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医药科学》记者 费 菲

河北省滦县人民医院肾内科 冯绍明

说一千，道一万，不如一个病例让人铭刻在心。

谌贻璞教育后辈的方式简单明了：到临床上去摸爬滚打。

他说：我的要求可以说是“苛刻”的，但非如此不可，这是他们必经的锻炼。我愿意当人梯，年轻人踏着我的肩膀赶快上去。

2004年，西藏自治区第二人民医院送唐卡纪念

再过几天，谌贻璞将迎来他从医的第50个年头。他笑呵呵地告诉记者，想和一群过去共事多年的老大夫们共同庆祝这个日子。

50年前，谌贻璞还是一个刚从北京医科大学毕业，风华正茂的年轻医学生，分在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内科工作。1969年，响应毛泽东主席“6·26指示”，谌贻璞和几名同事离开北京，来到甘肃省白银一个工厂卫生所工作。通过9年艰苦的基层全科医生的历练，谌贻璞积累了全面的临床技能，同时也不忘创造条件，“变无为有”：自己找试剂给患者做化验，请师傅制作器械为患者拔牙，捡废砖头盖房扩大诊疗室……一点一点地使当地的医疗卫生水平得到改观。

然而，追求医学前沿进步的使命始终呼唤着他。1978年，38岁的谌贻璞考回了北京医科大学，成为“中国肾脏病学鼻祖”王叔咸教授的研究生。从此，他踏上了肾病研究的道路，并在这一领域获得了极高评价。他曾任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肾脏内科医师分会副会长、亚太地区肾脏病学会理事；北京市医学会常务理事、肾脏病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市医师协会副会长、常务理事、肾脏病医师分会会长及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时还曾任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委员，及国内外十余家医学杂志的编委、副主编、主编或名誉主编。

那群为理想而燃烧的人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人才流动应该更加开放，既可以满足工作需要，也能让人才更好地发挥作用，人才自身也要善于发现和把握新的机遇。”谌贻璞说。

2010年，谌贻璞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三次“人才流动”，10名医护人员跟随谌贻璞来到了北京安贞医院，从零开始搭建肾内科，他怀揣的就是“干一番事业”的理想和激情。新团队中，人才梯队的搭配经过了他的精心布置：主任医师、主治医师、住院医师、副主任技师、护士长兼具；其中有4名博士、2名硕士，4人有国外留学经历，是名副其实的“优质团队”。

然而，万事开头难。由于医院新门诊楼尚未建成，肾内科的10名工作人员，只能挤在两间十几平方米的工作室里，门诊诊室、办公室、简易化验室、病理阅片室及资料室“一室多用”。医院一时腾不出病房，肾内科就先向其他医院借病床，大家克服困难在两边医院跑，挥汗如雨、毫无怨言地工作。因为他们相信：跟随导师谌贻璞，不但能得到专业上的悉心指导，还能得到精神上的鼓励和感染，值得！

作为学科带头人，谌贻璞几十年埋头钻研专业，热心救治病人，淡泊名利。从医50年，他从未收过病人一个红包。他的学生、安贞医院肾内科主任程虹也继承了他的传统，正直而清廉。几十年来，他总是设身处地为病人选择获益最大、费用低廉的治疗方案；在两种疗效相差无几的药物可选的情况下，下级医生为病人开了贵一点的药物，他便不留情面地直言不讳：你知道这两个药相差多少钱？为什么不给病人用便宜的药？“正因为谌老师身体力行，让我们感到物质上虽不富足，但我们无愧于心。”他的学生、主治医生王国勤说。

临床水平，也是决定因素

“我的团队最可爱之处，是他们很勤奋，专业上要求进步，而不是像有的医生，整天琢磨要拿几个红包、多少回扣。”谌贻璞说。

对科里的大夫，谌贻璞“出了名”地严格要求，但他一直以身作则，这些严格的信条就不知不觉化为了大夫们心中的理念。70多岁的他，仍坚持每天早上8点到岗，6点半至7点下班，晚饭后研读最新医学资料到午夜12点，这样的作息时间，是年轻人都难以做到的，谌贻璞却一直坚持了下来。他希望能把后辈医生早日培养出来，使他们都能“个顶个”，独当一面。他深深地感悟到，在如今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循证医学的大样本临床随机试验不断推出，不断更新的指南和共识都在催促自己，作为学术带头人，必须活到老、学到老，才能带领团队冲在国内学术和临床的“第一前线”。

采访中，谌贻璞教授还表达了对我国医生培养方式过于注重科研论文、影响临床训练的忧心。他告诉记者，对于医生的职业生涯而言，住院医生阶段的摸爬滚打至关重要，任何专家都是从“年轻小医生”开始积累临床经验的。但现在从住院医生阶段开始，就有各种SCI论文要求的指针催赶着医生们，使他们无法沉下心去追求临床进步。导致在最初几年的临床诊断上感到十分吃力。

“现在科室里的年轻人科研能力很强，有4个人获得了6项国家青年自然基金、卫生部重点基金等。我们这些老医生辛苦一点，在一线认真地带教，加强临床能力的培养；过几年有了临床经验，再加上科研的基础，他们才会有一个非常光明的未来。”谌贻璞说。

基本功，是医生的NO.1

怎么当好医生？谌贻璞说，对病人有真正的同情心是第一位的。医生要设身处地地为病人着想，“门诊工作很繁忙，但我还是希望在解决病人痛苦的同时，也让他愉快。”

◎视触叩听，基本功不可丢

“目前青年医生对基本功的训练重视不够，对临床诊断的视、触、叩、听等查体技术不过关。我们这一代医生经过了上级医生长时间的严格训练，他们则缺了这一课。”谌贻璞告诉记者，“三严三基”指的是“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谨的作风”和“基本理论”、“基本操作”、“基本技能”。“三基”和“三严”是相辅相成的，缺乏“三严”， “三基”也难以做到。他恳切地说，医生这一职业更重要的是跟人打交道，因而要跟病人和家属保持良好的沟通。

讲到这里，谌贻璞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视触叩听物理诊断基本功的重要性。当年他在甘肃白银工厂卫生所工作时，一天，有个工人来看病，谌贻璞用视触叩听检查后，诊断他有胸水，让他到白银区医院照X线确认。病人到白银区医院放射科做透视检查，却诊断未见胸水。病人回到卫生所后，谌贻璞再次给他体检，仍然认定病人有胸水，于是当场给病人做胸腔穿刺，抽取了胸水送化验，结果确诊为结核性胸膜炎。

有人说，现在的医生好当，靠看先进仪器的结论就下诊断开药方，很少考虑仪器的先进性和局限性、特异性和可靠性。谌贻璞说，肾内科医生拿到化验单要作综合分析，病人有浮肿，尿蛋白多，血液里的蛋白就会少，如果哪一项不符合，化验结果就有问题，不能轻易地放过去，要与化验室联系重做标本化验。

谌贻璞说，时至今日，有不少例子可以证明查体的重要性。两个月前，一位患有急性肾脏衰竭的50多岁的病人，住进了安贞医院肾内科病房。这位患者年轻时患过结核性胸膜炎，不久前在东北某基层医院做了超声检查，医生诊断她胸水复发，未做更多的检查，就让她服用抗结核药利福平，结果出现了急性肾衰竭的症状。转到安贞医院后，经谌贻璞检查，证实是利福平过敏导致肾功能衰竭。谌贻璞带着学生给她做“视触叩听”检查，并没有胸水征象。考虑到仪器可以作为参考，于是安排病人在安贞医院再做一次超声检查，证实这名患者确实无胸水。

讲到这个例子，谌贻璞强调：“医生不重视查体，是非常危险的。万一放射室发错了单、化验室发错了单，医生如果不思考，就有可能下错误的诊断。临床大夫一定要有综合思维能力，不能本末倒置，被仪器检查结果牵着鼻子走。”最终，那名患者经明确诊断后，停掉了过敏药，做血液透析，并辅助激素治疗，从而恢复了健康。

◎去探索显微镜下的世界

一个个游动的“线状”微生物，似“小蝌蚪”般在细胞和液体中活跃地颤动——这是高倍镜下肉眼所见的一名血尿患者的尿样。这名患者十几年前就出现了血尿，跑了无数医院却查不出病因，不时发作的血尿就像一颗“定时炸弹”，让他心惊肉跳。

按照谌贻璞的“严格”要求，科里的大夫都必须给主管的病人做显微镜镜检。患者入院的第一天傍晚，通过显微镜，这名患者的主治大夫王国勤发现了这些“诡异”的不明物，并马上拦住了正打算下班的谌贻璞，向他请教。“这像是寄生虫，不是细胞。”谌贻璞告诉王国勤，并嘱咐她第二天把标本录像送到北京友谊医院鉴别。在友谊医院的热带病研究所，王国勤得知，这是钩端螺旋体病，一种具有传染性全国每年发现不到20例，十分罕见。第三天，患者被转到地坛医院。王国勤告诉记者，如果当时这个尿样送到检验科，仪器检测结果只会指出尿里有红细胞，而查不出寄生虫。由此，王国勤强烈感受到了练好基本功的重要性，体会到了谌贻璞反复强调的“当肾内科大夫身上不能没有尿骚味”的意义。

为病人尽责是医生的本分

“医生为了让病人康复，一定要千方百计、想尽办法。”谌贻璞经常这样教育后辈。王国勤讲述了一个让她记忆深刻的病例。一位已确诊患抗磷脂抗体综合征（APS）的中年妇女，后由于出现了严重低血钾，辗转多家医院查不出病因。通过详细检查后，谌贻璞认为，低血钾很可能由慢性肾小管间质疾病引起，此病要确诊就必须做肾穿刺病理检查。可是抗磷脂抗体综合征已造成病人多处血栓，医生一直在给她服用抗凝药华法令，而服抗凝药是肾穿刺的禁忌证。怎么办？谌老师在查房时坦率地说，做为肾内科医师，他对抗磷脂抗体综合征缺乏经验，但我们一定要为这位病人能做肾穿刺想办法。他带领我们阅读文献，向风湿病科专家请教，终于找到了暂停华法林口服，用低分子肝素注射过渡的方法，成功地为病人做了肾穿刺。经检查，明确了病人的低血钾原因，确实是慢性肾小管间质肾病，为她制定了治疗方案。经过治疗，病人的情况稳定了。

肾内科的另一位主治医师芮宏亮告诉记者，在门诊给谌老师当助手时，一名姓丁的病人前来求诊，他有肾盂积水的症状，通过超声检查并亲自与超声科医生沟通后，谌老师考虑该病人患了特发性腹膜后纤维化，由其压迫输尿管导致肾盂积水。特发性腹膜后纤维化及肾盂积水都不是肾内科的病，但谌老师并没有简单地推掉病人。他给病人进一步作了CT检查，并请老同学北大医院CT室的权威专家帮助看片，并查阅了大量文献，终于把这位病人的疾病查清，制定了治疗方案。病人为他的高尚医德感动得留下了眼泪。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谌贻璞始终认为，医生的本分是尽最大努力救治病人。这朴素而闪烁着动人火花的话语和他每一个至真的关怀和帮助，激励感动着他身边的每一个人……

心肾综合征的预警和干预：下一个机遇

来到安贞医院后，谌贻璞想到，必须寻找新的学科发展方向，搭建新的学科“舞台”。谌贻璞根据安贞医院病人群体的特点，进行了深入调查和分析。

安贞医院是国内最著名的心血管疾病医院之一，拥有大量的心血管内、外科病人。每年进行心外科手术7000多例，冠状动脉造影16000多例，还有大量急性心力衰竭及心肌梗死病人，所以由这些手术、造影或心血管疾病引起的急性肾损害，远比其他医院常见。通过调研，一个学科未来的新“舞台”已清楚呈现在谌贻璞的眼前，那就是应该把心肾疾病的联系，即心肾综合征，尤其是各种心血管疾病所致肾损害的诊治作为今后的研究重点，减少它们的发生和危害。

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谌贻璞和肾内科主任程虹带领团队一起为此努力，为这个新“舞台”打下了良好基础。目前，他们已获得北京市科研项目、卫生部重点研究项目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项，并参加了国家“十二五”攻关。他们带领的5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已完成了5个心血管疾病所致急性肾损害的评分预警系统，这些成果已在全国心血管病学术会议、国内及国际肾脏病学术会议上做了口头或书面交流，谌贻璞与程虹也被邀请在会上开设了讲座，他们介绍的研究内容得到了国内同行的高度评价，被认为具有很大的应用价值和优势。下一步他们准备利用这些评分预警系统，对筛查出来的高危病人进行早期干预治疗，以切实减少急性肾损害的发生和危害。谌贻璞说：“把研究成果应用到临床实践中去，提高诊疗水平，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他们的努力也得到了安贞医院领导的关注和支持，给肾内科专门分配了一套研究室，可以进行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病理和免疫病理研究；同时将在老门诊楼改建后给肾内科配套安排40～60张床位。“到今年年底，我们医教研工作框架的搭建将初步完成，通过基础与临床相结合的研究，我们将把研究成果转化为临床应用，一步步实现我们的梦想。”谌贻璞兴奋地告诉记者。

链接1： 人物对话：及时转舵 勇攀高峰成高峰

《中国医药科学》：如果概括您几十年的从医历程，您会用哪几个关键词？

谌贻璞：我习惯于用研究的疾病领域来划分。第一阶段：北大医院——肾小球疾病

1978年，我跟随王叔咸教授研究肾小球疾病，当时北大医院研究肾小球疾病代表国内最高水平，我由此获得了很多得天独厚的条件。经历动荡年月后的上个世纪80年代初，作为国内最早恢复肾穿刺的北大医院，在广泛开展肾穿刺活检病理及免疫病理检查的基础上，我和同事们在国内率先系统地总结了多种肾小球疾病的临床诊断和治疗，大幅提高了国内相关诊疗水平。1985年，我通过了国家出国留学考试，飞赴美国华盛顿大学，师从William G.Couser教授，从事当时在我国仍为空白的肾脏细胞生物学研究。1987年回国后，我在国内率先成功培养出肾小球细胞，并第一个用肾小球细胞进行肾炎炎症介质的细胞生物学研究，将我国肾脏病研究带进细胞水平这个全新的领域。1992年，我被评为卫生系统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成为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科副主任，兼任北京医科大学肾脏病研究所副所长。

第二阶段：中日友好医院：马兜铃酸肾病为代表的肾小管间质疾病

1998年我调入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被任命为肾病中心及大内科主任。一个科室和学科的发展重担压在了肩上，我进行了分析，当时国内研究肾小球疾病的著名单位已有数家，这一领域中日友好医院很难成为“领头羊”。那么，应该从哪个方向带领科室往前走？这就需要另辟蹊径，创出新的特色。

根据分析结果，我们决定以当时我国刚认识不久的马兜铃酸肾病为突破口，重点主攻肾小管间质疾病。从1999年起，我们先后获得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卫生部重点项目及中医药管理局重大项目，对马兜铃酸肾病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先后在国内外医学杂志发表了30余篇论文，成为国内领先进行马兜铃酸肾病研究的重要单位之一，推动了我国肾小管间质疾病研究工作的进展。

第三阶段：北京安贞医院：心肾综合征

2010年，我们团队来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创建肾内科。正如前叙，我们已把心肾综合征，尤其是各种心血管疾病导致的肾损害作为了我们的新研究方向，而且我们已开始了一步步跋涉攀登。我深信在全国著名心血管医院——安贞医院这个大平台上，我们一定能再圆一个自己的“梦”。

链接2：进修医生眼中的谌贻璞

记得第一次随谌贻璞教授出专家门诊，谌贻璞教授的门外一早便排起了一列长龙，慕名前来就诊的人络绎不绝，有的不得不加号排队到中午。室内，穿着一袭白大褂、面容慈祥、精神矍铄的谌教授，一边认真地作诊断，还不时回答陪同坐诊的进修医师提出的各种专业问题，用通俗简洁的语言讲解病情、传授医术，医患、医生之间交流十分融洽。恩师严谨求实、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深深感染了我，使我受益终身。若干年后，我应邀参加谌教授的肾病医学研讨，老教授一下就叫出了我的名字，我当时真是感慨万千。年近四十的我，早已不为人世沧桑所动，不知为何，竟有哭的冲动。幸运如我，曾有机会得到谌教授的指导，从医路上有了一盏明灯，一个标杆，照亮和指引着我一路向前。