发展的现实性。在马克思那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表现为未来社会的理想状态,即“未来人应当怎样存在”。这种“虚拟”存在能否变成现实存在关键在于是否有转变的动力,而动力又来自于特殊主体的特殊需要。就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言,一方面人具有追求自我完善的内在需求,一方面社会发展客观上要求人的各种才能和素养在自由环境中得到展示。这一动力使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理论上实现了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协调统一,是马克思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对人的发展研究而得出的科学结论。作为科学理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是未来社会发展的终极性目标,通过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阶段性目标反映出来。即将这种科学化的价值诉求从“未来人应当怎样存在”转化为“现实的人应当做什么”,并通过社会发展逐步提高转化的层次和目标。正如马克思所言,“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6]P73固然,共产主义社会是对“未来人应当怎样存在”的科学规划,但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7]P87与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相一致,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是立足现实,消灭和改变“现实的人”因物质资料的占有差异而导致依赖性存在,消除人的生产、交往实践活动成为人的异己的力量的现象,从而增强人在发展进程中的自由性和全面性,使人从偶然的个性发展走向全面自由发展,从而更加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在全面发展的状态下,人所感受到的是幸福和愉悦,是自我价值和尊严的实现和确立。[8]P214—215这样,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之生成、人之解放等就在现实中实现超越和完善。

三、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当代定位

马克思将不断变更的社会关系中的人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 “人对人的依赖性”,表现为依附于特定的群体或集团,如臣仆对封建主的依赖、农奴对地主的依赖;第二阶段是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个体获得了比 “人对人的依赖关系”时代更大的独立性和个性自由,但人与人之间复杂的人伦关系简约化为物的关系,并导致人在发展和社会关系上的片面性,即异化;第三阶段是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从这一发展过程看,人的发展主要体现为人的主体性发展,这种主体性经历了一个由弱到强,由局部人的主体性到多数人的主体性,由 “偶然的个性”到 “真实的个性”的过程。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发展状态表现为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摆脱了 “人的依赖性”,但尚未达到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状态。这一发展状态决定了人的主体性发展是人的发展的当代内涵,也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当代定位。

人的主体性是指人在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对象性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自主性是人的主体性的核心,是主体地位的确证;能动性是人的主体性最基本的内涵,是主体性的集中表现;创造性是主体自觉能动性的最高表现。当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反映出来,成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当代主体性定位的根源。在人类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今天,市场经济主流体制的形成,标志着人的发展处于由“人的依赖关系”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转变,并逐步取代前者成为人发展的主要态势。但人的独立个性意识还不很普遍,主体能力普遍不强,主体人格还没有普遍形成,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还没有充分展示。完善这些反映“对物的依赖关系”的人的发展阶段的因素在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的最终实现还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人的主体性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来培养和形成。同时,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等体现人的主体性因素的生成和发展须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要求主导下进行,自觉尊重人的类本质和社会本质,遵循人的发展规律,通过“物的依赖关系”阶段的主体性的培养和发展,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当前, “物的依赖关系”对人的发展意义在今天表现出了两种趋势:一是用人的世界的贬值换取物的世界的增值,甚至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发展为代价换取物质财富的增长;二是在支持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努力摆脱 “物”对 “人”的支配和控制,在 “物”的世界增长的同时实现 “人”的世界的发展。 “对物的依赖关系”的发展势态与其说是两种发展趋势,还不如说是处于 “对物的依赖关系”阶段内共时态存在的两个阶段,即前者有待于发展为后者,后者是前者发展的现实目标,最终实现本阶段人的发展目标,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定位的人的主体性的完善。

目前,我国处于现代化转型时期,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都由传统向现代转化,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加速了这一转化进程,使我国社会发展形态和人的发展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态势。一方面,传统经历数千年的反映“人的依赖关系”的自然经济发展及其影响还残存于世,这种经济形态下的人屈从于自然和土地的支配,个人束缚在家庭血缘关系中,没有独立地位和人格,缺乏人的主体性。另一方面,从“睁眼看世界”到今天,我国经历“九死一生”的现代化探索后,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开始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这种转变肇始于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经济的确立。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效率经济,要求一种自主的、能动的和创造性的独立人格,要求在对“物”的世界的追求过程中,提高个人的独立意识,发展人的主体性。但市场经济本身对“人”的要求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其最终目的是获得物质利益,人的能力的发展,不过是为获取物质利益服务的手段。因而,市场经济通过“物”牢牢地控制着人,人们的活动不是一种真正自主的活动,他们的活动及其产物对他们来说仍然是一种异己的力量。对我国而言,当前人的发展趋势主要由“人对人的依赖性”走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个人的独立形态”,“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发展正在越来越多地代替和消灭着“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发展,并且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值得突出强调的是,在“物的依赖关系”时期的人的两种发展态势在我国亦共时态存在。但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总体上不允许物的世界的增值以人的世界的贬值为代价,更不允许以从根本上牺牲大多数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去寻求物质财富的增长。对物的依赖仍然存在,但整个社会正逐渐摆脱“物”对“人”的支配和控制。 “受‘物’的控制,‘物’统治‘人’的原则无论在整个社会的生产、消费和发展方面,还是在经济、社会、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及发展中,都受到相当大的限制。”[9]当前,我国提出了“以人为本”理念,以科学发展观促进和谐社会发展,表明我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自觉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行动导向,并且通过和谐社会的构建实现人的主体性生成。○

[1][2][3][4][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扈中平.教育目的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9]宋萌荣.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分析与现实趋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选择[D].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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