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寿平

(广西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一、前言

要素转移推动着产业结构演进，进而影响生产率的增长(干春晖，2009)，［1］而结构变化与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用“结构红利假说”加以说明(吕铁，2002)。［2］“结构红利假说”是基于要素流动而形成结构变化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即投入要素从生产率低增长行业向生产率高增长行业流动时会促进总生产率增长(Peneder，2002)。针对这一假说，国内学者进行大量的实证研究，但是研究主要集中于结构变化的较高层次，绝大多数研究集中于制造业、三次产业、农业和非农业的结构变化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郑玉歆和罗斯基(1993)对中国1980－1990年的制造业结构变动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结构变动对生产率具有积极作用，而吕铁(2002)［2］对中国1980－1997年中国制造业中劳动要素流动所带来的生产率增长效应并不大。干春晖(2009)［1］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演进与生产率增长效应分时间段进行了分析，得出劳动力和资本对生产率的贡献存在阶段性特征，并且只有劳动力满足“结构红利假说”。郭克莎(1993)、胡永泰(1998)、蔡昉和王德文(1999)对中国的农业和非农业、三次产业之间要素流动的生产率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结构变动中的生产率增长效应显著。于此，也有学者将其扩张到别的行业或部门对假说进行进一步的检验，杨勇(2009)［3］对中国省域旅游产业结构变动和劳动生产率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旅游产业结构的变动对我国各省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同时，李静文和乔小燕(2010)［4］在此基础上将其资本生产率增长效应纳入到分析框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